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铁路安全反恐机制的思考

近年来,恐怖分子针对我国铁路行业实施了多起暴恐案件,我国铁路行业面临着巨大的恐怖主义威胁。在实践中,我国的铁路安全反恐机制并不完善,铁路行业在反恐意识、事先预防、人员配置、技术设备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如何完善我国的铁路安全反恐机制,给铁路行业创造一个安全的运营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分析近年来国内外铁路行业暴恐案件特点以及恐怖分子青睐铁路行业原因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我国铁路行业在反恐防范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反恐工作机构,建立反恐防范体系,统一反恐防范标准,提升安检防范能力,重视情报收集研究,健全反恐预警机制等对策。     

安徽省基层社区暴恐预防现状的实证研究

暴恐犯罪具有恐怖主义操控、情节恶劣、危害国家人民安全的特征.阐述了中国暴恐犯罪出现新特点,分析了基层暴恐预防体系存在的问题,基于对风险社会的前馈控制理论和“核心—边陲”理论针对基层暴恐预防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提出了基层暴恐预防的对策思考.     

“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的正当性根据——基于刑法第120条“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开启了"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的先河。"预备行为实行化"将原本不予处罚的"预备行为"拟制为"实行行为"对待,从而实现了暴恐预备行为的独立可罚性。"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是有正当性根据的。现实层面上,暴恐预备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可能性和敌视法规范的刑事不法;政策层面上,事前防范比事后打击更有利于反恐;法理层面上,回应型法、预防型法和安全型法都要求反恐视线必须前移,从而预防恐怖主义犯罪的发生,回应公民严惩恐怖主义的诉求,实现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安全与稳定。     

依法治疆背景下通过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推进去极端化的成效与意义

一个时期以来,"三股势力"在新疆各地大肆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引诱、教唆、胁迫他人参与暴恐活动.面对宗教极端思想侵蚀范围广,受毒害人员数量众多的问题,我国在依法严厉打击暴恐和宗教极端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依法设立教培中心,对因被教唆、胁迫或蒙骗而参与暴恐和宗教极端违法活动,行为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或者虽然构成犯罪但其主...     

论网络“暴恐”之性质

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暴恐"已经逐渐成为暴力恐怖主义犯罪的重要方式之一。从犯罪学角度来看,网络"暴恐"本质上是一种恐怖主义犯罪,它是恐怖分子基于政治性目的而实施的具有暴力性或破坏性的行为。同时,网络"暴恐"也是一种网络犯罪,是犯罪分子利用网络作为犯罪的工具或者是将网络系统作为攻击的对象所实施的暴力恐怖主义犯罪。从刑法学角度来看,网络"暴恐"构成我国刑法上的犯罪行为,它是恐怖分子个人或恐怖组织出于一定的政治性目的,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实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犯罪。     

思考美国反恐持双重标准:话语安全与国家身份

在近期国内少数民族暴恐事件频发的情势下,在中美加强反恐合作的会议上,美国打击恐怖主义所持的"双重标准"反复被提及。本文从学理层面提出思考美国反恐缘何持双重标准,从话语安全的研究途径,呈现美国有关"基地"组织和"东突"组织的安全话语。文章通过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呈现的有关恐怖主义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安全话语,再现美国对恐怖主义持有完全不同的认知,并引入国家身份的视角诠释美国为何对打击恐怖主义持有双重标准。这对加强中美在反恐议题方面的合作,减少相互误解,促进两国关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明确界定暴恐犯罪彰显中国法治化反恐决心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范相关案件审理. 不同于一般的司法解释,此次出台的意见不仅对罪名把握和管辖方面作了具体规定,而且对如何“准确认定案件性质”作出明确界定.此间专家指出,在中国反恐法立法前,该意见将会被作为司法机关办理相关案件的基本指引,这体现出依法治国理念在应对暴恐犯罪和宗教极端案件领域的延伸和贯彻.     

从严反恐刑事政策之风险及其应对之策

新世纪以来,为应对恐怖事件不断增长的趋势,我国秉持从严打击反恐的刑事政策对恐怖活动进行了大面积的犯罪化。然而,片面从严可能伴生多方面的负面风险,片面从严可能导致刑罚不经济,可能陷入“越反越恐”、加剧民族隔阂的风险。立法需要理性,理性包含宽容;反恐需要策略,策略讲究区别对待;刑法之美贵在感召,感召允许将功补过。从逆向思维出发,反恐刑事政策也应当坚持宽严相济,不仅要“堵”,而且要“疏”。要防范从严反恐伴生的负面风险,必须创立特别立功制度,对有功者给予特别激励;引入共犯脱离制度,为醒悟者架设返回的金桥;扩大“个人解除刑罚事由”,以便悔过者有恕罪的机会。     

中俄反恐立法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原本由国家意识形态支持的很多政治化观念被代之以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诉求,民族分裂势力演变成为恐怖主义因素,上升为全球性焦点问题.俄政府重拳出击,从联邦宪法到刑法典,再到反恐特别法,以及一系列总统命令,构建了独特的反恐立法屏障,以期改善民族关系,惩罚极端犯罪.以比较的研究方式,通过对俄罗斯反恐立法的分析,总结中俄反恐立法的异同,指出俄罗斯立法对中国的借鉴之处,为我国新形势下反恐法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域外资源,初步构建出我国的反恐立法框架.     

关于极端主义的概念分析

极端主义是以歪曲的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表现或者实施的煽动仇恨、煽动歧视、鼓吹暴力等主张和行为,包括极端民族主义、极端环保主义和极端动物保护主义、反堕胎极端主义等,但其中危害最大的是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具有目的的政治性和反社会性、主张的异己否定性、手段的暴力型、本质的非宗教型的特征,它肇始于非法宗教活动,通过坚定恐怖主义信念、发展暴恐组织成员、传授暴恐犯罪非法、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等方式催生着恐怖主义。国家打击和遏制一切形式的极端主义,以铲除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