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写神圣: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与辞赋宫殿书写的转变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对宫殿的书写与颂美,明显不同于传统赋作“彰圣主之威神”的书写策略.《鲁灵光殿赋》通过对大汉开国圣史的回溯以及对鲁灵光殿所有雕刻与壁画的流观、摹写,营构、证成了鲁灵光殿的神圣空间感.岿然独存的鲁灵光殿以“圣显”( hierophany)的具体空间形式承载了文化符号,铭刻着对大汉帝国辉煌历史的记忆,成为赋家新的空间经验、新的书写“中心”.王延寿这种以“宫殿”作为神圣中心的书写转变又具现在空间的书写策略之上,颇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本文即从空间的角度切入,通过对作者视觉经验、身体游观的条分缕析,揭示出《鲁灵光殿赋》图写的空间形式所具有的文化意涵及该赋在辞赋宫殿书写传统中的承变.     

试论刘勰的宗经、辨骚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刘勰把《五经》看作是文学活动的指南,如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宗经》),而把《诗经》作为创作典范是不行的。葛洪《抱扑子·钧世》就指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鲁颂·閟宫》),何如王生之赋灵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乎?同说游猎,而《叔畋》(《郑凤·叔于田》)、《卢铃》(《齐风·卢令》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上林赋》)乎?”刘勰认为不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再看刘勰在《辨骚》里指出《离骚》“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两个“四事”,就能看到儒家思想束缚着刘勰了。以上这种看法,有不少作者不同程度地提出来讨论过,这里只想对这种看法,提出点商榷意思。     

《芜城赋》是都邑赋的变体

《芜城赋》是都邑赋的变体王琳的照《芜城赋》，《文选》把它与王粲《登楼赋》、孙绰《游天台山赋》并置于“游览”一门，不妥。此赋描写淮左名城广陵的昔盛今衰，与王、孙之赋的题材有所不同，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列之“都邑”一类中，似较合理。都邑之赋的创作，在汉...     

通情·别域·异趣·巧拟——论越州、登州同题《蓬莱阁赋》

越州、登州各有蓬莱阁,也各有《蓬莱阁赋》,名同实异的蓬莱阁及《蓬莱阁赋》发人遐想,令人深思,也形成了赋史上的又一道独特风景。目前笔者所见自宋至清以《蓬莱阁赋》为名的赋体作品有四篇,四赋中以南宋状元名臣王十朋与明代勤政爱民的文人潘滋之作为杰。王十朋、潘滋虽作同题《蓬莱阁赋》,然二赋之写作缘起、地域文化书写、风神旨趣及对前代赋作的继承与创新等又各具特色。二赋起笔虽各有其意,但却颇有相通之处;王赋重越州人文掌故而尚写实,而潘赋偏爱登州蓬瀛仙境而多想象;王赋善于抒发个人情怀而灵动活泼、典实丰富,潘赋关怀世事国运而宏阔深沉、思理奇妙;且二赋对前代赋作都有所继承又独辟蹊径。二赋通情、别域、异趣,皆有仿名作之迹,然似与不似之间,各具风神韵致。     

《太玄赋》作者考辨

一般认为《太玄赋》是扬雄的作品。但在四大赋之后,扬雄已停止了赋的写作;《太玄赋》与扬雄思想不合,与《法言》、《太玄》文风、主旨不同;《太玄赋》不避汉讳而且论及骑马游仙,与汉代现实不合。《太玄赋》不是扬雄的作品。其作者有可能是杨泉。     

关于《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的一点思考

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是汉代散体大赋最富盛名的作者,他们还于不同时期创作了同属“符命”文体的《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但囿于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性情际遇和文学主张,所以这三篇“符命”文章的写作情况和思想意识也各有不同。《封禅文》是司马相如在寂寞闲居中向汉武帝表达的忠心,《剧秦关新》是扬雄在“王莽新政”热潮的冲击下既惑又惧的违心之作,《典引》是班固欲纠前者之谬以颂汉功汉德的典正纯美。总体而言,《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与作者各自散体大赋所采用的讽谏方式相仿佛,因此都可视为汉代士人在制度和规范下创作心态的读本之一。     

六朝《异物志》与文学

在考察六朝《异物志》之存佚的文献基础上,对《异物志》与六朝文学之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异物志》的出现为六朝文学特别是咏物赋的写作提供了素材,拓宽了畛域;而六朝文学之影响于《异物志》的写作,则主要表现在使《异物志》的文学性得到加强。     

