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思维差异谈美学的研究态度

重“理论”与重“实用”体现了中西传统思维差异的一个方面,这一差异使中西学术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同时也证实了理论学科强大的生命力。对这一差异及其产生的结果的研究为美学发展应采取的学术态度提供了借鉴。     

论刘尔炘的中西学术传统比较研究

学术的比较研究,古已有之。近现代中西学术传统之比较研究,可以说发轫于洋务运动后的西学东渐。到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期间,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刘尔炘(1865—1931年)的中西学术传统比较研究的起步,并不晚于全国的进展。由于他的国学根底雄厚,对东方学术传统精神具有深刻的理解,且从中悟出了一套“明体达用”的治学总方针;加之在京任过几年太史,在甘省临时议会任过副议长,以“醇儒”学者意识,感受中华民族深重的灾难,忧患国际国内的世变时艰,阅历非同庸辈,心境不乏波澜。所以他一旦进入中西学术传统比较之研究,即能从整体上把握中西主要传统精神之大概分野,透     

谈中西戏剧中的诗与乐

本文以“和”为中心 ,考察中西戏剧文学样式中诗体 /散体的不同侧重与发展 ,继而进一步考察二者在原始阶段对于“乐”这一戏剧要素的不同认识与表现 ,从而论证西方戏剧以“真”为其核心 ,而中国戏曲则以“美”为其环中 ,而这一区分也正是西方戏剧重文本、中国戏曲重表演的原因之所在     

思想、学术与社会：当代学术史研究的边界与使命

中西传统学术概念与今日学术之界定是不同的。从“学术”含义而言，《说文解字》谓“学”与“教”通，“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广雅·释诂》则谓“学，效也。”《说文解字》释“术”曰：“邑中道也”，引申之义为门径、方法。可见，在传统语境中，中国古代学术具有通识教育的倾向，与西方古典学术概念类似。在西方古典学术传统中，与学术相关的真理概念具有宗教、道德和认知的三重维度。     

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的迈进--严复、刘师培吸纳西学之比较

清末 ,国学大师刘师培热衷于吸纳西学并在交融中西学术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这与严复及其译作带给他的影响关联甚多 ,严复可谓刘师培在学术上中西交融的引路人。不过 ,严复往往是站在西学立场上把握中学 ,以西学为坐标评判中学 ,故多强调中西学相异之处 ;刘师培则是要用西学佐证中学 ,故更强调中西学相通之处 ,即同的一面 ,甚至有“西学古微”的倾向。之所以有此不同 ,与两人学术观的差异密切相关 ,即在处理中西学关系的问题上 ,严复的“归求反观”与刘师培的“借西学证明中学”在立足点上存在差异。在对西学的了解程度上 ,严复也远超刘师培 ,但刘氏对西学较严复为浅的理解 ,却体现了当时多数士子接受西学的状态。在中国古典学术逐步与西学融合从而迈向现代形态的过程中 ,这种对西学看似简单、肤浅的接受 ,恰恰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个不该遗忘的近代“奇人”——《沈毓桂个案研究·序》

我交遁叟往还频,赘翁文章共绝伦;欲为中西通学术,苍茫瀛海两奇人。这首七绝诗句,是盛宣怀父亲盛康所写。“遯叟”是王韬,“赘翁”就是本书传主沈毓桂。盛康是著名的经世致用者,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是一位对洋务事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积极支持和关心者。他把王韬和沈毓桂并列为“中西通学术”的上海滩上的两个“奇人”,绝非偶然,他是对王、沈二人在西学东渐中起了颇大作用的深刻知情者。然而,王韬在这方面的声誉,有若如雷贯耳,而沈毓桂却颇有些     

中西语言学研究传统差异释因

与西方语言学界基于理性、重句法、理论意识浓厚相比,汉语学界的语言学研究往往基于经验,重语义,理论意识薄弱,其关键原因在于中西的逻辑学差异与思维差异,而这归根结底在于中西语言的结构不同     

林志纯的“中西古典学”

在理论和实践上构建“中西古典学”是林志纯（日知）先生学术成熟后用力最深的方向,是先生一生学术的精华所在,其中寄托着对未来中国世界古代史乃至整个史学研究工作的希望。林先生在讨论“中西古典学”的时候,并没有首先抽象地探讨学科划分之类的问题,而是用一种研究规划的方式勾勒出“中西古典学”的问题意识、时空范围、基本立场。本文根据林先生的理论勾勒和具体研究实践,试图重现“中西古典学”的框架,并对其中有争议的内容做出自己的理解,希望对当前关于“古典学”的讨论有所助益。     

刘师培论学观初探

刘师培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位有争议的学者。他一生论学宏富,各个领域均有诸多建树。作为治学的价值系统的“论学观”,显示了刘氏论学的独特性。家族背景及早年知识结构对刘氏论学观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于其论学充满了矛盾。本文主要以刘氏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为考察对象,从“中西观”、“汉宋观”、“学术观”三个视角,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刘氏论学的基本特点。如同刘氏论政的善变性一样,其论学也存在多变性。主观想法与实际操作始终存有差距,这既是个案现象又是时代的产物。     

