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隐逸诗人·经典诗人——陶渊明形象经典化解读

经典化的陶渊明是他的读者塑造出来的。陶渊明的隐士身份和“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定论,影响了后世读者对陶渊明的接受。唐代独特的隐逸文化使陶渊明日益显扬,而宋代特定的文化氛围、文人心态和审美趣味,使陶渊明成为经典诗人。     

孟浩然：好“卧”好“游”的隐士及其心理机制——兼论李白《赠孟浩然》诗对孟浩然的描述与认知

李白《赠孟浩然》诗是一首名作,近年来有学者却对此诗产生了特异的解读,认为此诗对孟浩然的描述是严重“误解”。事实上,李白赠诗最突出的特征是用“卧”这个意象描述孟浩然的清高、淡泊,而“卧”这个词语和意象也在孟浩然诗中大量使用,“卧”正是最有代表性的隐逸生活方式。孟浩然好与佛、道往还,游山玩水,推崇陶渊明,格调清雅,这是隐士生活的具体内容。尽管孟浩然也追求仕进,但科考失败,使得他有意突出归隐之心和林泉之趣,高自标置,以期获得心理平衡。李白对孟浩然隐士形象的理解与推崇,完全符合孟浩然刻意留给世人的总体印象,而李白与孟浩然在推崇隐逸、崇尚高洁人格方面的心心相印,正是盛唐文化“风流”的反映。     

论儒道文化之隐逸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隐逸.先秦典籍已记载隐逸现象,早期隐士多受儒家赞誉,魏晋名士尚清谈,受道家影响较大.世人对隐士群体的理解评价往往随时代发展而褒贬不一.隐逸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重组成,比如文艺方面的隐逸诗创作、文学形象塑造和史学考证以及民俗方面的茶饮风气形成等.     

“士”的二重性与道家隐逸哲学

“士”具有二重性,即依附性和自由性;隐士典型地体现着自由性,其行为方式的突出表现为“隐逸”;“隐逸”有“隐”与“逸”两个不同的方面,逐渐产生了道家隐逸哲学,并形成了道家隐逸哲学不同的派别。     

隐士群像的百态风情——论两晋南朝隐逸赋

两晋南北朝时期 ,隐逸风气大盛 ,其原因有二 :一是社会动荡黑暗 ,政治杀戮尤为残酷 ,士大夫便将隐逸作为全身避祸的最佳途径。二是宣扬自然无为的玄学与鼓吹出世思想的佛教相结合 ,使隐逸风气更加炽盛。在隐逸风气盛行的同时 ,出现了大量的隐逸赋。隐逸赋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反映 ,从多角度全面地展示了当时的隐逸风尚 ,生动而深刻地描绘出当时隐士的风情百态 :或塑造悠然自得的隐士形象 ;或披露由仕而隐的矛盾与无奈 ;或调和陵薮与市朝 ,表现朝隐的生活与思想 ;或揭露假隐士的丑陋面目。通过这些隐士群像 ,再现了当时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文化特征     

从陆机到陶渊明——“隐逸赋”巡览

在中国文学中，如果谈到描写“隐逸”的诗人，自然要举出东晋的陶渊明。《饮酒其五》、《归田园居》、《归去来兮辞》等这些我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品确立了陶渊明“陶逸诗人”这一不可动摇的评价。从这些作品的成熟性来看，将陶渊明看成是使隐逸文学确立的作家是妥切的。     

隐逸文化与庄子哲学

隐逸文化对庄子哲学有直接的影响。隐士是隐逸文化中的主体,庄子生活的战国以前,中国有大量的隐士。庄子从这些隐士身上,看到了隐的方式在人的社会存在中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它拿来作为人处于生存困境时的一种调剂,是极其有用、有效的方式,所以,他把隐的方式由身隐转到心隐上来,这样就使隐士的精神特质。能为普通人所实践,把隐士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借来作为尘世中人调合个人与现实矛盾的一种中和、有效的办法,用以疗救和缓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痛苦,从而使“心隐”成为他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人类诗意的栖居——从陶渊明的隐居生活看中国士文人心中的精神家园

陶渊明的隐居和诗作使他成为中国“隐逸诗人之宗”。他的生存、生活和创作,形成了中国士文人“诗意居住”的典型范式,部分地实现了生命的和谐,反映了他的超迈峻洁的人格。从陶渊明的诗歌中可以探讨出“人类诗意地栖居”这样的内容。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构建了千古不朽的精神家园。     

论唐宋文人对陶渊明文化解读之异同

陶渊明以其自然纯朴的人生境界和简淡真淳的诗美境界为唐宋文人所仰慕,但时代精神和个人审美趣尚的歧异,唐宋文人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理解择尚也有所不同。本文即以唐宋文人对其受容及其历史动因为基点进行考察,指出唐宋文人虽都推赏其隐逸高风和饮酒雅趣,但唐人主要视陶渊明为隐逸高士,而宋人对陶的文化解读则更为全面立体;较之唐代,宋代对陶诗的品评达到了创作借鉴和理论阐释的双重自觉。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     

论儒道的隐逸观与隐士形象

隐逸作为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现象对古代文人在人格建构、生命价值、生活方式、行为特征以及心理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其根源则在于儒道两家对隐逸观念的建构,儒家以积极入世为思想根本,主张隐逸是隐以待命,是复出前的准备;道家以“无为”为宗旨,重视生命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基于这种隐逸观念,儒道分别对隐士形象作了不同的处理。     