苏赋十题

本文首为苏赋辨伪,认为《苏轼文集》所收苏赋27篇,有两篇非苏轼作品。次为苏赋编年,二至五题逐篇考订了苏赋的写作时间。再次为苏赋辨体,六至八题分别论述了苏轼的骚体赋、律赋和文赋,认为苏赋诸体皆备,苏轼以文赋闻名于赋史,但他的文赋并不多。九题论苏轼仍以骈赋为多,着重论苏赋分类,认为苏赋题材十分丰富,含议政、纪游、吊古、咏物,苏轼不善饮酒,而咏酒赋特多。十题是比较二苏赋之异同,苏辙现存赋仅9篇,远较苏轼为少,作《缸砚赋》时年仅17岁,比《赤壁赋》的写作时间早25年。其《服菔苓赋》在当时已传到契丹,其《黄楼赋》尤为有名,杨万里甚至把《黄楼赋》与前后《赤壁赋》相提并论。     

元成庙议与《长杨赋》的结构及影响

在司马相如“博丽之文”的影响下,扬雄创作出《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杰出的大赋。其中《长杨赋》尤为奇特,前贤或因其以议论代铺排而认为它仿效相如《难蜀父老》,或因其以论辩构篇而奉为“文赋”之祖,或因其阳咏汉德而阴寓讥时的叙事之法将之视为两汉赋风转捩的纽带,然究其实,皆泛泛而谈,未能探骊得珠。《长杨赋》创作背景和叙写结构实根源于西汉元、成时代的庙制之争,儒家思想的上升,儒生政治的诉求,宗法圣统的复归,取法周礼的倡导,构成了其时庙议的复杂内涵。而在依礼制勘定庙数的几番论争中,虽然皇帝与儒生的意见未能一致,但基本确定了高祖、文帝、武帝三庙永不毁弃的地位,这正是《长杨赋》的写作背景;而且“祖有功而宗有德”的观念决定了其叙事结构与谲谏内涵,尤其是赋中的戒淫史观和论辩体式,对东汉京殿大赋创作的影响至为深远。     

古文考辨二题

一《哀江南赋》写作年代考辩关于《哀江南赋》的写作年代,有庾信入北后早期和晚期两说。陈寅恪论本赋作于公元578年庾信66岁之时,也即他去世的前三年。其主要论点是根据赋中“天道周星,物及不反。”“零落将尽,灵光岿然。”而来。他认为岁星一周之后是天和元年,而其时王褒尚在,不能说灵光独存。所以只能是作于岁星再周之后。然而此说有两点不妥。其     

贾谊《吊屈原赋》臆说

《吊屈原赋》最早著录于《史记》、《汉书》贾谊本传。后昭明太子箫统合《史》《汉》叙说一节为序,以《吊屈原文》作题收入《文选》“吊文”类。宋朱熹则易名为《吊屈原赋》,再收入其《楚辞集注》“楚辞后语”中。据本传,该赋是“谊既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的“自喻”之作。因而,《吊屈原赋》向以继承并发扬屈原精神而公认为是汉代赋作的各篇。但笔者在仔细研读了该赋之后,觉得过去对它的肯定实有不当。今不揣谫陋,略述咫见谀闻,为臆说者四,以就正于海内明哲。     

“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荀赋析论

在赋学史上,荀子的《赋》是最早以赋名篇的,因而具有宗师的意味。荀子的《礼》、《知》、《云》、《蚕》、《箴》五赋,善用隐语,常常以设辞问答的方式描述某个事物或陈述某个对象;同时,荀赋以礼义之道统摄全篇,＂铺采文＂,极尽赋之铺陈叙述之体。荀赋开了咏物说理赋之先河,对汉赋问答体写作方式与＂铺采文＂的创作风格影响深远。     

两汉抒情赋论

两汉抒情赋与讽颂赋并羁而行,也是汉赋的大宗、它受骚赋的影响,或以骚体抒发自我之情,或以骚体代屈原抒情。或弃骚体而用新的抒情体制。三种不同的形式在抒情上有真情和矫情之别,都以生不逢时为情感主旋律,怀有深切的人生感伤。它们注意表现赋中的抒情主人公,与自我的情绪相吻合。同时,以寄情于物,寄情于人及自然,使抒情赋也具有婉转的风格。东汉中叶,抒情赋风发生转谈,张衡以《归田赋》寓情于景和赵壹以《剌世疾邪赋》寓情于理,分别构成自然清新与自然沉郁两种趋向。使抒情赋走向新的时代。     

