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案数额设定的立法探讨

我国刑事立案数额设定因现行法律规定的缺失、设立技术的滞后而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不断深化的犯罪价值认识水平,存在设定随意等诸多缺陷.对于立案数额标准的确定,可以结合我国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借鉴国外刑法典的数额立法,在刑事立法中确立衡量数额大小的可变的参照物,建立统一的既能确保法律稳定性,又能保证灵活性的数额相对确定的立法模式.     

论刑事立案标准的三重意蕴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地方司法实践的探索不断展开,我国刑事立案标准逐渐呈现出三重意蕴。在刑事诉讼法律层面,“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被理论界普遍认为是我国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由此形成了立法层面上的宏观标准。由于宏观标准过于抽象,最高司法机关和国务院主管部门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立法上的刑事立案标准进行了细化,由此形成了司法层面上的中观标准。籍由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辅助,办案人员可以按照某一类案件的证据清单审查刑事案件,由此形成了证据层面上的微观标准。刑事立案标准的三重意蕴都有各自的实施场域和作用空间,三者相辅相成。通过分析和研究刑事立案标准的三重意蕴,可以归纳和总结出其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而为我国刑事立案制度改革提供智力支持。     

刑事立案博弈的均衡性探析

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刑事立案困境引起了很多争议,本文通过引用“颤抖手均衡”、“信号传递博弈”两种博弈分析,论证了在不完全信息动态立案博弈中部分立案标准的非纳什均衡性,并认为非均衡性的存在及立案和起刑的双重标准是导致立案困境的经济动因,提出立案标准的均衡水平应与政府的客观现实状态相适应。     

论我国犯罪数额标准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中有关犯罪数额标准的规定存在许多缺陷,无法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为此,应当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犯罪数额标准,保持刑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对社会危害程度相似的不同罪名规定大致相同的犯罪数额标准和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在我国建立犯罪数额等级体系以实现罪刑关系的科学化和精确化。     

经济犯罪罚金数额立法模式再思考

我国经济犯罪罚金数额的立法模式有无限额罚金、限额罚金、倍比罚金三种。但无限额罚金违背了罪刑法定理念从而与法治国的建设背道而驰,限额罚金模式的采取不仅不利于司法权威的建立,而且有违实质平等之原则,亦凸显了法律的滞后性,倍比罚金的参照系又无法准确反映行为的危害性。但日额罚金立法模式不仅使得裁量的过程更加透明,而且可以弥补上述三种模式的弊端,故建议我国经济犯罪罚金数额的立法规定以此为模式进行重构。     

反腐败刑事立法及其完善

在社会主义法治视野下,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成为主流话题。为惩治与预防腐败,我国刑事法治已几度修订与完善,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仍存一些差距。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我国刑事立法需加大力度,并不断完善,尤其应尽快实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设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刑事立法过度回应刑事政策的主旨检讨

刑事立法过度回应刑事政策的倾向渐露端倪,"以策入法"是传统刑法思维惯性的延续,这与理论中对于刑法与刑事政策关系问题研究的裹足不前也有很大关系。理论不仅没有为实践提供武器,反而在为实践合理性作注脚。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区别是明显的。刑法与刑事政策不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应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新论

与刑罚的观念形态、规范形态、宣告形态相比较,刑事执行作为实现国家刑罚权的一种实践形态,在程序序列上居于整个刑事诉讼的最后一环,在功能发挥上具有收官意义,是一个完整刑事诉讼程序的闭合形态.中国目前刑事执行在观念上理解偏狭,以监狱法为基干法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暴露出刑事执行立法的壁垒性,尤其是与刑事诉讼法文本的疏离引致刑事执行实践的诸多弊病.实行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是刑事执行社会化、文明化、法制化、科学化的必然选择.     

从公正与效率的视角看现行刑事诉讼立案制度的存废

公正与效率是国家司法活动所要追求的两大永恒价值目标,刑事诉讼作为国家司法活动的一部分,在设置刑事诉讼制度时当然也是以公正与效率作为主题。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把对公诉案件的立案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旨在通过立案制度的屏蔽功能与权利保障价值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诉讼所要追求的公正与效率价值。然而经过十年的司法实践,立案制度并未按照立法者所想象的那样发挥它应有的功能。本文拟从公正与效率的视角剖析现行立案程序,从而对刑事立案制度独立存在的必要性进行反思,并提出一些完善立案制度的建议。     

初查程序废除论——兼论刑事立案机制的调整

初查是指侦查机关为确定案件是否符合刑事立案条件而进行的初步调查活动.该程序机制最早为提高立案质量而设,此后因“实质性的立案审查标准”及“计件式的绩效考核机制”而逐渐发生异变.在司法实践中,初查行为不宜作统一定性,有些“具有社会调查性质”,有些则是“准侦查行为”.司法实践中“以初查代替侦查,侦查阶段前移”的现象时有存在,废除初查程序实有必要.但为保障立案质量,时下的刑事立案机制应作相应调整,包括改革立案审查标准以及改革绩效考核机制.刑事诉讼中“自然演进”所形成的制度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须严格以正当程序为依托.     

