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

(一) 作为“无体不备”的一代“诗豪”,刘禹锡的诗歌成就是多方面的。然而最富创造性、最能代表其卓异风貌、因而也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却是他的民歌体乐府诗。中唐是诗体大变的时代,所有不愿随俗俯仰的诗人都努力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未经开发的领域,以期与盛唐诗人争胜。如果说韩愈、孟郊一派是以奇险怪僻别标一格,白居易、元稹一派是以通俗平易另具面目,而飘然于这两派之外的李贺是以“虚荒诞幻”独擅胜场的话,那么,刘禹锡则从学习民歌的赫赫劳绩昭示给人们一条通往风光旖旎处的蹊径。     

刘禹锡乐府诗所受巴人土家族民歌影响之考论

土家人是巴人的后裔,其中经历了由巴而蛮(武陵蛮、五溪蛮),由蛮到土的民族演变过程.刘禹锡在被贬朗州、夔州期间接触了不少土家人,因此,其乐府诗创作的内容、形式、艺术风格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巴人土家族民歌的影响,这使他的乐府诗创作在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为后世诗歌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别开生面的民歌创作──论刘禹锡的新乐府诗

以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为分界线，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急剧变化，唐代的诗歌创作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总的来说，便是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杜甫是这一转变的旗手。经过中唐前期到贞元、元和之间，现实主义又逐渐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发生了以白居易为首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出现了唐代诗歌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多种多样艺术风格的诗人和诗派相继出现，使诗坛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除白居易外，元镇、张籍、王建、李绅、韩愈、孟郊、贾岛、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新乐府诗人自成一家，各有创造，内容丰…     

论乐府诗

公元十二世纪,郭茂倩在总结前人著述的基础上,把乐府诗分为十二类。自此以后,遂成定论。我认为,郭氏的划分尚存在着局限。因为他的全部术语几乎都跟音乐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从文学意义上讨论乐府。由于音乐已经失传许久,现在的情形正象我们收集到一些油画的黑白影印件,而它们的分类却是基于最初的色彩系统。当然,郭茂倩的分类标题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们传达出了先前关于乐府诗歌的原形及其背景的信息。但是,我们还应该寻     

艳体乐府诗的复兴

艳体乐府诗是指内容香软、风格艳丽的乐府诗。它的首次兴盛是在梁、陈至初唐时期。到了中晚唐,李贺、张祜、温庭筠、李商隐等人又大力写作艳体乐府诗,使艳体乐府诗复兴。其复兴的原因:一是补写六朝宫廷乐歌,一是模仿六朝乐府诗。中晚唐的艳体乐府诗基本上已不入乐,多是借南朝兴衰之史针贬现实。尽管他们四人都写艳体乐府诗,但在新旧题的运用和表现风格上有所不同。     

大历乐府诗论

大历时期的乐府诗虽然缺乏突出的成就,但却在唐代乐府诗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旧题乐府诗走向衰落,不仅创作的数量减少,而且进一步与徒诗合流,具体体现为写实化、工巧化、律化和歌行化;而新题乐府诗剧增,题材上主要有咏物、送别和讽谕三大类,其中讽谕成为主流。大历时期的乐府诗还明显地表现出对前代乐府诗的继承和模仿,并且对后来张、王、元、白的新题乐府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王维的乐府诗

王维现存乐府诗共103首,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在这两大类乐府诗中,又有古体乐府与近体乐府之别。王维的古体乐府,以五古、骚体与七言歌行最具代表;其近体乐府的体式之多与数量之众,连“诗圣”杜甫也难以与之并论。从新题乐府的角度而言,王维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创作新题乐府的诗人,并对杜甫、元结、元稹、白居易等人产生着较为直接的影响。王维乐府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大都属于“乐章”的范畴,即能入乐歌唱而成为歌诗。     

萧纲乐府诗论

相对于汉魏晋宋以来的文人乐府诗创作,萧纲乐府诗在题材处理、语言风格等方面都表现了一定的革新精神。他将当下情境直接写入乐府诗,改变了文人乐府诗在题材上依附于乐府古辞的传统。他的乐府诗语言简洁,清新流美,与夸饰、堆砌、用典等人工技巧迥不相侔。这体现了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也与萧纲的诗学思想密切相关。     

论刘禹锡的讽刺诗

我国的讽刺文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它顽强地冲破历代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束缚,把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对假、丑、恶的辛辣嘲讽和真、善、美的刻意追求中,求得了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讽刺诗,以其寓犀利于婉曲、化冷峻为幽默的独特风格,在我国讽刺文学的历史长廊里,居于引人瞩目的地位。     

