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参与的障碍 及其解决:以云南为例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文章以云南省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为例,通过2009年7—8月间对昆明市、瑞丽市以及个旧市的实地调研发现,非政府组织在内部治理、社会企业模式、伞状网络、志愿者动员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宝贵经验,但也存在非政府组织分布地域不均衡、资源浪费、很难获取合法身份等问题。为此,迫切需要政府采用多种措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首先鼓励本土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利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信息和技术优势,进一步让非政府组织地域分布合理化;其次,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资源支持,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其可持续发展;再次,通过枢纽型非政府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联席会议制度的方式让已登记注册以及无法或不愿意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建立公平的资源竞争和共享机制。总之,通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方能有效遏制艾滋病的蔓延,进而推动社会建设的发展。     

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模式研究

通过对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工作者的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发现,目前我国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模式并不完善。虽然从表面上看,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意愿很强,工作效果也得到肯定,但实质上其工作内容还非常有限,有待非政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以期完善其工作模式。     

非政府组织治理结构分析——以辽宁省为例

现代社会呈现出比以往社会更加明显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只有优化治理结构,加强能力建设,非政府组织才能有效地服务社会、参与治理.对此,可以通过分类示范、强化公共责任、全过程评估与监督、实施保障与激励等方法,切实解决非政府组织在组织定位、产权结构、运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非政府组织发展中的困境与对策——以西安慧灵智障人士工作站为例

非政府组织在当今社会治理结构中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虽然其在社区模式的发展和社会知名度上都有了明显的效果,但在资金、人力以及公信力方面仍面临很大困难,本文以西安慧灵智障人士服务工作站为例,分析了其发展中的困境,并且介绍了其克服困难的做法。最后得出慧灵模式对于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有益启示。     

信任型社会资本对社会组织发展影响机制研究

信任型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础资源。然而,传统观念和“管控”机制的影响,社会组织内部监管体系不完善,公众对社会组织公信力下降等,严重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构建信任型社会资本发展机制,要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完善内部各种制度,加强公众、媒体等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提升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力,由“管控式”行政管理转向治理、服务和利导,为增加社会组织信任型社会资本的拥有量提供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社会环境。     

论非政府组织建设与公民社会的发展

加快非政府组织的建设,可以增加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换力度,增进社会容忍,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发展非政府组织的重大意义,力求形成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伙伴关系,增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优势,拓宽非政府组织的协调沟通机制,促进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发展问题研究——以内蒙古昭乌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为例

本文以内蒙古昭乌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为例,探讨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的发展前景及相关问题,提出了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今后发展中的对策,旨在为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与对策探究--以辽宁省为例

在社会多元化背景下,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和作用逐渐被承认,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造成了冲击和挑战。社会管理体制和技术的创新,允许辽宁省非政府组织通过提供综合志愿服务、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参与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和加快基层民主进程,补充政府能力和资源的不足,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果。为了确保辽宁省非政府组织继续健康发展,并积极地服务社会、参与治理,需从社会治理的制度支持和非政府组织的主体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加强建设。     

非政府组织与社会服务——以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为例(20世纪80年代至今)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秉承“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密切关注社会需求,适时提供多种社会服务,妇女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成为它的帮助对象,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虚拟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作用、影响及应对

信息时代下的人类社会,已经嬗变为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并存的二重化社会结构。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将虚拟社会作为其发展壮大的组织载体,在促进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提高政府网络危机化解的有效性、增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覆盖的全面性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它也对虚拟社会的管理形成了影响与冲击,成为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应当从基于社会治理的视角进行思考,通过管理制度的创新与供给、正确处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加强虚拟社交领域的管理、营造高质量的网络文化生态环境等途径加以应对,最终促使非政府组织真正在虚拟社会中体现出它的社会效益。     

