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资本理论,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和社会之间一定的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能够很好沟通、平衡和发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因而有必要培育国家与社会之间协作性的社会资本,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的突破口

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相比碎片主义、全能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在政府主导的治理格局中吸纳社会力量,实现协同善治目标,合乎我国国情社情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打破政府全能的传统治理格局,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组织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是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维系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善治思路。     

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论社区参与

我国社区居民的参与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将其置于"社会控制--社会自主"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考察,可清楚显示中国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关系的失衡;由此,也可明确突破社区参与"瓶颈"的方向与路径:通过公民社会的建立与社区建设的双向建构,在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中,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达"善治".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实现路径探析——兼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建构合理的契合中国现实状况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提出让中国公民社会论者看到了希望。但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了理论和实践当中的难题。借鉴西方以＂公民权＂的概念来打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公民社会组织作为沟通中介,以公共治理为路径,将成为寻求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依据这一思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问题即可化约为通过培养和完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寻求两者的良性互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家社会二元化

国家和社会分属两类不同的组织形态 ,性质和职能并不相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要求和促使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 ,并由此导致在我国国家和社会正在经历从一元化到二元化的过程。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和互动发展 ,又反过来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更加适宜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

(本文是2006年5月湘潭大学法学院学生对郭道晖教授的访谈录,郭道晖教授就近年来他提出的一些关于社会权力、公民权与公民社会以及马克思法学的命运诸问题的新观点作了精要的阐述。原稿经郭道晖教授修改补充后,刊发于此。)学生(以下简称“学”):郭老师,近年来,您从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及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分离与互动的角度出发,在国家权力之外,提出了“社会权力”的概念。您提出这个概念的理论背景和意义是什么?郭道晖(以下简称“郭”):“社会权力”,是指社会主体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与国家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对这一概念,马克思和…     

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国家政治文明的回应

以“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依法治国”作为分析框架，分析和解释了中国市民社会兴起后形成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化与互动最终导致了依法治国方略的出台。依法治国的推行，使我国法治思想发生了转变，那就是立足于“治理”而不是“统治”，立足于市民权利而不是国家权力，立足于社会而不是国家。当然，我国以依法治国为核心的政治文明还面临着困境，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来摆脱。     

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村民自治改革——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关系出发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说”为村民自治改革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村民自治改革不仅在现实层面上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且也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但村民自治改革作为一种内生的政治发展过程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要推行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多元化社会自治,建构市民社会的广泛社会基础;同时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分,并为社会自治权提供侵权法律救济,从而在组织形态和权力形态上实现社会与国家的良性结构性互动。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一个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过程,这种批判与构建既有哲学批判与建构,又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哲学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揭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实质以及克服该分离的途径,实现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扬弃。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政府应大胆放权于社会组织,帮其提高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激发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治理良性互动的共治机制。     

论社会冲突的演化及消解

从范畴上看,社会冲突可框定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的一种表状。对社会冲突的化解自然不能简单囿于微观利益维度,而应从国家与社会的宏观关系入手。哈贝马斯倡导的"公共领域"是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良性互动的载台与机制。塑造这一载台就必须实现国家与社会权力的合理界分,在合理界分的基础上,实现权力间的良性交互,促成社会冲突的消解。     

以德治国与社会各领域的协调发展

社会各领域的协调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佳状况 ,为以德治国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 ;注重社会各领域的协调发展 ,才能真正重视和抓好以德治国 ;社会各领域的协调发展依赖于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结合 ;以德治国要以社会各领域的协调发展为目标。     

宗教与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关系路径探析

宗教是构建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宗教作为社会整体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受制于社会整体系统,又反作用于社会,对于社会能否和谐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解决宗教与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关系的最好路径就是推进宗教和谐的制度化。宗教和谐制度化的内涵为宗教内部和谐的制度化、宗教与社会之间和谐的制度化和宗教之间和谐的制度化这三个层面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机制。     

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及其关系的分析

权力是指包括国家政治权力在内的一切社会影响力.事实上只要有群体和组织生活的地方就必定产生权力现象.从国家与社会二元区分的角度可把存在于一个民族国家之中的权力区分为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两种类型.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权力是政治权力的基础,政治权力是社会权力的保障,两者形质相同,存亡相依;另一方面两者又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制衡关系.一种社会形态的有序运行过程本质上表现为一元的政治权力和多元社会权力的博弈和统合过程.     

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合理性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法治国家以来,诉讼作为依照现代法律的标准来解决纠纷的方式,其重要性空前提高。但近年来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加剧、人们的基本生活保障缺乏等社会问题的出现,使得社会和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当代中国这一特定时期,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有着完善人性、传承文化、缓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之功能,它的发展与完善既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另一路径。     

福利与权利

本文从福利与权利的历史性解析入手，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社民主义的福利与权利观进行分析，并提出：福利作为个体的一种社会经济权利，一方面不能将该种权利绝对化；另一方面又不能推卸国家在福利方面的责任。因此就应该在市民社会组织比较发达的国家推行社会组织承担主要福利责任的模式，而在政社不分的社会中，则应该采用国家承担主要责任的模式。     

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考

分析了和谐社会的内涵,主要阐述了构建和谐社会要有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区域结构、社会主义三个文明的有机体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关系.通过剖析和谐社会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长久的过程,需要我们全民族为之长期奋斗.     

“五四”精神与当代大学生责任意识关系研究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当时的青年人出于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强烈的责任意识,勇于承担起民族解放和独立的社会责任,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今天,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当代青年人、特别是当代大学生,应谈将“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的“五四”精神内化为自身强烈的责任意识,并以责任意识为理念,勇于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     

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三

根据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模式,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的思想基础来自于国家的理念,坚持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相统一,保障人权优先的原则。在"社会先于国家"的理念支配下,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这种模式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危机管理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抗击SARS行为的法律分析与思考

抗击SARS的胜利是践行"三个代表"的壮举.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无疑意义重大.通过抗击SARS的胜利,应对以下重大关系进行深入的法理分析与反思正当性与合法性、权利与权力、国家与社会、国内与国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其结论是(1)必须把危机管理纳入法制轨道,保证政府各项措施的合法性,用合法性整合正当性;(2)政府权力应当保障并服务于公民权利,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保障人权为出发点与归宿;(3)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两种积极性,构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4)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并善于利用国际法,避免不必要的损失;(5)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互相影响和渗透的,同等重视和利用它们进行社会管理,须臾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