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哲学抽象历程

“道”是中国哲学所独有的一个重要范畴。“道”之所以能由一个表示具体事物的概念抽象为一个哲学范畴,首先在于其自身的字形结构及特有蕴义。《诗经》中以“道”喻理,开始与其本义分离。《尚书》中的“道”则渗入了好恶、正直、法则、理义等含义。《左传》、《国语》中社会规律、人伦法则、自然规律逐渐向“道”融合,“道”向哲学范畴的升华和抽象可以说已经完成。老子的贡献则是在此基础上把“道”由一个哲学范畴明确地上升和抽象为一个统摄宇宙和人生的最高本源或本体概念。     

“配义与道”正解

孟子自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当弟子问:“何谓浩然之气”时,孟子回答中有“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一语。“配义与道”当作何解释?自汉代至今,注家均无例外把“浩然之气”同“义”与“道”相配,赵歧、朱熹、毛奇龄等甚至干脆把“义”与“道”合而为“道义”一词,以与“浩然之气”相应,这似乎已成千年定论。然而问题正出在这千年定论上。“道”虽是道家学派的核心范畴,但并非是道家的专利,儒有儒道,墨有墨道,诸子百家莫不如此,只不过含义不同于道家之“道”而已,在儒家学     

《文心雕龙》论文德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开头第一句话,即《原道》的“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这里就提出文德.这个文德称为大,大到包括两方面:一是“道之文”,一是“自然之道”。先说“德”包括“道之文”,这个“德”指什么,即韩愈《原道》里讲的“足乎己天待于外之为德”,即本身所具有的属性,所以说“与天地并生”。有了天地,就有“玄黄色杂,方圆体分”,即有天地的色,天玄地黄,即有天地的形,天圆地方(这是古人不正确的看法),即有了一样东西,即有它的形状和色彩,形和色是每样东西本身     

“道”在中国传统艺术创作和鉴赏中的地位和作用

<正>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传统的艺术创作和鉴赏中有一种倾向,写意的山水诗往往被视为最上等的诗,传神的山水画也往往被看作最上等的画、对此,如果要追溯其原因的话,我们认为就出在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范畴“道”上面.一、原“道”“道”作为一个具体对象的名称,明确出现于西周初年的铭文中,写法为“衡”.即“行”中间夹一“首”字.其本义就是“所行道也”.(许慎《说文解字》),在此基础上又含有“始”、“大”、“本”等多方面的蕴义.“道”在中国思维的历程中,不断引申和抽象,在《左传》那里就已经被抽象为一个哲学概念,这主要体现在在此书中既出现了说明自然规律的“天之道”,也出现了说明社会规律的“人之道”,而且有明显的“天之道”与”人之道”相统一的思想倾向(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有专文论述).老子则更进一步把“道”由一个普通的哲学范畴抽象上升为统摄宇宙与人生的最高哲学本体,并由此创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道家学派.在老子那里,“道”一方面是天地自然的产生者和决定者.是“万物之奥”(《道德经》62     

“易之器”论纲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周易》之中,道器并列对应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道与器在元文化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道为宇宙与人生发生与演化的道理,“尚象制器”为发明创造的哲理。《周易》在理论上把“尚象制器”列为“圣人四道”之一,要求圣人必须有所发明创造;在认识评价上,“尚象制器”的功劳可以与天地日月相并列;在实际生活中,把圣人“尚象制器”的业绩看做是头等大事。但是,秦汉以后,器在理论与实际中均失去了与道相对应的同等地位,最终造成了中华民族的两种状态:一、发明创造长期领先于世界;二、被西方的发明创造所击败。     

《周易》之天人哲学与传统艺术观

<正> 一《周易》的理论体系建立在其自然观的基础之上,“天地养万物”、“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的观念充斥了这部经典的一切方面。在八卦系统中,以象征天地的乾坤两卦为最重要,《系辞》所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天地乃是自然万物之最本原的存在。《系辞》曰:“生生之谓易”,又云:“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晋韩康伯注:“天地者,易之门户;而易之为义,兼周万物,故曰行乎其中矣。”这种关于天地生成万物并支配一切的思想,构成了《周易》哲学的理论基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尽管也认为“唯天为大”,但似乎并没有象《周易》那样将天的原则与社会的伦理政治礼乐等等神秘地联系起来。是产生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

