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保障司法公正的措施

司法公正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比较重视的问题,中国古代统治者采取了很多措施,努力保障司法公正.这些措施主要有:强调证据的运用,强调司法官的责任,通过回避和复审制度来保障司法公正,重视对司法官员的监督。中国古代统治者重视司法公正与儒家的慎刑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论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特征和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鲜明的特色和深厚的思想基础。详备、严格、体系化的法官违法责任追究制度 ,为当今法治国家的构建 ,提供有益思考。     

西周审判心理思想试探

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实施是多种心理作用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司法官和诉讼参与人的心理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古今亦然。然而,中国古代审判心理思想研究至今还是一块待垦的处女地。本文拟就西周的审判心理思想做点拾遗钩沉的工作,或许不无意义。     

探寻古代法律的公正与权威——从张释之判案说起

法律的生命在于公正,古代法律的公正与权威在张释之身上熠熠生辉．爻章从张释之断案成功的原因开始分析,进而剖析张释之断案所体现出的法律的公正和权威,从而揭示了作为最高司法官的张释之坚持“法律至上”和敢于公正司法的优秀品质,当代司法官值得借鉴。     

探寻古代法律的公正与权威——从张释之判案说起

法律的生命在于公正,古代法律的公正与权威在张释之身上熠熠生辉,文章从张释之断案成功的原因开始分析,进而剖析张释之断案所体现出的法律的公正和权威,从而揭示了作为最高司法官的张释之坚持"法律至上"和敢于公正司法的优秀品质,当代司法官值得借鉴.     

司法官视野中的近代中国法治:路向与功用——以董康、许世英为中心

以量康和许世英为个案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法治的路向与功用是变动的,存在着"东西"之争与"左右"之辩.司法官们早年一般认为中国法治的路向是朝向西方的,但到了晚年刖关注东方,认为建构中国法治离不开"汉家故物"因素的支撑.他们早年倾向于用法律来改造中国社会,作为追求富国强兵、实现民族复兴的总体工程中的重要环节,但到了晚年,则体认到法治的建构离不开对现存秩序的维护.这种变动是与司法官个人遭际、时代处境、国际格局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中国古代司法官考核制度及其当代借鉴

法官考核制度是法官管理的必要手段,它对于促进法官养成良好的素质,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司法官考核制度尽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是从立法技术上看,该项制度的设计包含了一些合理因素,对于我国当代法官考核制度的科学构建与有效运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司法管理者本着扬弃的态度加以继承。     

《盟水斋存牍》中的慎刑理念分析

慎刑作为中国古代主流的司法观,被历代统治者所倡导督励,也为各朝良吏循吏奉行传承。甚至在晚明乱世,依旧是普通司法官折狱理刑的基本理念,这一点在颜俊彦所辑的判语与公牍专集《盟水斋存牍》中有突出体现。该书的慎刑理念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明慎用刑,衿疑改遣"的罪疑惟轻理念;"哀矜折狱,衿恤为怀"的恤刑理念;"事干大辟,不厌详慎"的慎杀理念;"斟酌礼法,情理为断"的情法结合理念。可见,在审判实践中,司法官对待刑罚权运用的态度还是非常审慎的,尽可能严格地控制刑罚尤其是死刑的处罚范围和处罚力度,这与当今所倡导的刑法谦抑、刑罚节俭的精神相契合,对当今中国的司法改革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论传统司法的道德思维

人们一般把法官判案的思维分为二类,一是演绎,一是归纳,这恰恰对应了西方两大法律模式,即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无论是大陆法系法官的演绎思维还是普通法系法官的归纳思维,他们所追求的目的都是实现个别法的正义。但我们却难以在西方的这个思维框架里,讨论中国古代审判官吏的思维类型。中国传统司法官吏的思维或许既有演绎又有归纳,但其本质是一种道德思维,表现为内我思维、时中思维和生活思维三个特征。     

宋代州级司法属官体系探析

宋初接管了后周的地方司法官队伍又设立了新的地方司法官职位,由此形成两个人事系统:一是以诸参军官为主的州曹司法官系统,一是以判官、推官为主的幕职司法官系统。宋代地方法官人员构成的变化形成了可相互制约的法官队伍配置,在此人员保证的前提下,宋代地方审判的行政流程中出现了“审”和“判”的权力分离格局,形成了鞫谳分司、翻异别勘等独具特色的审判制度。     

儒道两家对相人术的超越及其文学表现

相人术作为一种预测方术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留下许多记载。通过对人的外貌神情、举止言谈的观察 ,从而推断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儒道两家在文学作品中都有所表现。儒家遵照其“有诸内则发诸外”的原则 ,认为人物的美与善具有内在的联系 ,二者经历了由分离到重合的演变过程。道家则以美与善的巨大反差诠释了其独特的生命意识。虽然儒道都对人的外貌很关注 ,但儒家在伦理道德的层面品评人物 ,道家则上升到了道的境界     