论刘禹锡的咏史诗

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刘禹锡,由于参加“水贞革新”之故。一生多难。从三十四岁开始,直到五十七岁,渡过了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远谪年犹少,放归鬓已衰。”这种磨难,对他一生的命运来说,是不幸的;但对于他的诗歌创作,却提供了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源泉和动力。刘禹锡的大量诗文,都是他在被贬期间的发愤之作。他一生写了八百余首诗,而在被贬期间所写的大量的咏史诗、寓言诗和抒情诗,则是其诗作中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的一部分。这里仅就其咏史诗作一个探讨。     

论刘禹锡的五律

对于刘禹锡的诗歌,一般人多偏重于他的绝句、七律或仿乐府民歌的研究,对于他的五言律诗,几乎无人问津,而笔者认为他的五言律诗也有相当成就,并形成自己的特色。本文通过对刘禹锡五律的全面探讨,将其怀古、写景写情之妙句、晚年所作之精切老成等方面的成就置于整个唐代的五律中加以比较,揭示他在唐代五律诗中的应有地位。     

论刘禹锡的文学思想

本文从刘禹锡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方面，揭示了他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所产生的现实基础，并进一步探讨了他对子政治与文学二者关系问题的理论见解。     

论清代的咏史乐府诗

清代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乐府诗创作,由于现实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咏史怀古类的题材乃成为了诗人们的最爱,因之,各种类型的咏史乐府诗即因此而产生。其中,以尤侗《明史乐府》与洪亮吉《晋南北朝史乐府》最具代表性。尤侗与洪亮吉与元末杨维桢、明初李东阳又被合称为"咏史乐府四大家"。四人的咏史乐府诗,在长达600年的历史长河里,既前后相续、一脉相承,又各具个性与风采,代表着咏史乐府诗史上的四座高标。     

论刘禹锡后期的诗歌创作

刘禹锡后期诗歌创作的基本倾向有较大的转变．境遇日安与国事日危，是其创作转向的主客观原因；静观时变与超然局外，是其创作转向的主要表现；而锋芒敛抑与气象老成，则是这种转向所促致的诗风及诗境的嬗变。他以间尽沧桑的目光，对朝廷中白云苍狗的变化冷眼旁观，因而此时的诗作较多地表现出的是一个深借世故者的阅历与识见。这种转向，是一种有意识的调整，一种受制于生存环境的迫不得已的抉择．     

论李白乐府诗表现功能

(一) 绪说诗人心象与表现样式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而中国古典诗歌中唐诗部分则是考察这一问题最恰当的领域。其依据(1)一般说,中国中世诗歌已涉及到字数、句数、平仄、押韵各种要素,这一时期诗歌已受到相当严密的韵律制约。(2)特别是唐诗,由于古体同近体、绝句同律诗、杂言同齐言、乐府诗系徒诗系等诸种相对立要素的复合,从而组合成各种各样诗型,具有特定的色彩和感觉。(3)为世人所公认的李、杜、白所代表的具有个性或个性强烈的诗人们,作为在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确认自我的证据——他们都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个性倾注于诗歌之中。     

南朝文人乐府诗意象论

从本质上讲,南朝文人乐府诗不同于非乐府诗的写作特点在于它的虚拟性。非乐府诗所写的内容多为作者亲身经历的事件和当下感知的情境;乐府诗则因其写作的拟代传统而形成对当下情事的疏离,所写内容多出于臆想和虚构。这种虚假化的写作方式对南朝文人乐府诗意象的艺术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拟＂使意象具有递相沿袭的特点,＂虚＂则形成了意象的装饰性和象征性特征。同时,随着诗坛风尚在齐梁时代的变迁,南朝文人乐府诗中也表现出了某些写实的倾向,这些诗中的意象多是具体可感的。     

论李贺乐府诗的狂欢化

利用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来分析李贺的乐府诗可知,在李贺乐府诗＂虚荒诞幻＂的表层之下潜藏的是作者力图摆脱沉重现实压抑,以求得自我精神解脱的深层创作心态。李贺的许多乐府诗正是以感性生活形式为核心的精神狂欢,这些诗歌摆脱政治、道德等现实价值评判的束缚,利用细腻逼真的想像来体验生命的感性生存价值,而且在文本结构模式上呈现出一种狂欢化文学所特有的＂加冕-脱冕型结构＂。对这一类诗歌的正确解读,不仅对理解李贺的诗歌特征及其心态具有重大意义,也为我们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来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学提供了一个上佳的个案。     

论李白乐府诗的历史内容

李白是唐代创作乐府诗最多也是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乐府诗以其深刻丰富的历史内容全面真实地反映了盛唐社会的现实生活，充分地体现了干预生活，批判现实的精神。他把浓郁的浪漫气质带进乐府，使古题乐府获得了新的生命，完成了从汉魏古体到唐体的根本性转变，成为乐府诗史上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