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阿缟之衣”和“越葛钱绢”

“阿缟之衣”,语出李斯《谏逐客书》。前后文是:“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对“阿缟之衣”,一般是这样注释的: “阿缟:东阿县(现在山东省阿县境)出产的绸子。”(《古代散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把“阿”解释为。东阿”,其根据,大约是《史记·李斯列传》裴骃《集解》:“徐广曰:‘齐之东阿县,缯帛所出。’”然而,徐广、裴骃的解释是错误的。王念孙对此曾经作过认真的考证。王念孙在《广雅疏证·释器》“婀缟致(素勺),练也。”条下说:“婀……字通作阿。《列子·周穆王篇》及《淮南子·修务训》并云:‘衣阿锡曳齐纨。’高诱注云:‘阿,细縠;锡,细布。’《汉书·司马相如传》:‘被阿锡揄紵缟。’张(按:指张揖)注云:‘阿,细缯;锡,细布。’《史记·李斯列传》:‘阿缟之衣锦绣之饰。’徐广《音义》云:‘齐之东阿县,缯帛所出。’案:徐说失之,阿缟皆细缯之名,非以其出自东阿而谓之阿缟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未脱“不”字考——兼论《论语》中“患得之”的义训

《论语·阳货》“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中未脱“不”字,通过对《论语》中出现的所有“患”字用法的分析可知,此处的“患得之”意为“以能否得到为患”。     

“相国”、“丞相”官称考

自《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的观点出现后,引出了古往今来关于春秋战国“相国”“丞相”官称的许多不同看法:如《汉官仪》说“相国、丞相皆六国时官”;《通典》说“始皇始置相国”;《历代职官表》说“相国在丞相之上”,等等。安作璋、熊铁基先生新著《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1月版),一反上述传统说法,认为:“所有记载中的‘相国’二字,都可以作这样     

楚人事秦与秦朝统一

在春秋战国时代，“楚材秦用”是当时一个突出的历史文化现象。据马非百在《秦始皇帝传》中所附《秦丞相年表》，从秦武王初置丞相到秦始是时代，秦国共有左右丞相21人，而任秦相的楚人竟然占有三分之一。可以说，没有楚人事案的贡献，就没有秦国吞灭六国的迅速胜利，也没有秦王朝一统天下的文化面貌。入秦为相而史籍中传记甚详的楚人，有甘茂、魏冉和李斯。一泰国正式设置丞相之官，是在秦武王二年（前309）。其时武王任命的左右两丞相，一位是秦惠文工的异母弟、秦武王的叔父樗里疾，另一位就是楚人甘茂。甘茂，楚国下蔡（今安徽凤台）布…     

释“以妥以侑”

“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传》曰:“妥,安坐也;侑,劝也”。案享、祀、妥、侑四字并列,俱应为祭名,妥字不应别为安坐之义。妥当读如堕,为堕之借字。《仪礼·有司徹》注“不绥祭”,释文曰“绥本作隋”。《仪礼·士虞礼》“不绥祭”,注曰“绥当为堕”。绥从妥得声,堕从隋得声,其字俱得通用。堕为祭名。《仪礼·士虞礼》“祝命佐食堕祭”,注曰:“下祭曰堕,堕之犹言堕下也。《周礼》曰既祭则藏其堕,谓此也。今文堕为绥,《特牲》、《少牢》或为羞,失古正矣。齐鲁之间谓祭为堕。”《仪礼·少牢馈食礼》:“兼与黍以授尸,尸受同祭”,注曰:“黍稷之祭为堕祭”。《周礼·小祝》:“大祭祀,逆(齐皿)盛,送逆尸,沃尸盥,赞隋,赞徹,赞奠”,注曰“隋,尸之祭也也”。《周礼·守祧》:“既祭,则藏其隋”,注曰:“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属,藏之以依神”。据上所述,则助祭者以肺、脊、黍、稷等祭品授神尸,神尸以之祭,祭毕则藏其祭品以依神,如此祭祀仪式总名曰堕。     

“秦代文学”漫议

同几位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朋友谈起“秦代文学”,大家都有几分感慨。秦代前后十五年,民歌肯定是有的,但早已为历史所泯没。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引晋人杨泉《物理论》所载秦时民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真实地反映了秦时徭役之重,确是当时人民的血泪控诉;但这样整齐的五言诗,恐怕已不是原来的面貌,而是后人加工改定的作品,因为按五言诗发展的历史规律考查,秦代不可能出现这样完整的五言句式。至于文人的创作,堪称为“文学”的,亦甚为寥寥。秦始皇使秦博士作《仙真人诗》,传令乐人歌弦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名家类注云,当时有位秦博士黄疵,曾写过“歌诗”;又《诗赋略》录《秦时杂赋》九篇。这些作品都未能流传下来,但估计不会有多大文学价值。还有一篇李斯的《谏逐客书》,虽然严格地说算不得文学,但因为这封给秦王政的信写得别俱一格,排比铺陈,扬厉恢奇,读起来音节铿锵,琅琅上口,总算是跟文学沾了边的好文章,因此,写或讲文学史的人,都拿它来充当“秦代文学”一节的主要内客。不过,静言思之也有问题,因为这封信写于公元前二三七年,离秦始皇统一中国尚有十六年之遥,纯然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放在“秦代文学”中来讲,实属不伦。再就是那几篇刻石文(主要是李斯写的),原本     

