“闪婚闪离”:农村青年婚姻变革的社会基础及趋势——基于赣南Y村个案调查

一向重视婚姻家庭的赣南客家宗族性村落近十年来出现大量"闪婚"家庭。打工经济和村落惯习的互动共同形成"闪婚"的社会基础,"闪婚"重效率不重感情的市场逻辑难以保证婚姻幸福,从而导致"闪离"家庭的出现。"闪婚闪离"表现出婚姻观念自主开放、婚姻仪式简化、个人权利意识增强离婚增多、彩礼飞涨代际剥削越来越严重等现象,表明迈向核心家庭化和私人化的农村青年婚姻变革的某种趋势。     

功能性家庭秩序：“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代际干预及其内在张力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急剧转型的双重影响下，“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成为浙北地区农村家庭满足功能性需求的主要策略。“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不仅解决了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危机与宗祧延续问题，也为多子女家庭维持社会关系提供了可能。然而，“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形成过程凸显出了较强的代际干预特征，即老年人通过代际权力安排着年轻夫妻的家庭生产关系与生活关系，形成了功能性家庭秩序。同时，老年人也试图通过资源传递形成代际关系的“施受平衡”,进而维持功能性家庭秩序。可是，在功能性家庭秩序的形成与维持过程中，以理性分工和功能组合为基础的“两边开门”婚姻模式，却蕴含着家庭关系的内在紧张。     

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村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

随着打工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农村婚姻市场形成和自由恋爱逐步兴起,由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向子女自主选择的“婚恋”模式变迁。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对婚姻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农民的婚姻责任发生了代际重塑,表现为子代在婚姻市场中负责恋爱找对象,父代承担婚姻消费支出。从“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与光棍形成机制,可建构出农村的三种光棍类型。在紧张的婚姻形势下,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农民的家庭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小农家计模式难以应对婚姻的竞争性消费,倒逼农民主动进入务工市场;父代通过抬高婚姻支付来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农民生育观念随着婚姻压力增大而改变。     

“无媒不婚”：家庭策略下的农村打工青年婚配模式研究

以“媒人”在整个婚配过程中的工作流程,即搜集信息—传递信息—见证婚姻的过程为切入点,考察了豫北农村打工青年的婚配模式及其特征。研究发现,打工青年的婚配模式具有传统的“形式”,即“无媒不婚”的特征,但这种婚配模式却拥有新的“内容”,即它是在男性打工青年遭遇择偶困境的情况下,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家庭动员多方面资源做出的策略性反应的结果,其逻辑无关乎个人自主性增减的问题,而在于村庄社会结构变迁与家庭及其成员策略性应对之间的交互影响。由此回应了青年婚姻研究中的“浪漫革命”命题,同时也加深了对中国人家庭性质的理解。     

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华北农村彩礼习俗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华北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变色的嫁衣: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农村彩礼习俗的性质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豫东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合理退药”给大处方上了“紧箍咒”

《北京娱乐信报》10月18日有消息说，在江西安义农村，青年男女以签订协议方式迅速确定恋爱、婚约关系，并在男方交纳数万元“婚约保证金”后一同外出务工、非婚同居。但是，“闪婚”过后，一系列社会问题随之而来，而其中由“婚约保证金”引发的纠纷案频发现象更发人深思。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

利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探索性地识别出两类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即政策文化制约模式和社会与资本阻碍模式。研究发现：(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必要条件,但是人力资本在是否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的多样化组态,即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建议探索构建“政、社、民”多元联动扶贫机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阻断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引导农村家庭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中部地区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嬗变分析——基于“60后”与“90后”女性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与城市化进程推进的过程中,乡城流动促使农村女性获得从农村地区流入城市的机会,加之教育水平提高,女性独立意识逐步觉醒。在农村男性婚姻挤压与高额婚姻替代成本压力下,“60后”与“90后”农村女性代际关系重塑。“90后”农村女性与“60后”农村女性相比,称谓由从家庭系统出发向个体化转移,角色权力从“婆强媳弱”向“婆弱媳强”逆转,家庭事务从“无权参与”向“事事知晓”转变,家务分配从“家务全包”向“家务解脱”变化,生育自主权逐渐增强。洞悉两代中国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变化,结合家庭资源理论分析由传统乡村社会的男权主导向夫妻平权制方向发展的原因。     

