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央监控地方的制度及其影响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阴影下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是一个极为强调中央集权的王朝。在对地方的监控措施上,中央采取了通过控制地方官员,以控制地方的财政、司法和军事大权的策略。有宋一代,中央将大小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抓住,并通过各项监控制度和措施,将地方官员的升迁降黜牢牢掌握。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在宋代大为加强。在此体制下。地方政府对中央以顺从为主,而这也带来了地方官员治理中一意向上的弊端。     

宋代的豪强势力及其与地方官府的关系

宋代地方豪强势力强大,他们违法犯禁,恃势兼并土地,干预司法,甚至杀人害命,形成了武断乡曲的古代黑势力.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宋代,中央不可能容忍出现地方上的对抗势力,朝廷对之往往采取镇压的方针.但地方官府与豪强的关系就复杂了,有勾结,有摩擦,也有镇压.豪强凭借利益诱惑和权势威慑,与地方官吏勾结起来,地方政府对他们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但当豪强势力强大到威胁地方官员切身利益与统治的时候,他们之间也会产生摩擦,某些精明强干的地方官员也会对作恶的豪强进行打击.作为打击者,他们既代表中央,又有地方官府自身的利益,还有为政者扶弱抑强的公正理念.     

宋代地方政府之官吏关系与地方政治

宋代地方政府的政务主要是由官和吏来处理.由于宋代官尊吏卑的名分非常严格,中央的政令都是下达给地方官来执行的.但官要进行统治,又必须通过吏,所以宋代虽然吏的地位很低,但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却举足轻重.地方政府内部的官吏关系,成为决定宋代地方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但不论是官欺压或勒索吏,还是"吏强官弱",还是两者狼狈为奸,都必然造成和加深地方政治的贪腐和黑暗.期间尽管有个别清官,也能对奸吏进行惩处,却无补于宋代地方政治贪腐和黑暗的整体形势.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构成研究

在我国宪政的建设过程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入探讨和正确处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对我国的宪政建设、民族自治地方的快速发展尤为重要。本文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的内涵出发,通过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和谐关系、党政和谐关系、民族和谐关系、组织和人事和谐关系、制度和谐关系以及行政和谐关系的研究,阐释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内容。     

法治框架下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解读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困扰我国法治进程的重大课题。近30年以来,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以"放权"为基本特征,逐步改变了传统的中央权力高度集权的关系格局,却依然无法有效应对实践中的诸多困难和挑战。在现有体制框架内,从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实现中央与地方权责的科学定位,完善程序制度建设等途径来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思考

作者提出：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代化是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目标与途径。首先，阐述了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含义与基本内容；接着，对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现实意义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然后探讨了我国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基本思路；最后又强调指出，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代化应从国情出发，逐步进行，不能从理想出发或照搬外国模式。     

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

文章探讨了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时期清政府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过程。指出清廷的主观意图是通过行政机构改革加强中央集权,但从实际后果看,这一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使中央与地方矛盾进一步扩大。文章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来自中央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清政府实际是在原有体制框架内来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因此无法借助新的社会力量未制约既得利益者,只能在各方既得利益的左右下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从而使调整除了回复到旧路上去外,别无他法。      

章炳麟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初探

在武昌起义之前,章炳麟提出了分镇思想,希望借有力的地方来维护国家利益.他还曾企图依靠督抚的力量,来达到其救国的目的.但在现实碰壁和认识到督抚革命的弊端后,他放弃了督抚革命的思想.中华民国建立后,出于对建立统一共和政府的向往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他强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体现在他组建政团、出版报刊的政治实践中.但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击碎了章炳麟的设想.联省自治运动中,章炳麟积极参与联省自治的政治活动,与各省势力和军阀函电往来,并提出了具体的主张,但最后还是失败了.章炳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前后变化大,存在缺乏系统深入的缺陷,一些分析也存在错误,但始终以爱国主义为出发点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刍议

市场经济条件下,既保证中央权威的相对集中,又能扩大地方自主权,必须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明确二者的职能范围,为此,要改革行政区域的划分,转变政府职能;要实现事权划分法制化;要加强中央的权威性,同时扩大地方的自主权,使二者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良性互动,以确保我国长期繁荣与稳定。     

