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交往实践的新阐释

本文在分析道德教育的“主体—客体”结构和“主体—主体”结构不足的基础上 ,提出了“主体—客体—主体”的交往实践结构。并分析了道德教育交往过程的环节 :主体活动与心灵对话、体验与共鸣、领会与共悟、理解与共识     

交往问题探讨

交往就是合作 ,就是实践本身 ;交往不只是物质层面上的变换 ,也不只是精神层面上的变换 ,还包括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相互间的变换 ;交往的成因不是中介客体的一致性 ,而是认识活动与改造活动相同一的实践过程本身 ,在根本上说是人的自我生成、自我塑造、自我确证也就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本性。应该以“主体—主体”结构代替“主体—客体—主体”的三极框架结构。     

浅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如果对其思想进行归纳的话,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这就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和交往行动理论。其中交往行动理论是哈贝马斯对传播学的伟大贡献之一,它不仅颠覆了传统传播学的“主体—客体”传播模式,而且成功地实现了传播关系由“公共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     

交往实践观:透视全球化的新视角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在性质、结构和趋向上都在出现重大变化 ,正从“旧全球化时代”走向“新全球化时代”。为此 ,确立新的视角并对之作全面审视是新全球化时代的内在要求 ,而现代主义全球观与后现代主义全球观难担此任。必须以交往实践观透视新全球化 ,准确把握新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交往实践观的基本结构是“主体—客体—主体”的三重关系结构。以此透视新全球化 ,不仅可以深化对新全球化时代特征的认识 ,而且促使实现全球化研究思维方式的变革 ,正确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坚定共产主义方向     

马克思交往理论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属交往范畴。在全球经济交往中 ,主体间关系呈现主体—主体、互为主客体、主体—客体的多样性 ,其实质是主体—客体关系。把握经济全球交往的主体间关系的本质 ,在经济全球交往中争取和保持自身的主体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交往教学视域中的教学客体新解

当传统教育理论中的主体—客体两极化模式转变为交往中的主体与作为中介的客体的辩证的互动模式,即主体—客体—主体模式时,教学主体开始了从单一形式向交往实践观中的复合形式的转向。与此同时,教学客体也要相应地发生转变,但受到自身特殊规律的制约,教学客体呈现为文本客体和关系客体两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

随着对主体性问题研究的深化 ,这一研究正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向主体与主体的关系 ,展现了与原来意义上的主体性不同的主体间性。人在交往中生存 ,因而人的世界是一个交往的世界。作为主体的人们在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主体间性 ,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具有交互主体性的主体和主体共同面对特定的客体或客体世界 ,成为某种共同主体。与这种共同主体相对而言的是某种共同客体。共同主体所具有的主体性是一种共同主体性 ,这是一种内含着交互主体性的人的主体性     

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中的历史构境

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为出场学廓清了新的地平线。思想赖以出场的历史场域不是一个现存的在场,而是多元出场者交往行动的历史—空间构境,一个包括主体—客体、主体—主体关系的交往实践结构。交往实践的规范向度与否定向度的辩证联结,构成了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思想的出场,是历史场域差异性和对抗性实践向度的精神表现和意识形态化。因此,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就是理解这一思想的时代构境和场域的交往实践本身。     

论意义谱系的哲学转向

昭示意义向度演化的历程可见，客体向度、主体向度和主体际向度构成了意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谱系。但是，它们都各有所偏颇。合理地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有一个整合上述意义向度的合理性的新框架，它能去其弊而得其利，处中和而合其功。这就是具有“主—客—主”结构的交往实践现。     

主体间性与教育

主体间性存在于交往之中,它表现为主体间一种双向度的关系,同时又表现为交往时所具备的品质。它与主体性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教育是一种交往行为,所以教育中必然存在主体间的问题。教育中的主体间性有着它独有的品质与特点,并且这种主体间性并不能完全取代或否定主客之间的关系事实,相反,用这种主体间性正确地思考教育问题,会使单子式主体性和社会主体得到提升,从而促进整个教育和社会的发展。     

一种可能的交往范式:赛博空间伦理秩序

伦理秩序是一种具有客观交往规则的关系结构,交往规则内源于人们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随着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被认为“虚拟实存”的赛博空间改变了“实际实存”中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它不但重现并重构了熟人关系,而且密切了陌生人之间的联结 源于网络社交的赛博空间伦理秩序由此萌生,它凸显交往自由的价值,高扬人的主体性,已渗透和影响到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的一切具体领域     