分家、代际互动与农村家庭再生产——以鲁西北农村为例

鲁西北农村分家与代际互动形态对既有家庭再生产理论形成冲击。伴随家产的累积与流动,家庭的“分—继—合”体系发生重组,进一步呈现出虚“分”、弱“继”、实“合”的特点。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家庭发展压力,母家庭成为子代核心家庭应对生活压力时的转嫁对象,代际互动过程中的家不仅没有裂分,反而紧密地粘连在一起。现代农村家庭结构趋于代际合作的实质,是分家后围绕家庭再生产所形成的亲子两代核心家庭之间家庭资源的整合利用。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并非意味着家的整体性的退场,中国的现代家庭依然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面向。     

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差异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政策路径,将家庭笼统地视为同质化的整体去看待,重点讨论的是家庭发展能力的政府责任,忽视了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社会基础。通过将费孝通提出的父代对子代的抚育责任,进一步细化为基础养育责任、教育责任、婚姻责任与隔代抚养责任四个主要方面,研究发现教育、婚姻与隔代抚养构成的代际责任的教育、婚姻与隔代扶养三个维度在全国不同农村呈现区域差异分化。而在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逐渐形成后,代际责任的教育、婚姻与隔代抚养三个维度构成的代际支持力度与代际合力强弱,将会进一步影响年轻子代在参与全国性市场竞争中的家庭发展能力。依据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三个维度的强弱分布,子代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整体竞争力排序由高到低大致为:东部村庄、中部村庄、北方村庄、南方村庄和西南村庄。研究提出的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将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启发与参考。     

农村代际关系情感化 ——基于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社会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逐渐呈现情感化趋势.通过对城郊农村代际关系进行田野考察,在三代视域中分析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及其互动逻辑.结果表明:城郊农村子代与父代的关系表现为交往型代际关系,即以"资源投入-情感反馈"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并具有子代依附性、代际互动日常性与互惠性、价值整合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打工经济的兴起、计划生育后家庭结构少子化趋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城郊家庭"一城一乡"居住格局,共同构成交往型代际关系的社会基础.在交往型代际关系中,父代与子代形成多元互动策略,通过教养分离、亲密关系建构和互动均衡维持家庭代际关系的总体平衡.交往型代际关系是父代与子代共同调整的结果,具有高度情感性特征,有利于子代发展和家庭关系和谐.基于此,建议重新审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平衡过程,以此理解社会转型中的家庭变迁.     

代际责任视角下农村早婚形成机制及脆弱性研究——基于黔东农村的田野调查

我国主流婚姻模式虽然已转型为晚婚,但是在部分农村地区仍然持续存在早婚现象。基于黔东农村的实证研究发现,父代的低度代际责任是当地农村青年早婚不断涌现的主要原因,它在婚恋方式、生育观念和婚姻决策等方面都影响着早婚的产生。养育责任中的底线逻辑导致家庭规训的缺位,从而助长了青年自由恋爱的过早发生。教育责任中顺其自然的观念延缓了生育观念的现代转型,早孕倒逼结婚成为地方性知识。婚姻责任中的有限资源支持削弱了父代对子代婚姻的经济宰制,进一步强化婚姻决策的自主性。值得警惕的是,由于缺乏联结家庭生活的强整合与牢固的家庭情感,大部分早婚家庭难以长久维持下去,最后往往以成婚不成家而宣告结束。     

“自主型”代际关系与农村养老秩序——基于川西平原S村的实地调研

调查发现,"自主型"代际关系逐渐成为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新动态,其主要特征为代际之间财产分配自主化、伦理责任低度化及情感高度关联化。自主型代际关系形成的结构性诱因是婚姻模式的情感化、村庄竞争的弱化以及相对健全的养老保障政策。其最直接的社会效应表现为代际之间在物质上既脱离剥削而情感上又温情脉脉,代际在"抚养—赡养"的关系中具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而非明确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由此,农村秩序化自我养老模式得以形塑。     