网络犯罪刑事立法探析

防范网络犯罪的立法是近年来立法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但对网络犯罪如何进行系统、完整立法的研究 ,专论并不多见。本文从网络犯罪概念的分析入手 ,重点探讨了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调整范围和立法形式 ,并在此基础上对网络犯罪主体、罪过形式、刑事诉讼等重点问题也进行了比较深入地探讨 ,以期对该问题的最终专门立法起推动作用     

民事不立案问题研究

诉权是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立案是法院的一项基本职责,无论从保护当事人的诉权的角度,还是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当事人无法救济的需要,新修改的民诉法虽然鲜有涉及立案问题,但将来迟早应对立案制度进行修改。规定立案登记便利了当事人接近法院,也是法治的应有之义。立案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也是必需的。     

论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

当今,重视刑法在环保中的作用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一些发达国家为惩治环境犯罪已制订出一系列相当完备的法律法规。在国际环保领域,人们也把环境犯罪视为国际犯罪,并就国际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积极进行探索,力求把它纳入国际性决议和多边条约之中。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也取得了重大进展,１９９７年３月颁布的新刑法对环境保护作了一些新规定,主要有以下４个特点：设专节惩治环境犯罪、扩大环境刑事立法保护的范围、新增法人犯罪的规定、加大环境犯罪刑罚力度。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是：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客体尚待商榷、环境刑事立法保护的范围仍有不足、保护重点不符合立法要旨、“预防为主”的原则未能充分体现等     

论我国经济犯罪立法的刑事政策——以刑事法网为视角的考察

我国经济犯罪圈的划定一直贯彻犯罪化的刑事政策,刑事法网日趋严密。这种政策选择既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不符合刑法的体系性要求和功能定位。为了合理地编织经济犯罪的刑事法网,必须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在划定经济犯罪圈的过程中适时地推进非犯罪化的刑事政策。     

刑事执行法立法思路构想

对于犯罪,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报应与预防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出发,如何给罪犯以法律和道义上的报应,如何对犯罪进行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是国家刑事政策的出发点.刑事实体法、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法分别解决了什么是犯罪、如何追究犯罪、如何认定犯罪的问题.然而如何惩罚、矫治与预防犯罪的问题却非上述法律所能解决.刑事执行法解决的就是如何惩罚、矫治与预防犯罪的问题.根据这一立法目的,不仅应着眼于对有罪之人的惩罚与矫治,更应着眼于对无罪之人的预防与矫治.所以刑事执行法不仅应包括刑罚的执行,还应包括保安处分的执行,刑事保全措施的执行.明确刑事执行法立法目的、调整范围后,辅之以刑事执行权的改革,相信我国会制定出一部体系严密、分工合理、经世致用、领先于世界的刑事执行法典.     

罚金刑之数额规定研究

大幅度增加可以判处罚金刑之犯罪的数量，是１９９７年刑法的重要特点。而罚金刑之价值的有效发挥，与立法规定关系密切。本文在总结了我国罚金刑在数额之立法规定模式及特点之后，重点分析了我国现行罚金刑之数额规定的立法与罪刑法定原则之要求的不适应性，导致罚金刑异化的可能性，司法操作的难于规范性，司法裁判的难执行性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罚金刑数额规定的基本思路：维护罚金刑作为刑法的性质；科学确定罚金刑与自由刑的比例；以限额制作为罚金刑的主要规定方式；对不同模式的罚金刑设定不同的数额标准。     

探析刑事案件的充分立案

在我国,犯罪立案数只占实际发案数40％左右,存在大量的犯罪黑数。立案不实主要是法制不完善(尤其是刑事法律有关立案的规定不完善)和司法环境的影响。为了有效地打击犯罪、预防犯罪,解决立案不实的问题,必须改变我国现行立案主体多元化的局面,于检察院建立统一的立案科,并完善立案程序,同时推进司法改革,改善司法环境,真正实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道德原则对刑事立法的制约

道德原则是一定社会成员或阶级用以调整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在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人类判断行为是非善恶的准则,具有普遍性。刑事立法是立法者依照法定程序创制刑事法律规范的活动,刑事立法的过程是行为犯罪化与除罪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立法者的伦理价值取向,反映了立法者关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等方面的价值判断,因而道德原则是立法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刑事立法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     

行政强制措施设定制度的立法解读与反思

《行政强制法》从法律规范形式以及种类上对设定行政强制措施予以限制，有利于规范行政强制措施依法设定。但该法也存在一些局限，应进行相应的修改：如行政强制措施种类的创设规定得不够严密，赋予行政法规的设定权过于宽泛，对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机关的赋权规定违法。     

论我国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完善

网络犯罪是一种新型的高科技犯罪,对我国刑事法律中关于刑事管辖权、虚拟财产、网络共同犯罪的认定等诸多问题都带来了冲击。为此,应当对刑事立法进行完善:确立网络犯罪"长臂管辖权"原则,增加多边合作;加强网络犯罪的司法解释;承认片面共犯和继承的共犯;增设单位作为网络犯罪的主体;完善刑罚种类,增设资格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