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与“岸”的人生隐喻——评苏童的长篇小说《河岸》

苏童的长篇小说《河岸》讲述库文轩、库东亮父子在河流与岸上的故事,书写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荒诞的人生境遇。作品中人物命运围绕“河”与“岸”展开,“河”与“岸”的对立,为他们的人生写下注脚,成为人生的形象化隐喻：既代表着人生的安稳与漂泊两种状态,又象征着自由与束缚这两种人生境遇;同时,在二者的对立中还表现出生与死的人生命意。     

《芒果街上的小屋》离散视域中的存在主义意识

《芒果街上的小屋》是美国当代墨西哥裔女诗人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的成名作小说,全文共44个片段故事,错落有致地讲述了芒果街上少女埃斯佩朗莎的童年记忆,透过飞散视角探讨在本族传统与主流文化矛盾中生存的墨西哥族裔的人生境遇与精神窘境,剖白了族裔文化对身份识别的追求以及夹缝中生存的族裔女性自我探寻的心声,书写了因殖民历史所致的离散文化下“自我”与“他者”所构建的“荒诞”和族裔的“反叛”与“等待”,体现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意识.     

王维山水诗的创作心理透视

王维是山水诗大家,他的山水诗和婉清雅、意新理惬,超凡脱俗.本文试从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定势、诗人的人生遗际和生存境遇、独特的美感经验和审美哲学三方面探讨王维个性化的创作心理的形成及其对王维山水诗风格的影响.     

科举制的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

科举制在其"历史存在"的绝大多数时段内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科举制的合理性包含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两个层面;而科举制的合法性则主要来自其合理性及其合利益性与合道德性.清末中西文明冲突带来了科举制的合理性危机,而这种合理性危机又导致了其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在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遭受严重危机的近代境遇下,科举制由于其巨大历史惯性未能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换而终被废止.探讨科举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必然诉求,同时也是理性评价科举的必然要求.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现代转型——以王国维、胡适为中心

20世纪初期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起步与转型阶段.作为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学史研究学者,王国维与胡适在纯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及文学史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在文化立场、学术背景与治学路径的个体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中西碰撞、新旧冲突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文学史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然境遇.从这一意义上说,王国维与胡适在文学史研究上的差异,呈现出中国文学史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某些特点.     

中西文化背景下贤妻形象的多维对审

男性社会对贤妻良母的共同诉求,致使中西文学史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贤妻形象.因为受到儒家文化和宗教文化不同的影响,中西文学贤妻形象显现出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的丈化特征.一方面,文化策略上,因父权制政治对父系血统维系的需要,不约而同形成了社会文化对女性忠贞品性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文化体系上,因不同体系伦理文化的具体影响,致使文学中反映的中西夫妻关系性质各异,女性卑从关系序列各异,女性贤德标准各异,子嗣生育境遇各异,构成了中西文化下贤妻文学形象的多维对审.     

宋遗民词人的悲剧性生命体验

整个一部宋遗民词史,所展现的就是一个被剥夺了生存权利的民族以及个人的痛苦灵魂,充满着极度沉痛的人生忧郁与历史悲哀,情真语苦地记录了词人们在悲惨的人生境遇中痛苦的生命体验与寻求解脱的心灵,导致宋遗民词在审美理想上具有沉郁深厚的特点。本文试考察宋遗民词中极富悲剧性生命体验的思想内涵,以透视宋遗民词中人生情趣与观照方式的演变。     

试论曹植辞赋中的动物形象

在曹植的辞赋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动物形象,通过这些动物形象,我们可以一窥曹植的内心世界。曹植的文学创作与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前期的作品大都意气风发,积极向上,而后期的作品则深沉压抑。曹植辞赋中的动物形象体现了他人生不同境遇中心境的起伏变化,这种手法是对前代抒情小赋的继承和发展。通过这类作品,可以一窥曹植文学创作与人生境遇的密切关系。     

中西古典戏剧贤惠型女性形象比较

男权文化背景下,中西女性共同的生活境遇使中西古典剧作家特别钟情于塑造贤惠型女性形象,且表现出惊人的相似:美貌、忠贞、顺从、奉献、聪慧。由于文化的差异,中西古典戏剧中这类女性形象在家庭出身、贤妻的标准、经历的苦难、结局等方面表现出很多不同之处。     

论中国古典“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

中西“叙事”的原初内涵根植于各自文化的源头之中,文化基因的异质性使中西叙事形成了不同的传统.比较而言,西方叙事重“故事”,中国叙事重“历史”;西方叙事侧重于“叙”,中国叙事更加强调“事”(即“史”);西方叙事侧重于时间性,而中国叙事侧重于空间性.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西“叙事”概念走向了互渗融合,并为“叙事”增添了新的内涵:形式与文化互渗、叙事媒介泛化、叙事对象泛化等.这些新内涵其实已经先在地包含在中国“叙事”概念的原初内涵之中,显示了中国“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也表明在当代背景下研究中国叙事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