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内涵及其适用——以邓州市“4+2”工作法实践为蓝本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作为"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的有效实践形式",要求在全国推广,其具体源于河南省邓州市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实践创新。"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明确了村级自治适用的前提条件和进行决策的事项,且规定了具体的工作程序: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适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配套制度包括:党员联系户制度、村民代表推选制度、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村民民主监督制度、建立多数人意见评议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和档案制度。这一切构成了其丰富的内涵和适用细则。特殊的社会实践决定了这一概念特殊的规定性,各地丰富多彩的群众实践又要求适用这一方法时要有灵活性。所以,要从精神实质上对"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进行全面把握,否则就会陷入混乱。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调查报告

就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对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320名村队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成绩,但也存在薄弱环节。进一步推进博州农村民主政治进程,必须逐步提高农民素质,为农村基层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以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为核心,全面推进四个民主;理顺关系,加强指导,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增强党组织凝聚力 社区这样做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社区基层党组织通过"会议两公开","民情恳谈会"等办法,创新园区管理机制,安抚了民心、凝聚了民意,使合作区处处洋溢着安详和谐——"四议两公开"促和谐从2010年1月起,凡是涉及社区的重点工作、财务开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区管理等事项都要坚持事先征求群众意见,由党支部提议、"两委"商议、     

“四议两公开”：村民自治的程序性制度创新——基于河南邓州个案

基于村民自治民主内涵及实践有待深化以及村“两委”关系与“乡政村治”模式有待协调与完善等问题,河南邓州探索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明确了村民行使各项民主权利的运作规程,重大事项必须通过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会议决议才能实施,决议和实施结果公开。这一程序性制度创新有利于引导村民广泛参与村庄重大事务,实现乡村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的均衡,在沟通协商的氛围中体现出现代民主应有的价值内涵。因此,完善的程序性制度是村民自治有效性的基础,多方联动机制是推进村民自治的关键,政府的引导是村民自治制度创新的保证。     

河南省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改革创新

近年来,河南省紧紧围绕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改革创新,取得了如"三级联创"、"四议两公开"、"金桥工程"、"红色家园"、"双联双增"和"党员关爱"等成果。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环境考验和新挑战,要求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理念、进行工作机制和制度创新、构建大党建格局,不断探索新方法、新途径,开创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新局面。     

党建引领与社会互动:村域公共价值创造的实践机制 ——基于粤中L村的考察

公共价值创造是增进公民福祉的重要战略工具.基于公共价值理论追踪粤中L村公共价值创造过程,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发掘村域公共价值创造的实践机制.结果表明:村域公共价值创造在于满足村民美好生活需要,关键在于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构建村"两委"主导、村民以及第三部门等多元主体参与格局,由此凸显党建引领与社会互动的实践图景;党建引领与社会互动贯穿于村域公共价值创造的全过程,体现在干部巡查与村民进言的价值识别机制、"四议两公开"的共识达成机制、村组引领与外部互动的环境支持机制、撬动组织内外资源的管理运作机制.然而,在村域引入公共价值创造理念,需要充分考虑村情,因地找寻村民的价值偏好,以更好地回应村民的需求.     

江宁区横溪街道西泉社区 党旗引领致富路 携手共建新农村

江宁区横溪街道西泉社区坚持把为民办实事放在首位，紧扣街道“奋力拼搏5年，跨入全市十强”的目标，对照“领导班子好，党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工作业绩好，群众反映好”的“五个好”要求，围绕履行工作职能，完成中心任务，不走过场，不流形式，扎扎实实推进“双带”“双学”“三培养”，“双提升”工程，全面落实“一定三有”和“三有一化”政策，大力推广“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富民强村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党员带头致心作用。社区党支部深入群众，将群众最设成果转化为科学发展成果，为推进社区不断优化农村党组织设置方式，完善党员作用发挥机制，进一步提升社区党支部富，带领群众致富，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领导核关心，最直接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向广大党员，群众做出公开承诺。     

农村"一事一议"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农村"一事一议"制度的实践困局及其存在的制度缺陷进行了分析。由于"一事一议"制度设计中存在二元目标冲突、多元权力结构制约、利益集团操纵、激励机制缺失等问题,使"一事一议"制度在实践中陷入了"有事难议"、"议事难决"、"决议难行"的困局。因此,要走出实践困境,必须从目标矫正、权力规范、选择性激励机制提供等方面进行制度改进和重构。     

泰兴越街社区:“四倾工作法”全力塑造银杏侨

正泰兴越街社区辖区面积1.5平方公里,总人口12344人。这里人文荟萃,走出了国学大师朱东润,优秀人才足迹遍及10多个国家和地区。社区现有侨眷36户,计105余人。近年来,越街社区秉承"亲侨、惠侨、容侨、暖侨"的核心服务理念,认真"串门子、铺路子、搭台子",采用"四倾工作法",全力塑造银杏侨。"四倾工作法"包括:倾心,让社区侨务工作有精度、有柔度、有宽度,做好组织、宣传和调查工作;倾力,让社区侨务工作有厚度、有深度、有力度,建好为     

