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墓状小考

李勣墓,在今陕西省礼泉县的东北九山下,是昭陵(唐太宗陵)的一百六十七座陪葬墓之一。墓状呈倒“品”字形,是由三个直高二十公尺的园锥形土堆构成,从南朝北望去象三座山。 《资治通鉴》载,贞观四年(公     

魏晋时期丧葬礼制的承传与创新

魏晋时期的丧葬礼制多承袭汉制，但仍有不少创新，形成了晋制。“不封不树”之制，是魏晋实行薄葬的重要内容之一。“凶门柏历”之制盛行于两晋并传于南朝。陪葬、合葬与家族葬制的变化，充分显示了魏晋之际生产关系变革的现实。除西晋文帝、武帝陵墓有陪葬墓区外，魏晋时期鲜有汉代盛行的重臣陪葬皇陵之例，东晋十一陵和豪族一样采取了聚葬的形式。门阀大族势力的膨胀，表现在丧葬礼制上，就是分墓区抗衡皇权。     

論初唐四杰及其詩

一王勃、楊炯、盧照鄰和駱宾王四人,大都生于唐太宗贞观年間,他們的文藝活动集中于高宗时代,所以被称为“初唐四杰”。四人的生卒年代有確切記載的只有王勃一人,据楊炯“王子安集序”:“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不改其乐,顏氏斯殂。”与王勃在其“春思赋”中所称“咸亭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的年歲相符合。可見“旧唐書”本傳說他死于上元二年和“新唐书”本傳說他年二十九都是誤記,他应該生于太宗貞观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死于高宗上元三年(六七六年),年二十八歲。     

曲阜陵城与尧都平阳

<正> 山东曲阜西南二十里有镇曰“陵城”,左右邻村曰东郭和西郭,顾名思义,此处应为古城址。否则此地向无陵姓人家,亦无丘陵地貌,何以称城名陵? 《历代山陵考》说:“三代以前无陵祭,至秦始皇起寝殿于墓侧。”秦陵按咸阳都城规制,筑内外两城,后世帝王陵寝制度便源于此。秦以后曲阜并无籍载有帝王陵墓。周、汉及明,曲阜皆诸侯封地,境内若干鲁王墓冢皆不在陵城。虽地方诸侯王之墓亦可称陵,但从无城卫之制,遑论外廓。陵城之名显与秦以后帝王无涉。     

论西夏京畿的皇家陵园

西夏帝陵位于银川市西南郊,贺兰山东麓洪积扇之上。它是西夏京畿迄今犹存的最大建筑遗址群。1972年开始,宁夏博物馆曾对陵区做过多次调查勘察,发掘了一座帝陵和四座陪葬墓,发表过一些发掘简报和论文。本文专就西夏陵园的地理形势和布局特点作初步探讨。一封建帝王为陵园选址,都非常重视“风水”形胜。西安市西北礼泉县境的唐太宗昭陵,开创了唐代“依山为陵”的制度。北京市昌平县境背依群山的明十三陵,南京市紫金山麓的明孝陵,都是名闻遐迩的帝陵胜迹。银川市郊的西夏九陵,虽然早在十三世纪初叶随着西夏     

宋陵简介

巩县,东依虎牢关,西有黑石关,南凭嵩岳,北枕黄河,伊洛河自西南而东北,横贯全境。山川秀丽,形势险要。八百多年前的北宋皇陵就营建于此。 赵匡胤于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将其父赵宏殷之墓,由开封迁葬于巩县。从此直至北宋覆亡,营建了一百六十多年。北宋九个皇帝,除徽、钦二帝被金兵虏去,囚死漠北外,其余七帝的陵墓,均营建于此。加上赵宏殷的陵墓,通称“七帝八陵”。袝葬皇后陵二十多个,陪葬宗室及王公大臣的坟墓近千座。根据陵墓分布和自然环境,分为四个陵区。     