浅议讼学传播对明清地方司法的潜在挑战

以讼师秘本为主要载体的明清讼学,不仅是我国古代法学的重要分支,而且是民间百姓法律知识形成的重要途径。明清讼学给民众传播他们所需要的法律知识,给他们传授了诉讼技巧,锻炼了他们的诉讼技能,提升了他们的诉讼水平,对封建司法专制制度提出了挑战,大大抑制了地方官吏的武断审判,引起了各级官吏和司法衙门的高度关注和焦虑,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地方官吏更加谨慎处理民众的诉讼诉求。     

近代汉语词语重叠变化

汉语词的叠音现象,自古有之。在古诗词和古代散文(古代汉语)中出现的,大多是叠音词,而且基本上是形容词,也有少量的是象声词、叹词。在古代汉语中,也有词的重叠变化现象,但为数不多。唐宋以后的古白话(近代汉语)中,词的重叠变化现象大大增多,不仅有形容词、量词的重叠,也有动词的重叠。近代汉语中词语重叠变化情况大体上和现代汉语相同,所不同的主要有两个方面:1、有些词,按现代汉语的习惯没有重叠形式,而在近代汉语中却有重叠形式;2、动词重叠与现代汉语有不同情形。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狐意象文化的嬗变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很多描写关于婚恋及爱情的题材,而人与妖相恋的故事,则是其中一个独具风采的分支,人妖之恋这一母题的发展和演变逐渐成为古典小说创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在这类神话故事中,没有一种动物能像狐这样被充分赋予意味深长的文化含义.基于此,通过对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和符命化,汉魏晋六朝时期的巫术化,唐宋时期的世俗化以及明清时期的艳情化、性爱化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发展历程的分析,来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狐意象文化的嬗变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内涵.     

古代小说技法论之阐释价值

古小说评点本所见对技法论的评点,旨在揭示小说独特的叙事艺术特征,呈现出独特的阐释价值。一方面,在批评过程中它援引传统批评概念,并结合小说叙事特征使既有批评概念产生新内涵,使中国古代相对薄弱的叙事理论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另一方面,古代小说独特的美学品格也因技法论的批评进一步得以呈现。     

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认识与反思

中国古史分期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始终未形成定论。近十余年来,史学界开始反思并重新认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逐渐认识到五形态的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对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质疑和否定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曲折发展历程中,我们应不断反思,从而得到启示。     

语文学业评价的价值反思

语文学业评价是按照语文课程目标，对学生言语实践学习能力所作的价值分析和价值判断。语文学业评价的价值，在于欣赏学生语文学习经验的改变。本文从语文学业评价的价值取向出发，反思语文学业评价中价值错位的几种表现。     

略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伦理思想

天人统一观是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尊重生命、兼爱万物、寡欲节用是其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就已形成了渗透环境伦理意识的政法理念。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繁衍和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 ,它对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也具有显著的借鉴价值。有分析地借鉴中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 ,对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有重要意义。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原创性体系建设的初步构想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原创性体系建构相当艰巨而烦难,有很长的路要走。其立足点当建立在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接受美学互补的基础上。朱良志的"审美意象体系构架",可视为就此展开思考的先导。从此构架出发,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1)"生生"是中国古代美学的出发点,探讨生生之艺的接受观念,有两条线索,一为中国古代的阐释传统,一为中国古代的文本理论,两个传统在中国古代言—象—意的接受理论中得到了精湛的描摹和呈现。2)作为重要的西方美学体系,接受美学、阐释学与中国古文论颇有相通契之处:都注重理论体系的动态整体性、都采用一种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都具备鲜明的创生性;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两者都以"本真存在"为终极依据。而对接受美学的深层探讨,可以补中国古代接受论之不足,接受美学自身的局限性亦可以在"中国化"的历程中得到补救。3)中国文艺理论原创性体系的建构需紧紧围绕着"意象"这一核心范畴,还原"象的流动与转化"的动态整体图式。其中,各范畴和理论均统照在"创作论"、"本体论"、"接受论"三个范式中,互相又各有理论的纵深,互相之间既相互联系而又存在重叠和交叉。     

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声”困难及其言说努力

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声"困难,导源于以西方的逻辑范畴来衡量中国的传统思想,并形成了用西方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的流行做法,由此所得之"中国哲学",名虽在而"神"已失。在今天的世界话语体系中,中国哲学得以"发声",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中国古代的话语须具有可传达性、可公度性。吴光明"身体思维"的确立以及故事式表达的推出,使中国哲学原话语的可传达性、可理解性成为可能,对于形成中国哲学自身独特的现代话语系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