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简析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学舞台上，德国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是一颗耀眼的星，他被后人誉为“典范和榜样的社会学家”。作为一个思想泰斗，韦伯对社会学的影响及贡献非常大，最突出的贡献是创立了以“理解”为核心的解释社会学理论体系以及相应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     

韦伯式的自由主义——自由与政治何以共生

马克斯·韦伯是否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直是学界备受争议之论,而在讨论韦伯式自由与传统英美式自由异同的背后,其实存在着这样一个导致韦伯自由特殊性的问题——自由与政治何以共生?是政治保障自由还是自由换来政治?本文将就此问题展开简要讨论。     

从“生存”到“承认”:公民权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

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生存论预设下的"生存—经济"叙事模式到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政治"叙事模式的转变;由于"身份—政治"叙事模式既包容了"生存—经济"叙事模式的关怀,又避免了生存论预设对于"农民工"本身的矮化和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窄化倾向,故相对具有优越性。不过,目前不少在"身份—政治"叙事模式下的农民工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者们对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农民工问题之关系的本质化理解和处理有关。通过对户籍制度与公民权的重新检视,本文援引新近有关公民权的社会学研究,从承认与排斥的关系来理解公民权的实质,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和思考了"农民工"这个"群体"及其获取公民权的进程。     

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

在韦伯笔下,理性化,作为现代西方独有的普遍历史现象,系统地借助了一种反传统的力量来造就现代生活的生活之道和社会秩序。理性化与传统的这一关系,构成了西方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关键差别。西方理性化这样一种反传统的传统,根源于伦理先知对自然人伦关系的怀疑和拒弃,以及相应对陌生人构成的博爱共同体的向往。而现代中国人生活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对抗历史命运的自由努力中重建具有内在精神气质的伦理秩序。     

现代性与文化:韦伯的理论遗产之重估

本文从文化与现代性之关系的角度探讨了韦伯对现代性的理论解释的局限性。本文认为:韦伯之将现代性的一般文化特征归结为形式合理性的观点是一种简单化的观点,这种观点使他既看不到现代性与非西方文化传统共存的可能性,也看不到现代性在西方也有超越形式合理性的可能性。韦伯之所以会有这种观点,是因为其社会行动类型学对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区分过于僵化,这种区分使他无法解释传统文化(尤其是非西方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持续影响,也无法理解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在现代性背景下的共存     

墨尔本:保护城市遗产重在公众参与

正4月,一则上海将正式开展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申报的新闻引起关注。据相关报道,已有200余处优秀历史建筑、近百个风貌保护街坊、近20条风貌保护道路进入了备选名单。对城市遗产而言,增加保护对象是有必要的,但接下来,如何避免走仅仅挂个牌子的老路,显然也十分重要。墨尔本的城市遗产不仅包括历史建筑和遗址等物质实体,也包括城市肌理、公园水岸等历史遗留下来的空间环境。为了管理和维护好这些城市遗产,各级政府委托专门机构进行调查研究,并定期对保护对象进行评估,提出具体措施。此外,为了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增进社会文化活力,墨尔本相关部门还会采用各种方式和途径,引导公众参与遗产保护工作,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男性与女性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主体。为了使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更加开阔,使研究更加务实,更加贴近现实,我们在城市社会学中加入了性别视角。女性的解放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增加女性赋权也将会对城市的合理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对于城市空间中女性生活空间的研究,将会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女性的生活空间、生存处境不尽相同。为了使城市社会消除性别歧视,创立更加和谐互惠的城市生活环境,更需要加强在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     

韦伯的“理性铁笼”与法治困境

虽然，奥古斯特·孔德那雄心勃勃但却带点异想天开的理想——“以社会学取代哲学成为科学王国之皇后”并没有成为现实，但在现代学术分工中，确实出现了哲学与社会理论的分野。随着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社会理论逐渐从古典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以“行动-结构-功能-价值”四位一体的社会为主要关切对象的学科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现代性问题的阐释与叙述，     