北宋皇陵文化遗产及其保护

位于河南省巩义市西南部的北宋皇陵,包括皇帝陵墓8座,祔葬皇后墓22座,赵宋宗室、勋臣名将等陪葬墓近1000座,2006年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期间100处重要大遗址。它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是大宋文化及其典章制度的特殊见证。其“五音姓利”的布局,所体现的“侍死如侍生”、“孝莫重乎丧”的传统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陈琳墓考辨

唐温庭筠有《过陈琳墓》诗,称“陈琳墓在今江苏邳县”,不确。虽然,陈墓在邳志乘也有记载,《大清一统志》称:“魏陈琳墓在邳州界。”《咸丰邳州志》载:“陈琳墓,在旧城,见《元丰九域志》。”但现在旧城却无任何遗迹或有关传说。《邳州志》也未敢肯定,故在“陈琳墓在旧城”加上“今无考”的按语。清顾嗣立撰《温飞卿诗集笺注》亦曾提及此事。据《三国志·魏书》,陈琳为“广陵人”,《嘉靖维扬志》、《康熙宝应县志》和《乾隆盐城县志》均称为“广陵射阳人”,即今扬州宝应县射阳镇。此镇不仅为陈琳出生之地,亦为其埋骨之所。据《嘉靖维扬志·公…     

试论《大理战书》

一、问题的提出 洪武14年,即明朝1368年建国的第14年,朱元璋鉴于孤守云南的元代梁王拒不归附,才亲自部署并派出了征云南的30万大军。此间朱元璋曾多次向云南派出“诏谕”的使节,但梁王并未悔悟。元末明初的知名文人王祎在1372年奉命“诏谕”梁王时被害,朱元璋的另一高级官员——湖广参政吴云,也在1375年履行“诏谕”云南的使命时被害。而梁王与逃亡到漠北的北元皇帝联系的官员被明军捕获后,朱元璋却一再释而不究。这一切自然构成了朱     

从长陵新出土的瓦当谈秦兰池宫地理位置等问题

汉长陵附近,即咸阳原东段,秦汉以来,谓之咸阳北阪、渭城北阪、石安原和五陵原,俗呼一道原。其地北依九山,南临渭水,秦时为“北陵营殿”之地,汉时为汉王朝皇亲贵族、功臣将相的墓葬区。秦汉统治阶级,在此地兴建冀阙、殿观、宫室和陵园、陵邑等建筑物,秦汉瓦当遗存,十分丰富。我们只择其新出土有关的几件瓦当,结合实际调查和文献资     

黄帝陵与轩辕柏

黄帝是我国传说中的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其陵墓在陕西省黄陵县城北一公里的桥山上。陵墓高3.6米,周长48米。传说墓内是黄帝的衣冠。陵前大石碑上刻有“桥山龙驭”     

读《鲁共公择言》有感

《鲁共公择言》一文记载战国时期,梁王魏婴沉湎于酒、味、色、乐。有一次,梁王在范台请诸侯喝酒,梁王请鲁共公举杯。鲁共公起立,避席言道,昔者夏禹、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分别戒除迷恋旨酒、美味、好色、玩乐,认为“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梁王听后,连声称赞道:“好极!好极!” 鲁共公的进谏,虽然出自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但他敢于面对梁王批评其纸醉金迷的     

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

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部族名称和姓氏经常与其所居之地的山水之名有密切联系 ,辽代契丹人的耶律姓应源于其祖居之地西剌木伦河。契丹耶律氏自称汉姓为刘 ,改“审密”为萧 ,仅从音韵学角度去探讨是远远不够的。从耶律氏封爵多以漆水为郡望、萧氏封爵多以兰陵为郡望及辽朝契丹人自称是黄帝后裔这一史实进行考察 ,改汉姓为“刘”、“萧”是辽朝绍周、汉继统思想的反映 ,证明《辽史·后妃传》序的记载是可信的。辽代后族述律氏本为契丹人 ,不是回鹘人 ;二审密就是指述律氏 ,而不是述律氏之外另有“二审密氏”     