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结构转型与功能变迁

基于豫北33个新型城镇化社区的调查分析并以结构转型与功能变迁视角,考察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结构转型与功能变迁的实践逻辑,从而提出一种“重构论”以回应“解体论”与“延续论”的学术争论。(1)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重构虽然由国家推动和政府主导,带有一定程度的自上而下强制性,但基层社区并未完全被动接受,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并通过“变通”实现新制度的落实。(2)豫北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重构遵循政党—政府—社会三维一体的多元共治理念,主要包括“四委一中心”的新型社区组织架构、党员群众服务站和社会管理综合服务站、网格化管理模式以及“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等。(3)文章打破村庄治理与社区治理的传统二分转型逻辑,将新型城镇化社区视作城乡连续统一体框架内的一种特殊人口聚落模式和社会空间,采用生成性视角考察社区组织转型和功能变迁的实践逻辑,提出作为一种通向共治之路的“重构论”实践逻辑。     

高职院校农民工子女的现状及教育问题

高职院校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牵涉面广,人数多,既是当前深层次改革中遇到的新的理论问题,又是新的实践问题,它的成功探索解决,对促进社会和谐,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 ,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 ,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 ,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     

农民主体地位视角下的村干部队伍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村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然而，目前农村中农民主体角色缺位的现象十分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村干部队伍的建设，造成了新农村中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困境。从思想观念、选人用人、机制和环境四个方面进行探索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对策。     

西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几点思考

我国西部农村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存在自然环境恶劣、农业生产落后,交通不便、封闭严重、商品经济不发达,人口整体素质偏低等制约因素.因此,应在全面规划基础上,改善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增加西部农业补贴支出,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努力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     

社会性别敏感的参与式技术传播与科技扶贫探索——以陕西省淳化县孙家咀村为例

2002~2004年,香港乐施会通过陕西省农村妇女科技服务中心以参与式科技扶贫方式资助淳化县孙家咀村,项目以无公害苹果生产技术为切入点,采用参与式科技扶贫新方法。三年后,项目村家庭经济收入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均收入增加2.42倍,苹果收入增加1.66倍,家用电器增加3倍;项目执行前村里没有一部电话,现在56%的家庭有了移动电话,全村的固定资产增加2.8倍。其次,农村妇女能力建设成效显著,表现在家庭事务决策和社区管理与发展等方面。     

双务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

同时履行抗辩权是双务合同中常见的一种抗辩权 ,它旨在督促双方当事人按合同本旨来履行合同 ,保障当事人因合同享有的利益不受侵害。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了这一制度。本文旨在结合国外相关立法、学说及我国立法来探讨该制度     

我国现代和谐渔村构建模式研究

现代和谐渔村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国家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双重有利宏观环境,为加快实施现代化和谐渔村建设、加速渔业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创造了有利时机。本文通过对现代渔村建设理论研究现状的简要概括和分析,指出了现代和谐渔村建设面临的问题,根据和谐博弈理论的几个典型模式,提出了我国现代和谐渔村的构建模式。     

现代乡土小说兴起的社会变革意义

五四平民文学观念引导下的乡土小说的崛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创作现象。它在时代洪流中的发展与分化,形成了人道主义的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农民翻身文学两种走向。这两种社会思潮性质的创作使农村社会问题成为重要的社会舆论,推动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革。     

地方志与“村落”叙事的经典化——关于《白鹿原》的一个小说史命题探讨

与文化层面的“乡土”有别,村落属自然、社会形态。现代以来叙写乡村的小说,多以“乡土文学”名之,侧重其文化内涵,“传统与现代”的论辩成为论“乡土文学”必备的思想装置。长期以来,“乡土文学”研究出现了概念化、观念化,多由此而引发。与其他乡土叙事不同,《白鹿原》是一种中性的“村落”叙事,作家以地方志、传说等民间史为基,将散落的小历史凝聚为独特的村落秘史,小说兼具史诗的厚重与文学的灵动。白鹿传说,白鹿村陈设的门楼、祠堂、戏台、六棱砖塔等建筑,在充当文化符号之同时,构成了叙事的内在动力。《白鹿原》对地方志的文学化用与村落的文化赋形,也为当代文学如实地反映村落形态,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唐碎叶与安西四镇百年研究述论

20世纪至今的百余年中,唐碎叶与安西四镇的相关问题曾引起学界不断争论,形成多方关注的一大热点和难点。考察、梳理百年研究史和考古发现可知,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处的阿克?贝希姆遗址,当即唐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所在地。与此相关,所谓的“两碎叶”、“四碎叶”说则因解读史料粗疏、对当时政治军事状态缺乏深入了解以及忽略新出土文献等而不足取信。至于安西四镇的设置与废弃,大致有三置三弃、四置四弃、五置五弃、六置六弃等四种观点。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镇初置的时间、初置四镇中先有焉耆还是先有碎叶、调露元年是否收复四镇、垂拱中之“拔”四镇及其失载原因、安西四镇最后失陷的时间等六大方面。重新梳理文献记载,将能够认定的、大致可认定的与有争议的弃置年代分三个层面加以排比考辨,可以认定安西四镇之初置当为贞观二十二年,其间凡五置五弃;四镇中先有焉耆,后有碎叶,此两镇在调露元年、开元七年曾发生两度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