青少年艾滋病的抗感机制研究

当前,社会对青少年艾滋病的关注度很高。但是,青少年是一个多元化群体,不少青少年表现出了对艾滋病病毒的抗感特征,探索青少年面对艾滋病病毒时具备的抗感特质意义重大。借鉴生物免疫理论,基于对16名青少年的深度访谈,结果发现：青少年艾滋病抗感机制分为免疫监视、免疫预警、免疫激发、免疫效应、免疫增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既包括心理层面变化,也包括行为方式改变,而且均有其所处阶段的抗感因素和核心动力。当前,在协助青少年积极防范和正确面对艾滋病风险的过程中,要充分运用社会治理、自我关注、赋权增能、危机应对、主体塑造等社会工作免疫技术,不断激发青少年的抗感机制。     

艾滋病传播方式及对策--以云南为例

作为我国最早发现HIV/AIDS集中感染人群的地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云南省HIV/AIDS感染人数显著上升,并一直居全国的首位,对全国的疫情变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分析云南省HIV/AIDS传播扩散的模式,分析各种传播途径的相互作用机制,对于系统把握云南省艾滋病传播扩散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应的预防控制对策,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社会网络与选任机制:以J 市个案调查为例

魏昂德指出了中国干部选任的两种机制:合法性机制和效率机制。文章强调了两种机制之外的关系机制以及机制之间的关系。干部选任制度有刚性的一面,也存在弹性的空间,这构成非正式制度运作的基础。关系机制透过正式制度对干部选任发生了更大的影响。     

加强我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能力建设的思考

随着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重要性的凸显,我国也积极努力地尝试建立国家综合协调的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体系。能力建设是督导与评估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本文围绕督导与评估能力建设的概念和目标,提出加强能力建设的建议和方向。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期、深水期、攻艰期和风险期。各种产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甚至危机,特别是对于文化产业这样的创意产业和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如何界定、识别、评估文化产业发展风险不仅是确保我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     

论中国民间借贷发展的机理与治理——基于温州案例的分析

以研究民间借贷制度的内生性、有效性和局限性为基础,以温州为案例,合理剖析我国民间借贷产生的客观原因。必须从完善法律法规、建立民间借贷监测分析机制、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强金融生态建设等方面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市场规范运作。     

新发展格局下的内陆开放——以贵州为例

与沿海地区相比,内陆地区在面向国际的开放合作中通常处于不利地位,需要依托周边重要伙伴、以高质量制度型开放促进开放合作.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注重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以贵州为典型代表的内陆地区在新发展格局下更应坚持国内国际二重开放、以国内区际开放合作为主,在开放合作中促进高质量发展.     

艾滋病传播社会治理研究——基于贵州省铜仁市的调查

以问卷调查数据和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描述铜仁市万山区艾滋病疫情现状与特点,深入分析感染原因,提出治理对策。研究表明,单亲家庭与同性恋正相关;男性单亲家庭、农村单亲家庭与性病感染显著正相关;采供血、男男性行为与艾滋病感染正相关。万山区矿产经济特点和社会变迁滋生多元性艾滋病疫情。共用针具吸毒、异性性行为、男男性行为、采供血感染相互交织。遏制艾滋病传播,需要树立主体化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机制,促进多元主体积极互动,改善治理对象生存环境,最终形成"善治"的社会状态。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高校社会捐赠研究

高校接受社会捐赠是高等教育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现象,把社会资本引入到高校社会捐赠中,重视和利用积极的高校社会资本将促进高校社会捐赠的巩固和发展。以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为切入点,分析社会资本与高校社会捐赠的关系,得出其在促进高校社会捐赠中的积极效用,同时也指出基于社会资本的当前高校社会捐赠面临的主要困境:社会信任危机的出现、缺乏科学的规范、传统慈善理念的禁锢以及对高校社会捐赠的关系网络重视不够,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应对策,从提高高校信任度、规范高校捐赠机制和促进高校捐赠网络建设等三方面入手推进高校社会捐赠的发展。     

论生物安全法的风险防控机制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生物安全法的风险防控机制旨在平衡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生态环境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之间的内在张力,体现并遵循生物安全法的价值理念。风险防控机制由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三方面组成,其有效运行需以科学判断的风险评估为前提,适度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手段,实现风险管理的最优化路径选择,并突破单向度的路径依赖,以实现全面的风险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