帛书《易传》大抵上反映了战国末季至汉初的易学思想,一方面它与今本《易传》存在很大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在《周易》解释上,《要》、《衷》二篇提出了“以德知《易》”和“以德占《易》”、“拟德而占”的观念,反映了孔子先其德义而后其祝卜的思想.《衷》提出了“《易》之义萃阴与阳”的命题,不但与战国末至汉初人们对《易》义的概括相合,而且纳入了“五行”的概念.帛书《易传》的阴阳说属于宇宙论性质,它将天地、阴阳、动静、刚柔和文武等构筑为一个有序的观念系统,并聚集在乾坤二卦的内涵中.帛书《易传》包括八卦卦气说和《损》《益》卦气说,二者均为其阴阳说的表现.帛书《易传》十分重视乾坤说,《衷》有“三说”和“详说”,不过在内容上与《文言传》不同;而《二三子》则反复阐述“龙德”,重视其“神圣”之义,这是为其政治哲学服务的.总之,既要看到帛书《易传》对今本的继承,也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汉初易学的思想特质.     

颜元的人性理论

颜元(公元1635——1704年)字浑然,号习斋。我国十七世纪著名的唯物论者和杰出的反理学思想家。颜元的人性理论是其反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程朱理学把人性分作“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天理”在人的体现,其大者为仁、义、礼、智,是先天存在的;“气质之性”指人所禀赋的天气地质(注),它与人的物欲有关。“天地之性”纯粹至善,“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圣人和凡人之所以不同,在于气禀的殊异。圣人禀气清正,能反躬“天理”不失其善性,凡人禀气浊偏,易为物欲昏蔽而失其善性。因此必须致力修养,“变化气质”,而修养之道则在于通过“习静”(或“主敬”)“去人欲,存天理。”颜元否认人性源于“天理”,否认“气质     

清华简《五纪》的“中”观念研究

清华简《五纪》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它通过“五纪”等天道、“五德”等人道体现出来的“中”是最重要的概念。“中”体现为政治的最高原则与治理的最佳状态,其意涵包含但又超出了人伦意义上的忠信之义,不能仅视为儒家伦理,没有必要假借为“忠”。从地位上看,《五纪》的“中”居于统摄、主宰的位置。从内涵上看,“中”与中正、公平、无私、宽裕相应,具有绝对、神圣的特点。从行为上看,“中”就是所要实现的目标、最佳的行动方式。《五纪》的“中”有助于重新审视《逸周书》《论语》《管子》《中庸》《鹖冠子》等传世文献,以及清华简《保训》《殷高宗问于三寿》《心是谓中》、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郭店简《忠信之道》等出土文献。通过“中”可以将“忠”“信”“诚”“和”“一”等概念串联为一个概念簇。     

《老子》世传本“常道”与帛书本“恒道”辨析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世人甫知《老子》世传诸本中的“常道”,原文应为“恒道”。而根据“恒”的字形分析,“恒”的本义应该是“心交天地,循环不已”,根据《老子》原文语境分析,“恒道”的意思应该是“体悟自然之道”,故“恒道”与“常道”不是完全同义词,世传本《老子》以“常道”易“恒道”实属封建陋规（避讳）下的无奈之举。     

传统民本思想的意蕴及内在矛盾

本文追溯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历史,重点分析了民本思想的基本含义及其内在矛盾。民本思想的基本含义是:民是国家社稷的主体和根基;民心是发政施治的依据;最终意义上的主权在民;君明官贤,明刑罚,倡导德化,是民本思想的治道。     

试探剽窃的成因与防范

近年来,学术界的剽窃行为已成为公认的“学术蝗祸”。我们应从“量”和“质”两方面对剽窃行为进行立法界定,探究其滋生与蔓延的主要原因,针对性采取有效措施,营造健康、有序的学术环境,彻底遏止剽窃现象。     