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研究 ——基于武陵山片区Z村的实地调查

武陵山片区Z村的实地调研表明,在未知期限的中国城镇化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的“流动”与“留守”将持续非良性地代际循环：青壮年农民在城与乡之间流动,老人和孩子“留守”农村;孩子长大后继续外出打工,而曾经的青壮年则变成老人回到农村;“留守-流动-留守”是每个农民的生命轨迹,且一代代农民重复着相同的生命轨迹。在推力与拉力的作用下青壮年农民“必须”外出打工、农民工“无法”留在城市、老人和孩子“不得不”留守农村,而世代的“必须”“无法”“不得不”直接决定了农民“流动”与“留守”的代际循环。这种代际循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只有统筹城乡发展、健全社会保障政策、完善社会流动机制,才能使农民摆脱非良性代际循环、安居乐业、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整合性溢出：老年人自养秩序的一种解释——基于豫、鄂、湘三省的田野调查

当前,农村老年人自我养老已经成为普遍事实。基于四代家庭结构,构建“整合性溢出”的分析框架,试图分析农村初代老年人自养秩序的形成机制。农村家庭面临的发展压力,是初代老年人与新三代家庭分隔的外在驱力。“新三代家庭”内部进行了资源、伦理和情感的三重整合,强化了其内在整合动力和代际间的下行支持力度;而初代老年人因有基础性收入保障和村庄熟人社会基础,降低了对子代家庭的代际反馈要求。在新三代家庭整合、初代溢出的双重作用下,农村养老反哺模式难以维系,初代老年人从农村家庭中“整合性溢出”,自养秩序得以生成。     

农村彩礼变动的两重分析:婚配性别比结构与代际责任

城乡之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打破了农村传统通婚圈,农民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完成婚配。部分地区女性外流,出现婚配性别比结构失衡,形成本地婚姻竞争,并推动彩礼标准提高。婚姻压力是彩礼变动的外部条件,代际责任是彩礼支付的内在基础,彩礼变动是外部婚姻形势变化与家庭伦理共同作用的后果。不同地区婚配性别比结构不同,且代际责任存在差异,造成了不同农村地区的彩礼差异现象。彩礼变动可从婚配性别比结构和代际责任两个维度解释。     

代际差异: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与调适

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农村家庭从传统简单再生产进入现代复杂再生产,农民家庭代际差异显现。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以来的经济生产变革促成家庭的个体本位。然而,中国农民家庭代际差异表现出的父子代际生活模式不同,实质上区别于西方家庭的独立化趋向,具有“分”与“合”的双重面向,表现为代际间分“工”合作、“分”中有“合”、形“分”实“合”的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促成家庭资源优化、权力结构重塑和价值观念再造。中国家庭代际差异凝合家庭现代化转型策略的同时也蕴藏着潜在风险。基于此,在家庭现代转型和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张力下,中国家庭代际差异重新组织了家庭生活实践制度,弹性的家庭代际差异制度使农民在城乡社会流动中具有充足韧性和保障。     

谁更会给老年父母人经济支持？

[内容]文章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农村部分)》数据,对同一家庭不同子女的具体代际经济支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家庭养老仍然有着广泛的基础,子女代际经济支持比例和数量存在子女性别、子女排行、子女婚姻、子女受教育程度、子女的居住方式、子女的迁移距离和子女的经济状况的显著差异,女儿和儿子在代际经济支持上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老年父母个体因素、子女具体状况和代际关系都对代际经济支持有显著影响。     

农村“天价娶妻”现象解读--基于冀南H村的田野调查

由于农村适婚青年男多女少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天价娶妻”现象在多地农村频发。对冀南农村的实证调查发现：农村富裕家庭和儿子自身条件不足的家庭率先推出婚姻支付的“体面标准”,是婚姻支付暴涨的源头;媒人职业化、消费主义文化在农村婚嫁实践中的渗透,是婚姻支付暴涨的助推力;女方家庭的居奇心理、攀比心理、转嫁心理,是婚姻支付暴涨的强心剂。“天价娶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要求的“乡风文明”背道而驰,各地政府特别是农村管理机构应当对此进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