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构建的困境及对策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是环保市场化的典型实践方式,该机制的建立可把"污染者付费"原则中排污者的直接治理责任转化为间接的经济责任,并带动环境服务业、环保技术、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进步,进而有效缓解目前我国单纯依靠排污者亲力亲为的治污模式与市场经济运行理念之间的不协调性,最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社会的持续发展能力。基于该机制的构建尚存在诸多困境,应从积极创造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介入及污染治理专业化的现实需求入手,积极培育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构建所需的法律政策扶持体系,创造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健康运行所需的制度环境和氛围,使污染治理逐步走向专业化、产业化、事业化。     

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理解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框架

从农村调研的情况来看,近年乡村出现新一轮的治理困境,主要根源于国家通过税费改革及配套改革脱卸了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治理责任是指农村基层组织凝聚、配置资源进行乡村治理的动力、意愿和职责。在国家集中了绝大部分政治、经济与合法性资源,以及乡村治权具有配置性特点的条件下,国家下达至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任务就十分关键,有上级的治理压力就有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它就能配置资源形成乡村治权,进行乡村治理。而没有国家的治理任务,农村基层组织就不会主动进行乡村治理。因此,为了扭转乡村治理困局,国家应该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     

农村基层治理:现状、困境与对策——以湖北省H市为例

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作为最基层行政单位的直接管理对象——农村,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而突出的地位,社会治理的好坏与否,关键在农村。当前,农村治理还处于自发性,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治理的基本现状。农村基层治理的放任性、地域性、复杂性等特点一直是困扰着农村的治理,通过对湖北省H市的社会调查来探讨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对策,以求从提高村民的综合素质,使农民个体价值取向顺应社会主体价值观相适应、理顺乡镇与农村间的关系、制定《村民自治法》等方面来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和谐与稳定。     

低龄老年人参与积分制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晋江市为研究区域

在全球老龄化现象呈递增式上升的背景下,中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决定了老年人参与积分制治理具有重要作用。为了探究影响低龄老年人参与积分制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及效应,以晋江市H村实施“乡村治理积分制”为研究背景,从农村社区治理责任感知、面子观念和积分制政策感知3个维度来探究决定低龄老年人参与积分制意愿的因素。结果证明:“农村社区治理责任感知”不仅对“参与意愿”有直接效应,还可以通过间接影响“积分制政策感知”对低龄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起推动作用。据此,提出完善政策公开公示机制、深入宣传政策细则以及构建村务民主协商制度等措施,以此来激励低龄老年人参与积分制的意愿。     

尽责式治理:党建引领乡村精细化治理的实践机制——以陕西省镇安县为例

是否尽责是善治的重要衡量标准。充分发挥党建势能要注重以治理责任为纽带,根据乡村治理责任属性和治理条件推进尽责式治理,更好地创新组织载体、整合要素资源和优化治理责任,从而推动乡村精细化治理。基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镇安探索的研究发现,为克服条块关系不优和治理悬浮化困境,需要以融合共生的理念和方式推动治理责任落实和治理范式革新;通过强化人民至上的责任观,优化“人人有责”的治理结构,达成“人人尽责”的预期治理行为。从“大治理观”和高效能治理视野审视党建引领乡村精细化治理的实现路径,要更加重视治理责任重构和优化、治理方式更新和完善以及治理机制改进和创新,进而推动基层党领共治型的尽责式治理,提升乡村基层治理善治能力。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农村垃圾治理

农村垃圾治理凸显了我国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基础设施供给和基本制度,反映了城乡之间的环境非正义关系,暴露出农村垃圾治理资源分配失衡、农村垃圾治理决策程序缺失以及农民承受的垃圾治理责任不公平的问题。防范农村垃圾污染的发生,必须将环境正义理念贯彻到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中。首先,通过健全农村垃圾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和长效监管机制实现环境分配正义,消除治理工作中的制约瓶颈。其次,通过推进农村垃圾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决策程序合理化实现环境程序正义,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最后,通过加强农村垃圾治理法治建设和农民环境权益保障实现环境矫正正义,确保农民享有适宜的人居环境。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治理主体的利益异化分析

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和农民是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生态治理主体。他们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有不同的利益表达：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统一于生态治理的公利行为中;乡镇企业的社区责任要求其承担起社区的环境责任;农民则要求实现生存权利和发展利益的统一。但是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这种利益表达出现了异化：地方政府的自利性的膨胀导致其生态治理公利行为的狭隘化;乡镇企业的社区环境责任逐渐淡化;而农民的发展困境则导致了农民对地方生态利益的短视。正是这些利益异化行为导致了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     

面向共同富裕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治理转型与路径选择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低收入问题治理成为我国新阶段农村社会治理新命题,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与绝对贫困相比,农村低收入问题具有相对性和多维性等特征,治理上更加强调常态化和差异化。因此对治理模式也有新的要求,在治理主体上强调多元化,在治理策略上强调从运动式治理转向常规化治理。为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差异化帮扶机制,在战略衔接层面,应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依托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加速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整体性帮扶机制;在治理主体层面,处理好个人、政府、社会在三次分配中的责任和义务,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常态化帮扶机制;在政策设置层面,依据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群体特点进行分层分类,以收入、劳动能力等多维度衡量标准体系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帮扶政策。     

产业转移企业参与农村治理的效果及其路径构建

2008年,广东正式实施的"双转移"战略使得粤北和东西两翼农村治理日趋复杂。对佛山禅城(清新)、佛山顺德(英德)与河源东源(深圳盐城)等产业转移工业园进行的调查表明,转移企业已成为推动农村治理的重要力量。以政府为主导、以员工(村民)为媒介,将先进的治理理念及社会责任与技能运用于农村经济、政治、社会事务,是产业转移企业参与农村治理的适宜路径。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施该战略的助推器，后者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部分地方企业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甚至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因素。另外，农民环保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等因素亦不容忽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振兴，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地方企业需强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应增强治理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农村社区则应发挥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场"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