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让定价税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跨国公司是以全球经营战略为目标经济组织.为了获取最大利润,通常会在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采取转让定价策略,规避东道国税收负担,从而给东道国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针对这种现象,世界各国纷纷建立和完善转让定价税制,以规避跨国公司关联企业转让定价避税行为.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投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建立并完善我国的转让定价税制已成为我国税收征管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韩转让定价税制比较研究

2009年1月颁布的《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是我国现行的最新转让定价法规。虽然新法规在交易原则、选用方法、特别考察因素等方面有新的突破,但与较早实施转让定价制度的韩国相比,在法规的制定、执行及效果方面存在一些差距。因此,对我国与韩国的转让定价税制从起源与改革过程、关联方认定、同期资料管理、转让定价调整方法、预约定价协议等方面进行比较与分析,可以找出我国现行的转让定价税制存在的问题和改善对策。     

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基于税权谦抑的税收征管合作

双边预约定价安排是两国税务主管当局基于税权谦抑而进行的税收征管合作,旨在解决跨国公司关联交易的转让定价避税问题,有效避免双重征税.双边安排这种税收征管合作属于政府间特殊税收协定,是专门针对某一跨国公司关联交易中存在的转让定价避税问题,其以一般性国际税收协定为基础,属于为第三人利益而缔结的税收征管合作协定.     

谈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策略与反避税措施

转让定价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避税的主要方式之一。跨国公司利用关联企业之间物资购销、转让技术、提供贷款或劳务以及转让财产等途径 ,把利润围到低税或无税的国家或地区 ,从而逃避、减轻整个公司的税负。目前 ,我国已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 ,伴随着大量的资本输入输出 ,在我国投资的跨国纳税人的国际避税活动会更加活跃 ,为此应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转让定价避税的反避税工作。     

跨国公司转让定价博弈分析

转让定价是跨国公司在国际避税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手段.为了对抗这种避税,多数国家在税法上赋予税务机关根据"正常交易原则"对转让定价进行重新调整的权力.但由于正常交易价格的确定有不少困难,导致有关的博弈分析一直没有开展.文章把正常交易价格看做一个区间,对跨国公司转让定价进行博弈分析.     

基于我国税收政策的转让定价模型研究

从跨国企业的全球利润最大化视角出发,综合考虑企业所得税、关税、税收所在国发现转让定价后的惩罚程度,以及中国税收管辖权等具体情况,建立了适用于我国的跨国企业转让定价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转让定价的报告价格是关于可比正常价格、惩罚系数、税收因素(由企业所得税率和相应关税决定),以及母公司所在国税收制度的函数。企业所得税率与相应关税税率决定了转让定价操纵的方向及动机大小,而转让定价处罚会降低操纵转让价格行为的概率。为了加强对跨国企业转让定价行为的调控,提出了明确关联企业认定标准,通过调节关税降低公允价格与转让定价之间的差距,加大对跨国企业转让定价避税行为的处罚力度等建议。     

转移定价税制的法律分析

运用转移定价避税是跨国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对此行为进行法律控制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国税收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试图从法律角度对转移定价行为进行分析,并审视、评价现行转移定价税法控制的原则和方法,进而提出我国转移定价税制的相关问题及解决思路。     

外资企业避税与反避税对策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开放经济条件下外资企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外资企业也存在避税现象,税负偏低;其主要采用避税地避税、转让定价等方法避税,且在新税法条件下呈现出利用股息预提所得税、资本弱化、行业优惠、电子商务避税等新特点.需要通过强化反避税环节、加强各相关部门的配合、建立国际情报交换联络平台、提高税务人员业务素质等对策进行反避税.     

特别纳税二次调整的基本理念与规则设计

特别纳税二次调整规则的法律属性应定位为拟制性规范，其核心价值在于税权扩张下的反避税效用。具体可以分为事前对激进型转让定价安排的威慑阻吓效用、事中对已认定避税行为的超额利润转回效用、事后对未转回资金实施征税的惩罚效用。中国如果选择设置二次调整规则来打击跨国企业转让定价避税行为，那么在规则制定之时就应转入“如何约束纳税调整权”的思考维度，通过整体控制和细节约束对二次调整规则加以设计，真正有效且有度地发挥其反避税效用。整体控制涉及规则制定应获法律授权、应依附于初次调整、应确保拟制交易仅适用于反避税规制；细节约束包括合理确定拟制交易的具体形式、应设置利润转回的替代程序、尽量完善配套的辅助流程。     

技术资产定价的方法和模型问题研究

技术资产作为一种无形的知识型商品，在其交易过程中的定价问题因缺乏相应的参照基础而难以把握。为了解决技术资产转让中的定价问题，促进技术资产合理、科学地转让，本文分析了技术资产转让的重置成本定价法、收益定价法、市场定价法和经济效益决定价格的模型、劳动价值与经济效益结合的价格模型、效益分成模型，为技术资产顺利实施转让提供了可操作的依据     