秦始皇“厚今薄古”吗?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政治机构的设置问题,在大臣中曾发生过争论,先是王绾、后由淳于越等人建议秦始皇采用分封制,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而丞相李斯,却力主设郡县。他说:“三代之事何足法。”并给淳于越等人扣上了“不师今而学古,惑乱黔首”的帽子。 很明显,所谓“不师今而学古”,是针对淳于越等人提出的分封制来说的,此外就不再包含别的什么意思。可是,后人不察,由于秦始皇听信了李断的话,分天下为36邯,其后又为防止儒生“以古非今”而实行李斯建议的“焚书坑儒”政策,于是就称秦始皇“厚今薄古”。     

《三国志》标点商榷一则

由中华书局校点出版之《三国志·蜀书·邓芝传》云:芝使吴,孙权与诸葛亮书曰“丁玄掞张,阴化不尽;和合二国,唯有邓芝”。按:丁厷、阴化皆人名。裴松之注“丁玄掞张”云:“孙权盖谓丁厷之言多浮艳也”。丁厷为人名无疑,于是标点者乃于“丁厷”二字侧标以人名符号,“阴化”二字侧则无。疑标点者于“阴化不尽”句,未得其解。其实,阴化亦人名。《蜀书·蒋琬传》云:建兴元年,“丞相亮开府,辟琬为东曹掾。举茂才,琬固让刘邕、阴化、庞延、廖淳”可证。丁厷、阴化盖皆蜀臣,曾早于邓芝先后出使东吴者。审权语,于蜀使中特赏识邓芝。“丁厷掞张,阴化不尽”云者,盖谓丁厷言多浮艳,失之夸;阴化言有不尽,失之蓄,惟邓芝诚(?)可取也。以今日言之,则孙权以为丁厷夸夸其谈,华而不实;阴化小心翼翼,欲言又止,惟邓芝开诚布公,直言无隐也。今按《邓芝传》云,芝使吴与权语,权谓芝曰“君之诚(?),乃当尔邪!”即是其证。     

释“不愤不启”

<正> 关于《论语·述而》篇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段话,后汉的郑玄旧解说:“孔子与人言,必待其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朱熹《集注》也遵从郑义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义。”)郑氏所谓“口悱悱”和训“复”为“重复教之”,都是不确切的。“愤”、“悱”二字,双声,涵义是基本相同的。《文选》成公绥《啸赋》:“舒蓄思之悱愤兮,奋久结之缠绵。”李善注引《字书》:“悱,心诵也。”王臣注:“悱愤,心忧也。”二字都从“心”,都是心的动态,不应当说是“口悱悱”。实际说来,成氏赋这两句     

“虎”称“大虫”的原因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修订本)585页说:“除了避讳之外,其他的忌讳,也可能引起事物名称的改变。古人忌虎,所以称‘虎’为‘大虫’”。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我们不妨先从“大虫”一词的来源说起:在上古的时候,“虫”字曾经一度扩大到动物的总称。《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虫,兽身蛇首,名曰琴虫。”《庄子·应帝王》:“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吕氏春秋·本(?)》:“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大戴礼·曾子天圆》:“毛虫之精者曰鳞;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论衡·自纪篇》:“人亦虫物,生死一时。”人们最初对“虎”的认识并不一致,《战国策·秦策》:“虎者,戾虫”。《论衡·遭虎篇》:“夫虎,毛虫”。可见是从不同的角度定性的。     

“嫂叔无服”新论

<正> 在先秦时代的伦理道德中,“男女有别”是一条重要原则,而对嫂叔关系防范尤严。在丧服制度中就规定有“嫂叔之无服”(《礼记·檀弓》)。“嫂叔无服”就是“嫂”对丈夫的兄弟们不服丧服,“叔”对兄弟们的妻子也不服丧服。《礼记·檀弓》疏引何平叔云:“夫男女相为服,不有骨肉之亲,则有尊卑之异也;嫂叔亲非骨肉,不异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推使无服也。”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说:“夫外亲之爨犹服,而独兄弟之不为制服者,以其分亲而年相亚,故圣人嫌之,嫌之故远之,而大为之坊。”他说尚多,恕不备举。     

“苏摸棱”与“两脚狐”

唐朝武则天当权时,有位宰相叫苏味道,精通保官秘诀,遇事不点头、不摇头,从来不明确表态,曾经对人说:“处事不宜明白,但摸棱两端可矣。”因此当时人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苏摸棱”。 还有一个宰相叫杨再思,阿谀有方,拍马有术,“人主所不喜,毁之;所善,誉之。”武则天有个男宠叫张昌宗,排行第六,人称六郎,权势很大。     

评“吊”议“哀”剖“诔”