关于李自成之死

关于李自成之死的異說 翻开历史記录,关于明季农民起义軍领袖李自成之死,但举明史为例,已經令人感到相当荒唐。“明史自成傅”說:“順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关,…潼关破,自成遂棄西安同,…走武昌…。改江夏曰瑞符县。寻为我兵所迫,部众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延宁、蒲圻,至通城,窜九宮山。秋九月,自成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騎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不能脫,遂缢死,或曰,村民方筑堡,見贼少,爭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鉏死。剝其衣,得龙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謂为自成也。”由此明史所記,可見清初修明史的时候,对于这位义軍領袖之死,原已有兩种記法。一說謂其自尽,一說則謂其被村民筑堡者击死。自尽,     

唐《高耀墓志》补考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于1984年12月,在哈拉和卓古墓区发掘了一座唐墓,出石质墓志一合。据墓志,墓主人为生前曾任北庭副都护、卒任伊西庭支度营田副使的高耀。此墓基本情况已见该所《唐北庭副都护高耀墓发掘简报》(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四期。以下省称《简报》)。墓志拓本照片,已制为图版随《简报》刊布,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新疆历史文物陈列》中公开展出。笔者每读《高耀墓志》(以下简称《耀志》)录文,颇疑其释文有误。读之愈细,疑之愈深。近因工作关系,亟需借助《耀志》,乃反复审读展出之拓本照片,终于发现录文中某些明显的失误。例如:9行中“解褐”之“解”,误释作“辭”;11行末之“以□”实为一“简”     

“胡骑凭陵杂风雨”别解

高适《燕歌行》是盛唐边塞诗中的杰作,对“胡骑凭陵杂风雨”句中“凭陵”一词的诠释各家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是这样解释的:“倚仗某种有利条件而去侵凌别人,叫做凭陵。一说,‘凭陵杂风雨’,是指在风雨中进攻。”其他各种唐诗选本的解释一如朱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把“凭陵”视为动词,甚至分而言之:凭,依仗也;陵,侵凌也。然而这种解释恐未必符合诗的本义。显而易见的是,高适的这首七言古体在作法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多用偶句,而各家似乎都漠视这一特点,终让人感到其释义有不甚妥帖处。与“胡骑”句构…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考异

关于匈奴的起源,《史记·匈奴列传》说: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引“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引“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故应劭《风俗通》云‘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服虔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     

听話的度量

我們党一贯提倡民主作風,許多同志久已养在了虚心听取各种意見的良好風气。但是也有这样的同志,由于一些旧习慣的影响,总是喜欢听各种“順耳”的話,不喜欢听那种“逆耳”、“刺耳”的話。本来嘛,好話,正确的話,赞成的話,听起来气順;坏話,錯誤的話,反对的話,听起来不舒暢。可是,既然是干革命,就不能只願听起来是“順耳”还是不“順耳”,而是应当什么話都耐心听,直到听完。不容細說,对于有的同志,听那些“順     

唐代明经试策形式体制考论

唐人以文取士,策为其最重要试项,“明经”为其“常选”两个科目系列之一。然明经试策文本传世极少,其形式体制多不能详。其发展变化大致呈现为三个阶段:由一项制至二项制最后稳定为三项制。前两个阶段试“经策”(“墨策”),可能短期和局部采用过“射策”形式,其直接文本今不得而见,然第三阶段所试“口义”或“墨义”应是此前“墨策”的变化形式,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论语》试策习业读本残片可视为其简化的文本形式;所试“时务策”则超出“射策”而进入“对策”层面,传世的权德舆明经策问表明其形式体制已臻成熟,可作为相对独立的文章看。     

对楚地名中“陵”的文字学解释

“陵”字在古文字材料中,常常用为地名后缀。楚地名称“陵”者,有“襄陵”、“江陵”、“陵”等。“陵”字的古文字中写法近于“陲”,而用为“陵”。学者关于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见仁见智,澄清这个问题,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