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和谐关系法治保障研究

在世界格局转换的今天,为促进民族发展、西部地区和谐发展、完善宪政民主,必须充实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和谐关系法治保障。本文分析了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关系法治保障现实困境,从究政保障模式构建、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关系法治保证途径、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的方式（财权、事权自理）三个方面提出观点。     

唐宋榜文考

榜文是中国古代政令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国家实现对民间社会事务管理与控制的重要工具。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早在汉代,肩负信息传播功能的榜文就已经存在。唐宋时期,统治者对榜文的重视与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在制定程序、核准、备案,包括榜文纸张的选定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相对规范的制度。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唐代与北宋边塞诗比较

唐代的边塞诗代表着唐人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 ,宋代也有边塞诗 ,但其风格与唐代迥然不同。就唐和北宋两代的边塞诗从内容、风格上加以比较 ,并就其形成的政治原因加以探讨     

北宋与高丽使节往来二题

北宋建隆三年(962),高丽国王王昭遣广评侍郎李兴祐一行入宋朝贡.第二年(963)春,宋太祖下诏册封高丽王.高丽王受到册封后随即派出时赞一行入宋谢恩,并在是年年底奉行宋年号.这一过程涉及两个问题:一是高丽首次向宋遣使的时间,史料表明李兴祐一行并非是高丽首次向宋遣使;二是使节时赞的身份,虽然《宋史》记载他是高丽朝贡使,但《高丽史》却记载他是宋册封使.只有弄清这两个问题,才能明了北宋与高丽封贡关系建立的整个过程.     

论中国近代国地财政划分制度的演变

将中国国家财政划分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是中国财政制度现代化的明显标志之一。从晚清开始 ,中国仿效西制酝酿、试行划分国地财政 ,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确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 ,并在推行中取得一定成效 ,使中央财政由割裂渐趋统一 ,使地方财政由混乱渐趋规范 ,并带动了预算制的推行 ,从而使现代财政体制在中国基本确立。同时 ,这一制度也明显地体现出中国特有的政权结构和政治体制中央集权特色 ,由此而使制度本身带有难以克服的弊端 ,如财权与事权不相适应 ,地方越权行为严重等 ,从而产生一系列负效应。     

以唐代为例看城市与国家统一的关系

以城市是各级政权的统治中心为出发点,对城市与周边地区以及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深入分析,对城市与国家统一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最后得出的结论为当以城市为代表的经济区域之间的联系超过城市与周边地区农村的联系时,国家就趋向于统一;反之,国家趋向于分裂割据.     

两宋之际政治与王安石新学流变

王安石新学在两宋之际的学术嬗变,其实并不是新学学术本身自由、自觉的传承。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统治集团的政治选择,使新学非学术层面传承的影响加深,致使新学完全成为社会诸多阶层利益诉求追逐的工具,渐趋式微,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现实的问题与困惑,正是历史镜像的投射。尽管时代在变,但传统社会中学术与现实政治的纠葛,依然在今天延续。中国传统社会丰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其实就是双刃剑,独立、平等、和谐则是两利与进步,依附、偏倚、压榨及利用则会两害与退步。     

论宋代曲艺与小说之关系

宋代小说并非只以书面形态存在,它还以说、唱、演诸曲艺表演形式存在与流行,与小说处于同一生态圈的说唱曲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小说的拓殖空间。通过对曲艺形态的"小说"的考察,可以看到一代小说的全面的存在方式,也更能看清宋代小说"历史的变迁"的趋势和意义。     

宋代三司使与户部尚书之比较

宋代三司使作为中央理财机构——三司的最高首脑,有“计相”之称,成为皇帝以下主管财政的最高官员,在北宋财政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宋神宗元丰改制,以户部尚书取代三司使主管财政,但是,户部尚书无论是职权范围,还是在中枢的地位,都已不能和昔日之三司使同日而语。     

宋代《诗经》学的两种主要方法及关系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在解经方法上形成了鲜明特色和关键突破,即重视文本的"因文见义"与主张古今人情事理相通的"以今论古",对两宋<诗经>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基者是欧阳修.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共同为形成衡量汉唐、裁夺义理、熔铸新解的宋代<诗经>学新风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在<诗经>学及<诗经>学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探讨宋代经学的方法革新也不无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