“禽兽患死,而不知哀死;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周易外传》）。“人知哀死”,这才有了哀祭文学的滔滔大观。它或为诗,或为文,或为联语;以文而论,又有诗、碑、哀辞、吊文、祝文、祭文等多种。本文通过对哀祭文学的请名称的咬“文”嚼“字”,循名责实地去考察一下涵化于其中的中国人的一些文化心理。评“吊”吊文较早的意思是吊丧。《庄子·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由此上溯,吊还是一种“问终”之礼。《说文解字》上说：“弓（吊）,问终也。从人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人持弓,会驱禽也。“这便道出了远古葬时的…     

论“周南”和“召南”

一《周南》和《召南》的命名在《诗经》十五国风中,只有《周南》和《召南》的命名历来颇有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南”字的理解各有不同,其影响较大的有五种意见。 (一)南化说。《毛诗·关睢序》说:“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郑玄《诗谱》说:“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陆德明的《毛诗音义》也说:“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等,均从此说。 (二)南音说。《吕氏春秋·音初篇》说:“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此说到了宋代颇为流行,王     

曹魏“亩收租四升”辨误

历来的研究者讲到曹魏时期租调制度时、大都以为当时的田租征收额是“亩收租四升”。其依据主要是《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所载曹操租调令:“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欲望百姓亲附,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其实这“亩收租四升”的记载是不确切的。     

望江西圩的修治及其管理

西圩位于安徽望江县东北约23公里处，是我国开发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圩田之一。它的兴废，关乎国计民生。“家住望江，命在西圩”①之谣遗，即其重要性的真实反映。长期以来，西圩不断修治，并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这套制度在中国圩田史上也十分典型，至今仍有借鉴的价值。西圩创于何时、何人，明以前史书未见记载。至明万历二十二年，龙号甲《望江县志·塘圩》载：“世传李丞相筑”。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孙吴时屯皖四，得谷数万余外，即此圩也”。张楷《康熙安庆府志·地理志》也有类似的记载。力于甲所说李丞相…     

试析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谜与朝鲜儒士的解读

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将邓光荐《文丞相传》的叙述,删节编改,生造出文天祥“黄冠归故乡”之说,弄清其史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朝鲜正祖御撰《宋史筌》,因惩处洪启禧,而摒弃其《文山先生详传》中的说法,沿袭《宋史》之说,致使朝鲜儒士多不质疑“黄冠故乡”说,而是给予各种解读,诸如为宋复仇说、效仿微子与箕子之“教化说”“时义说”等,丰富了对“黄冠故乡”之理解,也有助于深入探讨文天祥之生死观。文天祥的忠诚节义精神,契合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政治文化,因而他成为朝鲜儒林关注的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简论鐘嵘《诗品》的“直寻”与“滋味”说

钟嵘(公元468—约518年)的名著《诗品》是一部专论五言诗的书,起于汉、魏,迄于梁,是我国“诗话”的开山之作。该书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上,有不少新的观点,特别是它所提出的“直寻”和“滋味”的精辟见解,有必要加以阐述。一、“直寻”就是要求诗歌反映现实关于文学创作的源泉,在荀子诸人的著作中虽已有所论及,但或失之简略,或不够全面,例如荀子的《礼记·乐记》所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毛诗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     

“数理批评”与《娇娜》考论(下)——一个初创理论的简说与新证

“文学数理批评”简称“数理批评”,是指就文学作品的“物之难”求其“数之理”的研究,由笔者于2002年前后提出,至今在各类文学研究中都已有所应用。学者称之为“最富创造性,堪称独步的研究”;“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理论”,乃百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少有的“中国制造”。本文简介其说,并以《聊斋志异·娇娜》之“数理批评”为例,作深入探讨。考论《娇娜》“倚数”编撰之种种表现,认为《娇娜》以“求友”—“得腻友”为主题实即以道家“得一”为旨;其拟《老子》“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为总体构思框架,设“孔生”求友为“一以贯之”,与“娇娜”为“一阴一阳”,更与诸皇甫为“三而一成”或“一与多”之数的错综复杂,构成孔生以“得腻友”娇娜为“得一”即“明道”的数理体系;其中隐含作者之自况与人生理想。其体系之建构、人物之设置与情节、细节描绘大略分别倚《周易》之《屯》《蒙》《需》《讼》诸卦象及“三极”“四时”“中”“圆”之数;又有多从姓名设喻,频用“三复情节”之特点。这些内容显示“数理批评”须遵循“适用”“务实”“求真”“审美”等四原则。本文进一步证明“数理批评”有源有本、可论可行,与传统文学之“形象批评”相辅相成、相...     

“昼寝”别说

《论语·公冶长》上记载:“宰子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情不可朽也;于予与何诛?’。”关于“昼寝”一词,古今注辩者多解为“白天睡觉”,意思是宰子白天睡大觉,孔子很生气,说他象朽木一样不可雕琢,象粪土似的墙壁粉刷不得,连批评也不值得人批评了。初读《论语》总觉得孔子的批评太过了,学生偶而白天睡一次觉,也不应该把他说得一钱不值,不堪造就。昨翻周亮工《书影》,始知“昼寝”尚有别说,自以为旧疑可释;引以示有同疑者。《书影》引乔文衣话曰:“经书中鱼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