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汉儒言《诗》有"美、刺"之义,影响至赋即为"讽、颂"二端。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汉"为旨归,所谓"述叙汉德"、"润色鸿业"、"光扬大汉",不仅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从此奠定了盛世而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关于《三都赋》以后“都邑赋”的展开情况

《三都赋》被归于"都邑赋"一类中,而"都邑赋"则是从汉代到六朝都被不断书写的一个题材。通过《三都赋》与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之间的关系我们便可以看出,这些赋作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共同特征。但是,通过研究《三都赋》与其他时代同类作品的差异,我们能够勾勒出"都邑赋"之间的发展过程,可以据此理解东晋南北朝的"都邑赋"的写作情况,并借以判断《三都赋》在文学史上的学术位置。     

固本与致孝:唐宋赋作中之藉田题材书写

藉田礼是古代帝王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祈五谷丰登,奉祀宗庙,劝农固本与祭天致孝的一种朝廷政治仪式。综观历代藉田赋作,尤以唐、宋时期,赋家多承袭潘岳《藉田赋》,且在崇尚帝王尊严与权威之科考制度影响下,最能宏扬天子"固本"与"致孝"之封建文化意义。唐代李蒙、阙名和石贯《藉田赋》,阙名《千亩望幸赋》和王棨《耕弄田赋》,赋作多以精简之律赋艺术手法,铺陈天子藉田之排场和过程;而宋代王禹偁《藉田赋》、李廌《藉田祈社稷赋》和杨杰《藉田居少阳之地赋》,则多清新之散文笔法,详述藉田礼制及方位,其多元之形式内涵与风格,确实具有传承与拓新之时代意义。唐、宋藉田赋之内容与体制虽异,却多具有颂扬帝王"劝农固本"与"祭祖致孝"之文化意涵。是以本论文拟解读唐、宋八篇藉田赋作,从藉田礼制之视界加以探索,说明唐、宋藉田礼制创作之时代背景,强调"固本"与"致孝"有其一脉相承之文化传统。从赋家颂赞天子耕藉礼仪中,诠释其丰富多元之审美风格,进而肯定藉田赋作之时代意涵及其文献价值。     

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蔡邕《青衣赋》与中国古代的青衣意象

《青衣赋》是东汉辞赋大家蔡邕的代表作之一。由于学界对该赋写作时段的判断失准,导致其主题及文学史意义被遮蔽。结合蔡邕生平、赋中所涉地名典故及汉代同类型作品写作体例综合考察,可以推断《青衣赋》作于汉灵帝光和元年蔡邕被流放五原途中。赋中对女性体态及男女欢会场景的描写,既是对汉代美女赋旨在讽劝,终归雅正写作模式的突破,更是对汉代流行的红颜祸国观念的挑战与超越。《青衣赋》不仅使婢女进入文学的表现视野,其才子佳人遇合的故事情节,也开后世文学特别是小说戏剧中才子佳人遇合模式之先河。      

说《浑天》 谈《海潮》——兼论唐代科技赋的创作与成就

唐代辞赋踵武姬、汉,百体争开,创作题材,亦多新创,其中科技赋的大量出现,尤为特异。在唐人科技赋中,杨炯的《浑天赋》与卢肇的《海潮赋》最为代表。就赋学艺术而言,以杨、卢创作为代表的唐人科技赋价值取向与汉代京殿大赋相类,首先在宣扬宏大的文化气象,表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唐天声。杨、卢诸赋以文学笔法写科技论文,充分显示赋家的个人才学,此与赋表才学的文体特征相关,同时也得益于赋体文学博物知类的优势。而唐人科技赋之崛兴,又缘自文化传统的演进,并具体表现在“赋学之复兴”、“科技之发展”、“文化之兼容”与“文学之写实”四个方面     

《三元衡鉴》的编者及选赋标准

宋沿唐制,科举考赋。为了满足科举考试的现实需求,宋代社会上流行着很多指导律赋写作的科举用书。在那些业已亡佚的律赋指导用书中,《三元衡鉴》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律赋选,它在南宋被奉为律赋写作的典范。吴处厚不仅是《青箱杂记》的作者,还是《三元衡鉴》的编者。在宋代,吴处厚是享誉一时的律赋名家,被认为是宋代律赋繁荣期的代表人物。《三元衡鉴》所选之赋的作者需是科举考试中的魁元(解元、省元、状元之一),这种选赋标准反映出了宋人对魁元赋的格外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