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法律问题浅析

电子商务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政治、经济、法律与社会问题。其中,电子商务税收问题成为近期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法律与政策已成为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面临的重要课题。剖析电子商务税收法律问题的成因及其范围,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电子商务税收政策与立法提出建议,对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有积极意义。     

现行税收征管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我国的税收征管改革整体运行情况良好。但是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使征管改革同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为此 ,要切实加强税收法治 ,建立强有力的税务司法保卫体系 ;改革和完善现行的税务登记管理办法 ;加强部门协作 ,提高全社会护税、协税的有效程度 ;提高税收征管手段 ,建立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管理监控体系。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改良路径

我国传统自然人税源管理制度和国际税收管辖权划分规则因经济数字化冲击暴露出既存缺陷。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和国际合作组织的税制改革措施和提案，我国可尝试建立自然人数字税务账户，完善自然人纳税申报制度，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修缮配套税收征管法律。同时，根据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分别采取短期、远期方案构建数字服务税制，引入数据存在原则作为判别常设机构的新标准，并重新考量利润分配的要素权重，以防止数据价值流失，维护国家税收主权。     

税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及其政策含义

标准的资产定价模型必须满足不存在税收的前提条件 ,这显然与现实情况不符。西方学者根据本国的税收制度 ,建立了纳入税收因素的资产定价模型。由于中外税收制度存在差异 ,因此 ,要基于我国的税收制度建立税后资产定价模型。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 ,我国目前税法对公司股利发放有很大的抑制作用 ,这从一个方面解释了我国上市公司采用低股利政策的原因。     

论我国现行税法体系的问题与完善

税法体系是由不同形式的税法规范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我国现行税法体系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善、立法级次低、缺乏规范性等问题,完善我国税法体系需要构建税法的塔式体系结构,制定统一的“税收基本法”贯彻税收法定主义,提升主要税种的立法级次,规范税法解释权,避免税法解释政出多门等。     

我国地方税体系建设的制约因素与完善对策

随着“营改增”的全面实施,地方税收体系中失去了主体税种,房产税等小税种难以承担支撑地方税收体系大任,作为直接税的所得税虽然占有比例较高,却都属于共享税。我国地方税体系之所以难以建立,除了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客观条件外,主要是其在税制建设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阻碍,如法治建设落后、配套制度不健全、征管机制不完善等。在这一背景下,从我国地方税收收入影响地方财力保障的程度入手,对我国地方税体系建设中的制度性障碍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了基本对策。     

税收中“黄宗羲定律”的剖析———基于税收伦理的角度分析

“黄宗羲定律”是在我国税收改革中是困扰千年的问题,指出它的根源,找到破解它的方法,对我国当代税收改革也具有指导意义。本文通过税收伦理的理论分析“黄宗羲定律”,引入高赛尔的协定道德理论,提出了一套解决“黄宗羲定律”的税收伦理思路,最后基于税收伦理对税收改革提出了建议。     

论两税合并中的外企信赖利益保护

两税合并使我国内外资企业能在一个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进行竞争,但这种法律的不连续性必然损害基于信赖我国法律而来我国投资的外企纳税人的信赖利益。尽管我国目前两税合并新法规定了相关的过渡措施,但在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体系中,仅仅是一些条款间接地表达了保障纳税人的权利的意思,对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于税收法律体系中的适用及其地位的规定仍然很少,这对于所有纳税人的权利救济都是不完善的。因此,两税合并中对外企信赖利益的保护应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在保护的方式上,首先要做到程序性的保护,即在法律立、改、度时,应当给予具有正当信赖利益的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通知或者听证等程序保障来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其次是存续性保护,即行政机关维持其现有法律状态,维持其信赖基础不变更。二是在保护途径上,首先要做到对外企信赖利益的立法保护,其次作为外企应对其信赖利益注重自我保护。     

中外环境税法比较研究

随着发达国家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当今主要依靠行政法律手段保护环境的弊端愈加明显。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的完善建立不仅在微观上能够促使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而且在宏观上也能够有效解决环境资源的“公平”配置利用问题。文章将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环境税收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完善我国的环境税制建设提出了建议。     

税务行政裁量权的理论阐释、行为纠偏与路径选择

税法中不确定概念下的理论空间以及税务行政的实践需求共同营造了税务行政裁量的制度空间，而不规范的税务行政裁量则为不规范的税收执法提供了操作机会。通过对税法文本中不确定概念理论缘由的寻求，以及税收征管中实践动因的梳理，税务行政裁量权的规范化确有必要性。为达成税法运行各司其职中的彼此制衡，有必要强化比例性原则在税务行政裁量中的运用，以此限制税权介入纳税人私域的范围与限度，并提供明确化的宏观指引；利用行政裁量基准“行政自制”与“规则之治”的双重品质，借助标准化的文本修正，为规范化的税收执法预设行为轨迹、构建外在制约并压缩裁量空间；以纳税人的同意权为基础，设计符合税法特殊性的程序规则，形成立体化的纳税人救济路径。最终形成税务行政裁量权积极运作与规范运行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