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释学与解释学中国化

创建中国式的解释学逐渐成为国内和海外汉语哲学界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 2 0年来 ,学者们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本体诠释学”、“经典诠释学”、“中国解释学”等构想 ,对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途径与方法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 ,中国解释学问题的提出首先面临的是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 ,它本质上折射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现实境遇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和学科门类的“中国解释学”是中西文化交流后的产物 ,今天所谓“中国解释学” ,乃是人们以某种取自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解读中国历史上非解释学的文本创造出来的。在此意义上 ,要厘清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解释学”和“解释学在中国”、“解释学中国化”的界限。     

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西方的解释学(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是最近十多年来才为我国学术界所重视,众多学者都在运用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宗教、伦理学、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等学科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西方解释问题虽然可以上溯到古希腊,但主要的应说是由解释《圣经》开始的,它经过了好几个世纪漫长的酝酿过程到德国哲学家兼神学家施莱尔马赫(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Ｓｃｈｌｅｉｒｍａｃｈｅｒ,　１７６８－１８３４）和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狄尔泰（Ｗ．Ｄｉｌｔｈｅｇ,１８３５—1911)才真正成为一有影响的学说。在中国有很长的解…     

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本刊两年前谈到改版时 ,希望今后将“解释原则的创新”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果和本刊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用稿的最高标准。这个标准显然是很“原则”的。本期开辟的“中国经典解释学研究”专栏 ,希望能对狭义“解释学”(中国经典解释学 ) ,进而对广义“解释学”(包括其它的解释学 )的研究与批判 ,注入新的活力 ,从而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解释原则的创新。     

论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重建

现有的解释学存在两个主要方面的缺点 :一是在解释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学科性质问题上的看法还不统一 ,从狄尔泰开始 ,把对历史的认识也看作是解释学的研究对象 ,从而使解释学成为哲学 ,混淆了解释学和哲学的学科界限 ;二是在解释学理论中不能很好地贯彻辩证法 ,割裂相对和绝对的关系 ,存在着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倾向。因此 ,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解释学的重建。在重建解释学时 ,必须批判地继承以往的解释学 ,贯彻实践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可理解性原则 ,体现理解的主体性和理解的辩证法。     

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现代转型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 ,一贯“独尊”的“儒教”衰落了 ,作为“显学”的“经学”终结了 ,但与“经学”长期相伴而又具有独特个性的中国古典解释学 ,却随着中华文化的转型而转型了 ,并在转型中培育出新的现代特征 ,显现出新的生命活力 ,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学术现象 .基于这一认识 ,本文以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现代转型为研究课题 ,分析其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考察其转型中的理论形态 ,总结其转型中的实践典范 ,对中国古典解释学如何能完成现代转型这一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初步回答     

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

解释学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方法论还是本体论、历史的解释学还是方法论的、批判的解释学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解释者和解释对象之间的关系究竟是"隶属的"还是"疏异的",如果是"隶属的",那么解释学理论就应该是历史的、本体论的;反之,解释学就应该是批判的、方法论的.这些争论反映了对解释学理论理解的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解决促成了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实践解释学是融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于一身的新的解释学理论.它是本体与方法的统一、历史和批判的统一.     

西方现代解释学与中国古典解释学之比较

西方现代解释学发源于古代的文献学和神学释义学.这种学问与中国古代为经学做解释工作的训诂学和文献学极其相似,两者有许多共同特征.在此意义上,训诂学和文献学可以视作中国古典解释学的基本形态.西方现代解释学强调对可能性的理解,中国古典解释学强调对现实性的理解,通过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过渡,两种解释学的发展呈现出趋同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解释学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历代思想家在解释文化经典时 ,既重视前人的解释 ,又根据时代要求 ,发挥义理 ,实现了继承和创新。解释学的意义就是说明、解释、理解和创新。从先秦儒家解释学的创新精神和道家解释学的直觉辩证法及自由精神境界 ,到两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与古文经学的求实精神 ,再经魏晋南北朝发展到唐代今古文合流的义疏之学、宋代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义理之理 ,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解释学的继承和创新精神。正是这种精神 ,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中保持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     

论胡适的文化解释学

胡适的文化(文献)解释学不仅提出了几种解释传统文化(文献)的方法,而且提出两种解释学的循环:文本本义与引申义的互动,用传统解释现代和用现代解释传统的互动。胡适科学解释方法新范式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登场,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新途径:它预示着一种解释学的转向,是对传统解释学的超越。     

解释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与意义理解——安徽大学博士生导师张能为教授访谈

作为"显学"的解释学研究已具有某种世界性的广泛性。针对目前国内解释学研究上的若干问题,张能为教授从从事解释学研究的缘起以及哲学意义、解释学与修辞学、想象力、方法论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解释学的实践哲学、解释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从应用性层面对能否创建中国解释学、中国哲学的真正特质和解释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意义理解和看法见识。     

