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国际体系中的城邦反霸同盟外交

公元前５ 世纪往后近一个半世纪的希腊历史, 独立与霸权的斗争构成了城邦相互关系的主题。从古希腊国际体系的分析入手, 探寻希腊城邦在剧烈变动的国际环境里, 如何开展反霸同盟外交, 维护城邦独立, 从而确保了整个希腊体系的延存。对于希腊城邦来说, 希腊霸权全然违背其独立意愿。保持独立的关键在于通过战争摧毁霸权的军事基础。希腊反霸外交与战争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目的, 不同政体的城邦出于共同利益时常结盟。     

《伯罗奔尼撒战爭史》中演说辞内容浅析

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404年)是古希腊史上两次巨大的战争之一。在第一次战争——希波战争中,希腊各城邦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击败了波斯侵略军。此战,有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史诗般的《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传于后世。在第二次,即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为争夺希腊的霸权,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二十七年的疲劳战。战争的火焰燃遍了希腊各城邦,城邦内奴隶主民主派和奴隶主贵族派的矛盾,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两大同盟及其内部的矛盾等皆随之暴露并激化。战争虽以雅典的投降而告终,但斯巴达的胜利实属“皮洛斯式的胜利”。由此开始了希腊奴隶制城邦危机的历史。此战,有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     

亚里斯多德的教育思想与城邦危机

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是古代希腊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战后希腊奴隶制城邦开始转入危机时期.面对城邦经济的瓦解、政治的动荡不安、社会风气的败坏,古典时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提出了一套挽救城邦危机的设想.虽然,历史并没有以亚里斯多德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他的教育思想和具体的教育主张,却对当时希腊及以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学有着极大的影响.本文试就亚里斯多德以教育挽救城邦危机的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论古典时代希腊经济发展趋势

论古典时代希腊经济发展趋势徐松岩在古希腊城邦经济史研究中，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是：公元前５至４世纪（迄前３３８年，下同）希腊社会经济总体上呈持续增长的态势，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各主要城邦经济进一步发展，物质财富普遍有所增加（以下简作“持续增长”说）①。...     

古代希腊的城邦与宗教——以雅典为个案的探讨

希腊宗教常常被看成是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崇拜体系。本文提出,希腊人的宗教崇拜实际上为城邦提供了基础。宗教崇拜在城邦政治共同体意识的型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城邦内部不同社会组织层面的宗教崇拜共同织造了城邦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反过来,宗教崇拜也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城邦对所有宗教崇拜进行细致的管理,并且通过宗教崇拜表达其意识形态。因此,希腊宗教实质上是城邦宗教,宗教和政治是融为一体的。     

论希波战争后希腊城邦衰落的地缘政治因素

地缘政治变化直接导致独立自治的希腊城邦趋向衰落。自然地理的生存环境和价值观念的人文环境造成希腊城邦长期纷争,城邦间的同盟进一步加剧了希腊世界的分离。与迦太基的冲突、罗马在西部地中海的崛起、波斯帝国的制约和马其顿的入侵是希腊衰落的地缘政治因素。     

春秋城邦社会特征简论

春秋时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城邦社会。中国古代的城邦有其自身的特征,目前学界的分歧主要源于是否以希腊城邦为标准及其对城邦涵义理解的差异。中国春秋时代的城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既具有希腊城邦社会的一些特征,又有基于春秋社会现实的地域构成、社会阶层方面的特点。     

近20年来国内希腊城邦制度研究述评

对希腊城邦制度的探讨一直是我国古希腊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尤其是关于城邦的概念和结构问题、城邦的主要经济形态问题的争论以及希腊的城邦危机等问题在很长一个时期是城邦制度研究的中心命题。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争论之后,逐步取得了比较统一的认识。本文力图从总体上对近20年来学者们希腊城邦制度的研究作简单的梳理和评述,以期进一步明晰对城邦的概念、结构、实质以及其发展和衰亡过程的认识。     

古代希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形成

希腊城邦制度形成过程中有一个为西方学者长期忽视的侧面，即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城邦制度形成之间的关系。土地的私有制是在城邦形成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它是公民权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典城邦中土地私有制是公民群体的特权，同公民的政治权利密不可分。据此可进一步论证，希腊城邦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并不如许多学者所说，是一个工商业社会。     

修昔底德斯和平思想初探

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斯在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以大量的事实阐述了和平的种种好处和战争的种种弊端。修昔底德斯身为雅典权贵和统治阶级上层的一员 ,他是战前和平时代的受益者 ,也是雅典对外扩张战争的受益者。因此 ,他以雅典人的实际利益为指归 ,时而主战 ,时而主和 ,对于雅典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并不笼统地加以反对 ;然而他又是战争的受害者 ,对和平有着强烈的祈盼、深刻的见地。修氏的这一悖论植根于奴隶制时代 ,是其和平思想精华与缺弊共存的根源     