隐逸文化与庄子哲学

隐选文化对庄子哲学有直接的影响.隐士是隐逸文化中的主体,庄子生活的战国以前,中国有大量的隐士.庄子从这些隐士身上,看到了隐的方式在人的社会存在中极其重要的现实意叉,把它拿来作为人处于生存困境时的一种调剂,是极其有用、有效的方式,所以,他把隐的方式由身隐转到心隐上来,这样就使隐士的精神特质,能为普通人所实践,把隐士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借来作为尘世中人调合个人与现实矛盾的一种中和、有效的办法,用以疗救和缓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痛苦,从而使"心隐"成为他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论陶渊明的隐士精神

隐士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众多的隐士中间,陶渊明可称得上一个独出众类之人.他的归隐不但是勘破世事,不计荣利,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自己所特有的士人身份,由士入农,躬耕田野,以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敏感来体验农民的社会生活,并且构筑了一个理想的农业社会模型--桃花源世界.实际上,在陶渊明隐逸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     

论谢朓诗的隐逸及其诗体范式意义

作为著名而又有着悲剧性命运的诗人,谢朓在诗中表达了相当强烈的隐逸愿望,并在出使宣城时,用诗歌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隐于郡斋的吏隐形象。他的隐逸希企及其隐逸诗作,既有他个人的成因与特点,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隐逸文化的重要特点,并为后世的隐逸文学和山水文学确立了一种重要的诗体范式。     

说不尽的陶渊明——《文化视野中的陶渊明》评介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 ,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独标高格、影响深远的著名人物。因了前者 ,人们恭敬地奉上了“田园诗派之祖”和“隐逸诗人之宗”两顶桂冠 ;作为后者 ,则被赞为魏晋之际第一高人 ,中国第一隐士。他的诗文以及诗文所表现的饮酒、采菊、抚琴、乞食等等 ,千百年来一直是论者议论不休的话题 ;他的躬耕 ,他的隐逸 ,他的政治态度 ,他的人生理想 ,他的处世方式 ,同样令后代许多人文知识分子激赏不已 ,推崇备至 ,其诗文和人生共同构建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理想 ,更使得后代人文知识分子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陶渊明是一个具有多重审美…     

李白与唐代的隐逸之风

李白与唐代的隐逸之风葛景春一、唐代的隐逸之风隐逸从上古时就有了，中国古代的士人说起来只有三种，就是儒士、侠士和隐士。隐士的流变性很大，真正甘心做一辈子隐士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是迫不得已才做隐士的。《新唐书·隐逸传序》把隐士分为三种：＂古之隐者，大抵有...     

隐士和隐逸文化初探

隐士和隐逸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是一种很独特的文化形态,它出现于文明社会的酝酿和初步形成时期。道家正是在汲取了隐士和隐逸文化的思想营养才得以产生、生长起来的。但是,由于中国隐逸文化历史悠久,史料、传说记述颇丰,使得隐士和隐逸文化具有相当的模糊、矛盾和神秘色彩。用发展的眼光去探究产生隐逸文化模糊及矛盾的根源,发现隐逸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嬗变过程。     

隐逸与尽忠——元遗诗人接受史中的陶渊明

陶渊明是规模庞大的元代遗民诗人群的共同话语特征,具体表现在咏陶和陶诗人规模庞大,诗歌众多,形式多样。元遗民诗人笔下的陶渊明不是单纯的隐士,而是不仕二姓的遗民典型,此点与宋遗民偏重陶渊明隐逸情怀有本质区别,在陶渊明接受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也极大地丰富了陶渊明的形象特征与文化价值。     

陶渊明“真意”探微——从沈从文一篇遗文得到的启示

在陶渊明的诗中,"南山"和"商山"是各有含义、语境不同的,陶渊明所敬仰的"商山四皓"是高洁隐逸之士的典型,并不包含沈从文所说的出山辅政的因素。但沈从文的遗文仍具有启发意义。过去谈论陶渊明多从老庄以来的道家哲学以至于魏晋玄学思想这一传统中追溯渊源,但今天看来,还应该从商周之际隐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秦汉之际隐于终南山的"四皓"等高蹈远遁之士的隐逸传统中揭示源流。只有把领悟宇宙真谛的自然观和追求心灵自由的人生观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入地认识陶渊明的精神特质和诗歌境界,才能真正理解其"真意"之所在。     

秦文化的时代意义和历史影响

王子今认为,秦文化是体现法家思想深刻影响的一种政治文化形态,也可以理解为秦王朝统治时期的主体文化和主导文化,并可作为一种积极奋进的、迅速崛起的、节奏急烈的文化风格的象征符号.其突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部分主要表现为创新理念和进取精神、开放胸怀和包容意识、实用倾向与技术追求等几个方面.简言之,或可以“英雄主义”和“科学精神”来概括.孙家洲认为,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前后所遭遇的三次刺杀事件,即荆轲“图穷匕见”的秦宫搏杀、高渐离筑击、张良主导的博浪沙椎击,都曾对秦始皇的生命形成直接威胁,从而影响到他对“关东人”的基本判断,并对其制定关东地域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蒋波认为,部分士人隐居不出在秦朝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尤以黄老型隐士最为多见.对于各类隐士,秦朝采取了征召措施,并非视而不见.当然,由于各种原因,秦朝征召隐士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故亦不宜将之视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