重建中国学术传统之我见

中国学术以达道载道、造境传神为旨趣,它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叙事方式和问题意识,都不同于以求知为目的的西方理性主义学术传统。“道”是中国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智慧的集中体现。这种思想和智慧的“流”构成所谓“道统”。晚清以来,前辈学者试图融通中西,重建中国学术传统,但由于诸多原因,这个使命并未完成。今天,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并没有成熟的学术规范,学术传统成了制约中国学术繁荣的一个“瓶颈”问题。如何在回应时代问题过程中,整合中西学术的不同范式,重建中国学术传统,是当代学人不可逃避的责任。     

试论哲学的层次结构——兼涉几个相关问题

按照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的顺序 ,哲学的内部结构可划分为五个层次 :哲学观点、哲学学说或哲学体系、哲学形态、哲学类型、哲学学科。本文分别讨论了与这五个层次分别相关的下述问题 :“哲学家”称谓的意义 ;哲学的思想体系和叙述体系之间一与多、源与流的关系 ;作为哲学类型的现代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的依据以及马克思哲学的特质 ;哲学的中西差异以及中国是否有“哲学”学术公案。     

传统文化与人权

“人之所以为人”即人的本质或人性,是一切人权观、人权理论的基础。而人性或人的本质,在各种文化里都是最深层核心的而且是最历史具体的东西。中西人权观差异的最深刻和细致的根源,就在各自文化传统对何谓“做人”、什么叫“人之为人”的理解里。探讨这差异的工作,即是中西人论的比较研究。这是一门专门学术,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对人权问题的讨论尤其要紧。下面就扼要分析一下中西文化和人论传统对“人之为人”的各自看法和原因,以及彼此差异与对立的意义。     

以人事为学：刘咸炘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承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创新史体。在近代中西学术交汇的语境中,考察刘咸炘的史学观念,揭示其立足固有学术传统、会通古今中西的旨趣与方法,或可在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学术体系之间建立有机关联,为时下突破分科之学、建立中国学术本位开辟新路径。     

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诉求

中国百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纳入了中国文论现代性诉求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衍生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古为今用”和“中西对话”等重要的学术命题;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与“西方化”以及“现代性”与“传统性”等概念成为高频率出现的学术行话.立足于中国文化语境与文艺实践的现状,从古代文论、西方当代文论和马列文论三种话语资源的张力中通过中西古今的对话融通,寻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支点与趋向.     

再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

在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问题背景中,需要考察整个西方哲学运行其上的基本建制以及它在这一建制中的独特展开方式,以便通过考察的具体化而将理解进一步引向深入。这一考察包括：形而上学是什么,“超越”问题,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中的四重区分,作为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以及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等问题。在没有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之分割—对立的地方,也就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不起作用或无从起作用的地方,才是中国哲学在其中活动和展开的那个境域。由此而来的分野从源头的实质上标志着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正是此种差别在决定性的大端上规定着中西哲学不同的性质、构造与走向。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青年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探微

本文旨在研究青年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促进当代文化的建设。一.中西文化在人类文化构成中各占半壁的地位。其具体差异是:中国自由,政法简,租赋轻:西方反之。中国文化创造重门户和承袭;西方重个性和独创。中国文化研究重综合;西方重分析。中国文化?静:西方?动。二.研究中西文化的目的是“取西资中”,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取西资中”的具体方法是:要选择一个大家共同信守的在实践上能够行得通的“主义”:要探寻一条能够真正地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正确道路;要采取“先中而后西”的步骤。“取西资中”的过程中,要反对“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的错误主张。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访谈录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杨义先生近年提出的一个重要学术命题 ,围绕这一命题 ,杨义先生从自己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的形成谈起 ,具体形象地论述了“重绘”说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内容、理论方法 ,以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的意义。话题不仅涉及有关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基本认识的一些问题 ,而且也涉及了古今诗学、叙事学、图志学、文学史观、文明史、民族文化等问题的许多方面 ,内容丰富 ,新意迭出     

金圣叹文论二题

尽管金圣叹的“三境”说、“动心”说与西方“接受理论”、“移情”说名称有异 ,内涵也不完全相同 ,所侧重的方面也有不同 ,但它们之间确有许多一致之处 ,显示了中西文论家具有共同的文旨诗心。这为中西诗学的互照互释提供了又一例证     

法家势思想的发展逻辑与梁启超学术公案再判

尚贤与重势是先秦时期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慎子“势位屈贤”的思想从政治统治的层面否定了尚贤路线,开创了重势的政治道路和以“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韩非继承了慎子的政治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理—势”的认识论、“缘理而用势”的方法论、“任势治国”的实践论,完成了由“势”而“治”的理论构建。在此基础上,韩非得以在国家治理层面将“贤”重新纳入重势主义的范畴之中,让“贤”服务于国家善治所需“人设之势”的创建,并最终通过“法治”的治理模式实现“势”与“贤”的统一。法家势思想的发展过程包含了一个“势”与“贤”的辩证逻辑,理解这一逻辑是破解梁启超学术公案的关键。这一学术公案的产生与梁启超对《韩非子·难势》篇中“应慎子曰”思想归属的判定并无必然关系,而是直接来自于他对法家“法治”思想的“误读”,但这种“误读”是他对传统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值得今天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