“起点”争执抑或“逻辑”差异——迪尔凯姆与韦伯方法论思想的比较研究

在社会学将近200多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不断强调社会学的学科性和科学性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在众多声音当中最能够引起学术界和大众共鸣的是这样一种声音——即社会学的独特方法论是其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有学者将方法论称作为社会学学     

略论近代教育的发展与贵州立宪派

近代教育的发展是贵州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辛亥革命前后贵州较为有影响的政治势力,贵州宪政派的形成和发展与贵州近代教育制度的革新密切相关。     

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浅析城市公共艺术

目前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城市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一大部分城市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城市环境品质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虽然这些都可以说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公共艺术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和问题。在当今社会,我国有很大一部分研究者对建筑学、园林设计、规划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研究,这些只不过是在技术方面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在设计观念和设计理念缺乏一套完整的体系。针对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下分析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城市公共艺术研究的是公共空间里一种开放的文化,也可以说不同的场所决定着城市公共艺术的表现方法与性质。本文章以北戴河为例对城市公共艺术设计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城市公共艺术的的继承与创新。     

基督教大学与近代中国的职业教育

基督教大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职业教育是其发展一个重要方面。受基督教本身教育理念的转变、民族主义的冲击和新式教育的发展促使传教士改变教育策略,逐步发展职业教育,这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给我们诸多启示。文中试图对其原因和启示进行探讨。     

近代公园遗产保护与更新改造策略——以英国伯肯海德公园和美国晨曦公园为借鉴

近代公园是我国城市文化空间遗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遗产保护与更新改造是动态的过程,一方面要尽力保证历史园林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同时又要适应不同时代复杂多变的价值观及公众使用的需求。欧美对于历史公园的遗产保护与更新较为成熟,从保护组织、工作流程、规划导则到策略方法都有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通过深入分析英国伯肯海德公园(Birkenhead Park)和美国纽约晨曦公园(Morningside Park)遗产保护的一手史料与规划管理导则,梳理其具体的保护策略与更新改造要点,借以探讨中国近代公园如何进行遗产保护和更新改造,归纳总结理念思路并提出针对性的策略。     

旅游城市:城市转型发展的明智选择

我国城市已经迈入经济新常态下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形势下,凡具有一定自然和人文条件的地方,发展旅游城市是明智选择.我国决心建设美丽城市,加快新常态下城市转型发展的新形势,无疑给旅游城市发展提供了机遇和选择的可能,加之我国各地皆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和未开辟的旅游处女地,把旅游城市作为城市转型发展的明智选择,以文化为媒,促旅游建设,就一定能够出现旅游城市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近代撒拉族社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近代撒拉族社会与地方政府关系的研究属于政治社会史的范畴,对这一问题进行关注不仅为研究我国近代民族政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拓宽了撒拉族社会的研究领域,并且对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对于我国中央与地方行政机构权力的分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以历史阶段为界限,分别叙述并分析晚清以前、晚清时期及民国时期撒拉族社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并对各个阶段二者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     

中国近代传媒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

中国近代传媒公共性的产生,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近代早期报刊公共性的萌芽.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推动公共性的生长.国民党统治期间,公共空间得以拓展.传统士大夫阶层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公共意识以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和中国近代特殊的政治结构使得中国传媒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区别于西方,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城市与组织:信息城市与都市形态

如果我们将"城市"作为组织的场所会怎样?这个问题的提出,其隐含的意义也许解释了为何城市未能成为以卓越和专业为信条的组织研究领域的传统认知手段的一部分。分析学家们有可能在城市中迷失:对客体和主体、或者结构和代理的传统区分,在涉及城市的组织特性的术语时,往往会错乱。本评论文章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不再将城市作为组织理论家们在他们那些太过熟悉和沉溺的"组织研究与某某问题"("某某"可以是本文探讨的"城市")模式中的另一个关注目标。相反,我们希望思考城市和都市力量如何能够成为不断重新评估一种方式的场所,这种方式能让研究组织理论的学者可以通过社会和文化转型等问题参与其中。总而言之,这些文章反对我们将城市简单地视作追求秩序的一种意愿的结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外部效应,而是呼吁我们对新的组织形式敞开怀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感悟和想象才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