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已发”到“未发”——李侗对程颐“中和”诠释的转变

“中和”思想源自于《中庸》,因其丰富的心性理论为宋代理学家所重视。北宋学者程颐从“已发未发”的视角对“中和”概念进行重组建构,将其抽象、提升为心性论的高度,并提出了“已发之后求中”的心性理论。而南宋学者李侗将程颐的“中和”概念进一步内化,提出了“未发之前求中”的心性理论,更加突出了“心”的作用。李侗对程颐“中和”思想的全新阐释,在宋代《中庸》的研究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从“性又大于心”到“心能尽性”

心性大小之辨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一环。程颐批评张载的“以体会为非心”是主张将见闻排斥在心之外,意味着“心小性大”、析心与理为二。据二程弟子时紫芝的注释,程颐的这一批评系针对张载的“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而发。程颐的批评建立在将“御”字释为“扞格”“防御”之上,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张载的本意：一方面,张载“心御见闻”中的“御”字当为“桎梏”“滞碍”之意,故不能从“心御见闻,不弘于性”中推出其主张析心与理为二的结论;另一方面,张载又确实有“心又大于心”的主张,但此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见闻。张载的心性大小之辨的本质是天人之辨,既包含天人、心性的本末源流、分合同异、主从关系之辨,具体涉及对于心与见闻、诚与心、道与身的关系之辨;又包含天人、心性的自在与自为之辨。由此,张载的天人、心性之辨就动态的展开为由本源层面的无分,到当前实际表现层面的有分,再到极致表现层面的重回无分的复杂过程,而人积极主动修养工夫是实现从天人、心性在实际表现上的相分重回极致表现上的无分的不二法门,此即“心能尽性”说。张载此论从万物一体的高度推进了儒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是对孟子尽心尽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程本体哲学的根源与架构

程氏兄弟建构了关于道和理的本体哲学,这个本体哲学包括理气论、心性论及涵养学说。比较而言,程颢更多的是持态度取向和宏观之道,程颐则倾向于系统取向和微观之理。     

吕大临的心性论及其与关学、洛学的融合

心性论是宋明理学重构时的重要切入点。吕大临兼传关学与洛学,他的心性论以"中"与"仁"为基点,将张载关学重视的"中"与心性思想相融合,以"大本之中"统摄心性,且在与程颐往复辩论后走向成熟;同时将张载关学的气本论与程颢的"万物一体为仁"相融合,开创出北宋道学思潮中颇具特质的心性论。     

略论理学心性论的发展

程颐心性论通过"性即理"的命题准确地把握了性的本质,但他对于心的特点以及心性关系的理解则不够准确,这集中反映在"心即性"这一命题之中。朱子的心性论则在继承"性即理"的基础上,强调心的经验性和能动性,并通过"心统性情"说全面地分析了心、性、情三者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朱子对于伊川心性论的某些思想给予了批判。     

何为圣贤之道

北宋时,一代大儒程颐与有“布衣宰相”之称的范尧夫素有交往。有一天,程颐闲来无事。来到范府小坐,那时范尧夫刚刚卸任宰相之位。说起当年当宰相的事。范尧夫的神情似乎甚是怀念,程颐则不以为然,知识分子爱较真的脾气又犯了,责怪他说：“您任宰相时,     

从天理与善恶关系的角度看程颢与程颐天理的异同

程颢的天理与气为一体而尚未能分离,故而在程颢看来,气的善恶必须由理的善恶来负责。程颐则放弃了其兄理有善恶的观点,而将以善镇恶之理发展为纯善无恶之天理。此即将天理与气区分开来,理不再对气的恶负责,从而将恶的根源完全推给了气。这样,程颢与程颐的学术重心便很不相同,程颢的天理与气一一对应,故而其理与气关系的问题不多,主要的问题在于天理与性的关系问题,即天理的善恶如何经心性拣别而形成善性的问题。程颐则已解决了此一问题,其“性即理”将性与理直接贯通,其学术的中心在于如何处理理与气的关系。     

张载心性论解读

张载的心性论以太虚与气为基础,在此基础上,他将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心分为性心和知觉心.太虚、天地之性和性心是其心性论本体超越一维的,气、气质之性和知觉心是其心性论现实关怀一维的.张栽该双维向度的心性论对传统儒家心性论是一个"极有功"的发展.     