解释学语境中的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

现代哲学解释学认为,作为人与世界之间最为基本的关系范畴,理解是在特定文化传统的场域中进行的。理解具有历史性,是传统与现代的双向交流。对于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之历史源流的追问和话语体系的建构,其目的在于架起传统文本与现代社会之间沟通与对话的桥梁,使双方在相互理解和诠释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共识,并最终达至视域的融合,以最大限度地彰显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现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解释学问题

在解释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件事”一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有一个客观的、不依赖于读者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等人)的作品。肯定文本对象不依赖于读者、马克思文本的意义是马克思赋予的,这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前提。哲学解释学揭示了理解的条件性、历史性、相对性,但不能由此得出马克思著作的原意不可正确理解的结论。     

中国诗学解释学中的“声解”小传统

在“歌诗”“乐诗”的深刻影响下,中国诗学形成了一种以“玩味声调”来解释诗歌的解诗理论.它强调“审音”不仅可以“观志”、“体味”与“传神”,而且还可以“辨体”,即从声音入手辨识诗歌的时代风尚和个人风格.此外,以声解诗与传统认同也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声音这一特殊管道,学习者一方面可体会诗作的不同韵味和意义,另一方面可揣摩作品所包含的时代或个人风貌,为继承和发展某种诗风打下坚实基础.此种声解理论是中国诗学解释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小传统”.     

中国早期解释学:《易传》解释学的三个转向

《易传》是一部解释学著作。"唯变所适"、"见仁见知"是《易传》依据"道"提出的解释学原则。道与人有相同属性,这是解释发生的关键;人性偏离了道的属性而呈现出缺失,则是人理解和解释道的真正动因。解释始于感,人感通《周易》以显三才之道,这是《易传》解释学的终极目标。就释道而言,道的意义是确定的、清晰的、抽象的,但道又是不确定的,表现为道在现实中的多样性和变动性。道的特性为解释者提供了广阔无限的解释和认知空间。以"唯变所适"和"见仁见知"原则为出发点,《易传》通过解释《周易》文本实现了三个转向:由卜筮解释转向德义解释;由文字解释转向普遍意义解释;由卦爻符号工具性解释转向世界意义及其概念解释。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即有解释学,《易传》解释学既不同于西方早期解释学,也不同于具有严格逻辑体系的现代哲学解释学,有自己独特的路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理的解释学透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为一种解释学的实践形态,实践解释学的分析性范畴严整而有序地勾划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部机理.其中,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产生的效果历史,面对的理解距离,针对的应用问题,遵循的对话逻辑,开展的视野融合,到最终实现文本意义的具体化,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客观依据、现实起点、逻辑基础、实现方式和中心任务.     

论“回到马克思”的解释学张力

“回到马克思”如何可能 ?验之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解释实践 ,任何希望明察马克思文本意义者都得面对如何判别合法的解读标准问题。将此一问题置入对历史意识的批判 ,就会引致两种看起来是完全相反的解释学原则 :是以坚持返回马克思的意图 ,抑或宣称“合法偏见”。在解释实践中 ,如果解释者按照前者确立解释的原则 ,并像施特劳斯那样真诚和细心识读经典文本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 ,那么因为他思考马克思之所思和思考自己的思想是接受引导的 ,从而可能产生超越作者与解释者的“历史视阈”而共同指向他们所要思考的事情。     

论实证主义与解释学的方法论争论

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方法论争论揭示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事实与价值、理解与规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方法论问题,由此,应采用一种超越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方法论立场,反对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反对实证主义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社会科学的知识应当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基于理解的或然性的因果规则,社会科学尽管并不拒斥自然科学的归纳方法,但它与自然科学依然有着重大的差异。     

历史唯物主义与解释学

在解释学与哲学的现代发展中,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从狄尔泰开始的解释学的哲学化与哲学的解释学化,这是解释学的越界和哲学的唯心主义化;二是从伽达默尔开始的解释学的主观主义化.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是当代的主流解释学,在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发生重要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哲学解释学的主观主义解释学立场出发来反思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从哲学解释学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立场出发采反思社会历史问题,有意无意地消解、否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了防止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消解、否定,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重建解释学,用正确的解释学观点来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同时要把解释学和哲学区别开采,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学化,不是在解释学的视野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反思社会历史问题.     

论解释学的重心转移与范式转换——兼论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研究的意义

西方解释学经历了从作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向文本中心论的重心转移,经历了从方法论解释学、本体论解释学再到方法论与本体论相统一的解释学范式转换。解释学知识谱系的这一发展历程,明确了本体与方法相统一的解释学立场。解释学这样的重心转移与范式转换,对于法律解释研究而言,意味着其应该实现诠释学思维在法律解释研究中的方法论转换,将法律解释的方法论纳入本体论的框架下理解。     

运用解释学方法学习邓小平理论

解释学是关于解释“文本”意义的理论或哲学 ,本文旨在把解释学方法运用到邓小平理论的学习中 ,并从解释学的角度就如何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 ,如何创造性地学习邓小平理论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认为解释学这一视角能为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