文化的评价及其尺度

文化不论就其外部表现形态还是就其实质上看,都具有复杂多元的性质。在不同形态、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是有着优与劣、先进与落后之分的。衡量文化的优与劣、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和尺度在于它的科学性、合理性。一种文化是否先进,首先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先进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生成,是否能促进先进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发展;其次要看它所蕴涵的价值诉求是否有利于人类种族的保存与促进种族的进化,是否有利于人类整体文明的提升,是否能促进人类整体的自由度的增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对于各个不同的国家与民族来说,保持一种健康的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对各种不同文化的性质、特点的认识达到一种理性自觉的状态,才能在文化交流、对话、碰撞、竞争的过程中做到既不自傲也不自卑、既不骄横也不盲从、扬优去劣、取长补短,达到文化整合与融合,实现相互促进与共同进步。     

论民族主义的二重性及其条件

民族主义是一个近代西方的概念,它产生在法国大革命之际。它既有凝聚社会成员为民族国家实现独立和主权完整提供精神动力的作用,也有侵略扩张,压迫其它民族的破坏性作用。只有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才能发挥出其正面作用而克服其负面作用。而爱国主义也只有在同民族主义的结合中才会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     

论配偶权及其立法完善

配偶权是男女两性依法结合为夫妻后,相互间基于配偶身份所享有的对配偶利益的专属支配权.配偶权是身份权的一种,是权利义务一体性的权利.我国现行《婚姻法》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对配偶权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尤其是未规定配偶间的同居权和贞操保持权,漠视夫妻关系的自然属性,并对配偶权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因而有待完善.完善配偶权,主要应充实配偶权的具体内容,并依据不同的配偶身份利益,设计相应的救济方法.     

论制度的效率及其决定

制度效率就是实施制度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单项制度安排的效率主要取决于: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实现其功能的完善程度和生产过程的技术性质。制度结构的效率则主要取决于制度配置状况。制度配置存在制度耦合、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三种状况。当存在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时,制度结构的效率会受到影响。要提高制度结构的效率,关键是要克服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实现制度耦合。     

中国藏学之研究及分期

西方藏学研究始于十九世纪。一般认为 ,匈牙利人杜·乔马 (1790—1842 )发表的《藏英词典》、《藏文大藏经目录》、《藏文文法》是西方藏学研究的发端和津梁。现代意义的中国藏学 ,即用科学方法研究藏学问题 ,则是本世纪的事情了。人们常说 ,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从陈寅恪、于道泉等一代学人开始 ,历经数代中国藏学专家的努力 ,如今中国藏学已是硕果累累。藏学已经逐渐成为世界范围的一门令人瞩目的显学。尽管如此 ,遗憾的是至今在藏学史研究方面尚无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对中国藏学及其历史分期作一番简要的描述和探讨。一、中国藏学研究中…     

认同概念发展的三条线索

在西方,认同概念的发展有三条重要线索,即本体论视角下的认同,主体视角下的认同和互动视角下的认同,这三条线索在当代语境中相互交叉渗透,促进认同概念不断充实,不断得到新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范式及其转换

范式理论的自然科学背景和长时段特性,需要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应用中警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从内涵上和较长的时段分析,可分为"政治范式"、"经济范式"、"社会范式"三个范式,三个范式之间的转换动力来自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个范式的界定仅仅是特定时间条件下的理论概括,只具有"家族相似"的特征,并不具有排他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发展历史与国内现实和国际大背景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本文用科学哲学的理论方法来分析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有新的梳理。     

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及其理论产生背景的思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但是 ,长期冷战的对抗状态使我们注重强调意识的能动作用 ,忽略研究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和客观环境的制约作用。过去的学者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被放弃的原因时 ,总结出苏联压力、理论缺陷、俄国模式影响、毛泽东权威等等基本上属于认识范畴的因素。本文将通过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及其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物质基础的重新思考 ,证明新民主主义社会及其理论虽然具有科学性 ,但却由于人们没有及时为它的健康发展创造物质和环境条件而被传统社会主义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