对传播技术作用力的社会学认识

以印刷技术、广播电视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传播技术的发明与应用,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作用。从历史与现实来看, 传播技术不仅规约着新闻传播行为自身的走向, 对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乃至社会变迁, 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文化传播研究中, 应为技术要素的社会作用力多一些“人文关怀”。对技术的态度, 一方面要警惕技术决定论, 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移用西方批判理论对技术片面指责。特别是在当今中国, 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 技术的“缺席”仍是困扰我们快速发展的“瓶颈”。科学态度     

科技传播障碍及其对策分析

科技传播的目的在于实现科技成果的扩散与转移,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一目的的实现往往会遇到许多障碍,这既有科技传播系统内部因素的制约,也有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氛围等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应树立“大传播”观念,加强法律保障体系建设,普及科学技术知识,营造有利于科技传播的和谐宽松的文化氛围,充分运用先进传播技术手段,加快科技传播事业的产业化步伐,以消除科技传播障碍。     

对“科学传播”概念的若干分析

本文对学术界关于“科学传播”概念争论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给出了关于“科学传播”概念的基本描述。本文认为, 科学传播是“指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在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 包括专业交流、科技教育、科学普及、技术扩散等四个基本方面。     

宏观科技传播研究:体制、政策与能力建设

科技传播是知识经济时代必须大力发展的一项社会事业,科技传播研究不能局限于微观的技术性研究,也要特别关注宏观层面的一些重大现实课题,例如国家科技传播体制、科技传播政策、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等问题。本文在总结笔者前期研究及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国家科技传播体制、科技传播政策、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等概念及相关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在发展科技传播事业的过程中,应建立“一府(政府)两体(国家科技传播体系和科技传播事业的社会援助体系)”的科技传播新体制,建立包括公益性发展政策、产业化发展政策、技术发展政策在内的科技传播政策体系,建立定位于提高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新格局。     

科技传播研究:“普及范式”和“创新范式”

国内科技传播研究在近几年渐见繁荣之势。为了促进科技传播研究在国内更好地发展，文章讨论了已得到一定发展的“普及范式”和正在发展中的“创新范式”，认为面向未来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推进“创新范式”的科技传播研究。     

现代科技的异化难题与科技人化的伦理应对

科技理性的迅速膨胀招致科技的伦理异化难题与人的异化困惑。现代科技的异化难题归根到底是"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科技发展问题。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总体上呈现出"为人"的伦理本性,因此,推进科技"人化"是规避科技"异化"的有效途径。为此,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并发展"人文科技",进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定位并发展"绿色科技",搭建沟通互动的科技参与平台并进行有效的制度保障,从而推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语境控制理论的跨文化传播意义

语境控制理论是指研究传播活动中的语境生成和调适的理论。语境控制理论的核心理念,不是交流信息语境结构的差别,而是传播活动中语境结构的有效设定与能动调适。语境控制理论进行文化判断的基本依据,是交流活动中的信息形态关系。消除跨文化传播中的"信息超载",重在引导和促进传播通道中流动的信息产生语境传播效应。通过话语信息的语境转换,增加交流活动中的语境信息量,是实现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协调配置和有效传通的重要途径。     

论我国《著作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重构——以“非交互式”网络传播为视角

在我国著作权法财产权利体系中,"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都是控制在不转移作品中的有形物质载体的所有权或占有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手段远程传播作品的行为。二者结合原本应当覆盖经由一切技术手段进行的"交互式"和"非交互式"远程传播行为,但是,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上,二者的衔接却存在着缺陷。这种缺陷使得"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无法对我国著作权法中明确列举的各项财产权利进行调整。司法实践中,适用兜底条款进行规制的做法本身存在严重弊端,只能作为权宜之计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对上述两项专有权利进行重构。在可能的三种选择方案中,扩张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权"的定义使其能够控制各种"非交互式"传播行为是最佳方案。     

网络恶搞与网民互联网素养

“恶搞”是2006年中国互联网文化的一大气候特征。在网上广泛流传的各种恶搞行为、作品使网络娱乐变得更加多元。恶搞成风的动因是草根娱乐的兴起、传播权的位移和个人电脑技术的普及等。这既反映出当前网民日益提升的传播意识和网络使用技能,也揭示出他们在传媒素养方面的突出问题,而推行互联网素养教育就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