罗马与希腊文化的变迁

随着罗马皇帝的大军踏上希腊的土地， 以城为邦的时代就已完结。但雅典离开古典传统的距离从未象罗马帝国离开共和国那么远。雅典是旧希腊和希腊世界公民传统的代表。罗马人统治下的大部分希腊城邦拥有或多或少的自由自治。通过建立新城，罗马人削弱了帝国之中城邦的基础。城邦的政治作用已失去， 城市作为文化中心仍很重要。罗马人向希腊人努力学习， 但是， 罗马帝国经济上的活跃和罗马人的天才实践使其在立法上的成就前无古人。东希腊被一个东方起源的东方式的宗教征服了。罗马征服了希腊世界，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希腊历史发展趋势与马其顿征服希腊之主要原因

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经济、政治的实际状况及其总体发展趋势表明，希腊城邦在公元前４世纪不具备向高一级国家组织过渡的历史条件，不存在将逐步为专制主义的奴隶制帝国所取代的历史趋势；马其顿征服希腊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元前４世纪中期开始，前者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并大大超过同期的希腊诸邦。奴隶制城邦必将为奴隶制霸国或进而为专制主义的奴隶制帝国所取代，这是古代世界国家发展的逻辑的必要性，不是历史的必然性     

从雅典与斯巴达城邦看古希腊世界未完成统一的原因

阻碍古希腊统一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希腊人对城邦的热爱与崇拜。斯巴达和雅典在希腊城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的特性影响到了它们统一古希腊,同时它们的政策失误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希腊军制变革与城邦的兴衰

希腊军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城邦的兴衰密切相关的。以重装步兵为主体的公民兵制度随着奴隶制城邦的产生而初步形成。这种军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城邦的土地所有制。古典时代中期以后，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私有制经济的扩大，城邦的经济基础日渐削弱以至瓦解，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断调整和改进军事制度。雇佣兵制度的出现并逐步取代公民兵制度，乃是希腊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古希腊殖民地：城邦制在海外的复制

古希腊的周期性的殖民活动是希腊城邦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本文通过殖民者的社会身份，经济生活和殖民地的政体与对外关系等论证了殖民地与母邦的关系，阐述了古希腊的殖民地是希腊城邦制的“复制”这一论点。     

城邦情结对古希腊文明的影响

古希腊人认为城邦制是惟一适宜的国家形式,他们对自己的城邦情有独钟。古希腊人衷心热爱自己的城邦,为城邦浴血奋战,为城邦的发展献计献策,古希腊文明也在城邦制下达到鼎盛,可以说城邦情结为希腊文明的繁荣提供了不竭动力。然而,古希腊人的城邦情结十分狭隘,仅限于本城邦之内,对于同族的其他城邦公民要么视为非同类的异邦人,要么视为对立的仇敌,这一狭隘性使城邦情结成为古希腊民族走向统一的障碍。     

希腊民主与公共性原则探究

为了考察希腊城邦民主实践的公共性原则,采取历史分析和文献解析的方法,通过对其中透现的公共性原则的研究,明确了希腊城邦民主实践的公共性原则及其对公共管理的现实意义。希腊城邦民主实践开创了公共事务治理的民主形式,透现出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原则。这些原则既是区分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的依据,也是衡量政府管理是否具有公共性的标准。由对话民主推进的更高层次的公共决策的公民参与,将使对话交流的公共性原则在当代获得新的内涵和体制保障。     

西方行政习惯的起源及启示探微

古希腊创造了西方最早的国家即城邦,是西方行政习惯研究的源头。希腊城邦在公民文化、正义的价值观、逻辑思维与契约社会的基础上,形成了公民自治、约束权力、行政活动宗教仪式化的行政习惯。希腊城邦行政习惯对西方现代行政习惯的形成影响深远,其启示在于传统行政习惯走向现代行政习惯是必然趋势,而文化和制度则是现代行政习惯养成的进路。     

《桥边的老人》的多模态话语解读

根据海明威的＂冰山原理＂,基于多模态话语理论,剖析了《桥边的老人》原作的多模态话语,揭示了被战争夺去家园和心爱动物的老人,已心力交瘁,难逃战争死亡魔掌,作品在揭露谴责战争罪恶的同时,彰显了老人和士兵的善良人性,寄寓了对弱小生灵的同情,旨在呼唤和平与人性。     

周代的封国是否城邦——兼与希腊古典城邦的比较

周代的封国是否城邦?学术界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由于分封与宗法是合一的,在封国制下,“天下”的关系就既是诸侯与天子的封建关系,又是小宗对大宗的宗法关系,封国制具有双重性,其内部隐藏着统一和分立的矛盾。把封国称作城邦,等同于希腊古典城邦,和把周的政治体系称作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把封国说成与希腊城邦决然相反,毫无共通之处,都是片面的。只有把握住了统一和分立的内在矛盾,才可以理解周代的封国制,也有助于理解古典城邦制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