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扣押的定义与类型

刑事扣押是以保全为目的,对证据物或和财产执行标的物以及违禁品,予以强制取得和强制占有性质的侦查措施.为了凸显不同的构成要素,可以将刑事扣押区分为多种多样的类型.     

论我国刑事扣押制度的完善

刑事扣押与公民财产权存在尖锐冲突,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扣押的制度设计仍存在明显不足,如对扣押定性偏颇、司法审查程序缺失、权利告知不明确、程序制裁措施乏力、救济方式不合理,等等。为此,有必要对我国刑事扣押制度予以完善,将扣押纳入强制措施体系;对扣押设置司法审查程序;保障当事人在扣押中的知情权;明确设立非法扣押所获证据予以排除的制裁措施;允许受害人对刑事扣押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控告。     

试论增值税的类型

增值税的分类是增值税法教学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但现行的主要教材对此定义各有不同。我们可以从理论和现行法定两个角度分析各类型定义的基础 ,并通过辨析指出一些定义的不妥 ,在此基础上对生产型、收入型、消费型的增值税定义予以明确     

论刑事证据的新定义——以逻辑学为视角

法学是一门极富魅力的学科,这种魅力在于法律概念与法律规则的表述是严谨的逻辑与生动的语词的完美结合体。然而,这种结合体的特性也势必会提高人们对于法律理解的难度,关于证据的定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围绕这个问题殚精竭虑,提出种种不同的观点,但迄今为止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2年3月14日,睽达16年的《刑事诉讼法》,这部与公民权利息息相关、与打击犯罪密切相连的国家之大法终于迎来了自1979年创设起的第二次大修改,这在中国的司法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非常全面,其有关证据的法规自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第48条对刑事证据的定义问题,作出了新的阐述,借此契机,笔者运用逻辑理论工具,分析与论证刑事证据新定义逻辑上的正确性,并对新定义背景下的证据属性问题进行辨析,以期对证据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有所助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的困境与破解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首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然而,在民事诉讼中为当事人普遍采用的财产保全措施,在同样含有民事赔偿事项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却鲜有被采取。财产保全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出现空转的原因具有多样性,要充分发挥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的价值,需建立被告人财产调查和告知制度,厘清财产保全与刑事扣押的关系,合理减轻被害人的担保负担等。     

制度的定义与分类

制度不宜被定义为博弈的参与者 ,制度也不宜被定义为博弈的均衡解。本文倾向于把制度定义为人们行为的规则 ,是关于人们的权力、义务和禁忌的规定。人们行为的规则可分为个体规则与社会规则两类 ,其进一步分类表明 ,很难对制度下一个独一无二的定义。变通的办法是从外延角度 ,按照由窄渐宽的次序进行分类与定义。     

论扣押物的规范化管理

目前,我国刑事扣押物品管理上存在账目不清,无专门部门、专门人员及专门场所进行保管。这一现象是由于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以及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造成的。为使扣押物实现规范管理,应在现行法框架下通过司法解释以及内部管理制度与监督机制的完善,使扣押物品的管理规范化。     

谈讽喻的定义及分类

讽喻作为一种修辞格已基本为学者认可,只是,各家对讽喻的定义与分类还有出入。有鉴于此,在综合考察各家见解的基础上,结合讽喻的运用现实,对讽喻重新做了较全面的界定,并且将分类标准与名称也做了校正,分为寓言和类寓言两类。在为讽喻下定义和探讨分类的过程中,较详细地辨析了讽喻与引用、比喻之间的关系。     

试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政治基础

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司法理念和刑事司法制度,刑事和解要想被现行制度接受并贯彻执行,必须具备相应的政治基础。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主要体现为刑事和解与我国政府和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政治理念和我国的政治体制的契合性。     

试论电子货币之定义与性质

电子货币的界定是一个难题,原因不仅在于电子货币处在发展时期,而且还在于各国宽严不一的界定反映的电子货币政策不一。至于电子货币之法律性质,更是莫衷一是。本文拟探讨这两个问题,以加深对电子货币的认识。     

试论刑事证据的审查

刑事证据的审查是刑事证据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在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下对刑事证据通过认真细致的审查,用确实、充分考虑的证据认定案件,是具体办理刑事案件的基础。     

我国搜查制度的运行现状、问题及完善

实证研究表明,搜查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无证搜查比例过高、启动搜查的实质证据标准缺失、搜查的执行程序随意、监督不力等问题,这些问题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缺失、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位以及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观念的缺乏有关。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搜查制度应以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为指导,注重加强权力的监督制约和权利的救济与保障,在本土化的基础上通过完善立法、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建立我国的正当搜查程序。     

我国刑事人权保障的理念与实践

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实质就是要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权。这要求我国要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使现有法律框架之下的人权保障内容能够充分、及时地得以实现,并以此为依凭,将刑事人权保障渗透到立法、执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之中。人权保障观念的养成和信仰,是刑事人权保障的先导和基础;刑事立法的科学与完善,是刑事人权保障的法律依托和前提;人权保障的司法实现,是刑事人权保障的途径和关键。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以国家刑事赔偿、国家刑事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关系辨析为进路

从未来发展来看,背负更多政治使命和道义责任的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产生只是权宜之计,建立包含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在内的《国家补偿法》,并使之与《国家赔偿法》并行呼应,才是我们期冀的国家救济体系的理想模式。但是,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而论,我国眼下并不存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可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无疑是时下中国最好的选择。在筹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时,应当首先厘清国家刑事赔偿与国家刑事补偿,以及国家刑事补偿中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之间的关系,这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乃至相关立法体系的构建基点,也蕴涵着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     

犯罪标签与我国刑事法治

犯罪标签理论是西方犯罪学中重要的学说之一。它认为 ,人的行为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内在性质 ,而是取决于社会解释方式 ,即社会将这些行为称作什么以及由这些称呼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个体对这种称谓的反应。个人犯罪就是社会对行为人贴上了标签的结果。这一理论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不足之处。基于该理论思考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 ,做到洋为中用 ,期望对我国刑事法学和刑事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试论民意的刑事政策化——刑事政策的利益与效益双本位

民意的刑事政策化是刑事政策运行的重要范畴,而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又给民意的刑事政策化赋予了新内涵.一般意义而言,民意的刑事政策化遵循以公众利益为本和以预防犯罪为本的利益与效益双本位原则,而该原则的实现则体现在民意刑事政策化的三重作用场域和4*2=1的内部结构与机制之中.在我国现阶段,民意刑事政策化的完善则主要表现为刑事政策的决策、民意监督、民意评估、民意判别与民意引导等五个机制的建设方面.     

我国刑事政策概念浅析

本文对我国刑事政策概念,进行了历史和现实、广义和狭义的考证,认为我国传统的刑事政策应在三个方面进行改造。     

论党的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刑事法制的领导是中国刑事法制的一大特色。这种领导主要是通过刑事政策来实施的。在《刑法》颁布实施以前 ,党的刑事政策曾经起过《刑法》的作用 ;在《刑法》颁布实施后 ,党的刑事政策仍然起着指导、审视、修改、完善《刑法》的作用 ,无论对刑事立法还是对刑事司法 ,都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坚持党对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领导 ,这是我国刑事法制的一条政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