心性美学的是非考辨——从周敦颐到二程的立诚审美论

北宋时期从周敦颐到程颢和程颐所奉行的理学,以先验的“天理”为世界的本源,认为人与一切相关的万物都是承栽“天理”的存在,而在人集中体现为内心道德的充盈,实现为禀承“天理”的“立诚”.人只有达到“立诚”至善的程度,才能得天之道,在行为中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与同是内蕴“天理”的对象亲合为一体.他们认为这对于作为人的心性活动的诗文栽道之作和审美静观的自得境界的实现,是主体先在的决定性条件.先验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理学文艺审美观,如舍弃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天理”决定性,而重视其审美主体应有对于心性之为的正心诚意的修养,则能得到文艺审美创造的有益启示.文章对于二程的心性美学进行了是非的考辨.     

程颐心性论探析

程颐提出性即理的观点,将人性提高到本体之地位,也就将人性善的崇高价值取向提升到第一位.他又引入气禀而来的才来解决恶的问题,建构了性才并举的人性论.在心与性的问题上,程颐认为,心与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表现在心更多的指向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而且心有已发、未发之分以及人心、道心的差异.程颐在性情关系上,阐述了性对情的决定作用,论述了情的相对的独特性.     

程颐心性论探析

程颐提出性即理的观点,将人性提高到本体之地位,也就将人性善的崇高价值取向提升到第一位.他又引入气禀而来的才来解决恶的问题,建构了性才并举的人性论.在心与性的问题上,程颐认为,心与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表现在心更多的指向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而且心有已发、未发之分以及人心、道心的差异.程颐在性情关系上,阐述了性对情的决定作用,论述了情的相对的独特性.     

浅析朱熹哲学“理一分殊”思想

宋明理学因为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成为官方哲学,统治时间达七百多年,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冲击,为了恢复儒家作为合法地位,朱熹作为集大成者,建立以理为基础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对由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思想,朱熹进行了系统论述,并使之成为程朱理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它的思想包含着动静观、格物致知论、心性理欲论三个方面,在此之中,朱熹哲学实际上成为封建皇权的精神象征,并包含很多唯心主义成分。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的比较

文章从宇宙化生、性情、卦爻三方面对苏轼、程颐的《易》学动静观作了比较,揭示了理学和庄玄之学两种解《易》思想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苏、程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而苏轼的“静”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为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程颐《春秋》佚说考述

今论程颐<春秋>之学者所用材料向不出<二程集>之范围.考李明复<春秋集义>对程颐<春秋>说的征引极为详尽,多达300余条,绝大多数原文见于<二程集>,但其中有16条原文逸出<二程集>之外,当系程颐的<春秋>佚说.这16条佚说是研究程颐其学的新材料.其中有9条,在<二程集>有类似的说法,甚或文辞亦有相近者,这可能是因为同出程颐一源,而门人弟子各记所闻,所述互有异同.其他7条佚说,在<二程集>中都找不到类似的说法,这对程颐乃至宋代<春秋>学的研究而言,更可谓弥足珍贵,意义尤其重要.     

浅探牟宗三的心性论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     

楚山绍琦的心性观

“心性禅”是绍琦禅学的主要特征,心性观是绍琦“心性禅”的思想核心与理论基石。绍琦和以往的禅宗大师一样,思考的问题不外乎心性本体、修行方法、解脱境界等几大方面。由于时代际遇不同,他在传统的思考范围之外,还对三教关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绍琦的心性观贯穿于其禅学整体的上述几个方面,其中关于心性本体和三教关系的说明既是他集中阐述其心性观的所在,又是他的“心性禅”最富创意和特色的亮点,因此本文主要从这两个角度考察他的心性观。     

经权思想的汉宋之别及其规范性来源

汉代的经权思想以公羊学为代表,主张"反经有善"。《公羊传》在强调善的结果的同时又在手段上对行权进行限制。董仲舒则以"复正"释权,并且将动机纳入对行权的考量,对行权进行更严苛的规定。宋代的经权思想以程颐与朱熹为代表,主张"权只是经"。程颐将"反经有善"误解为"反经合道",认为其败坏了经权思想,并以"中庸""权不拂经""合宜适变"对经权思想进行重释。朱熹则批判继承了程颐的思想,主张以道统摄经与权,但他并未意识到程颐的问题所在。"实与而文不与"与"理一分殊"是汉宋经权思想区别的关键所在。     

浅探牟宗三的心性论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     

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及其若干问题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即存有即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此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的新儒家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