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

新发现的战国楚简《诗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先秦抄本,简本中异文现象非常突出。文章通过对简本一些典型异文的考证分析,对某些诗篇中疑难字词的训释提出了新解,纠正了传世本《诗经》一些长期被误释误读的字词;同时,还利用异文材料解决了有关古文字考释的疑难问题,揭示了简本《诗经》异文对《诗经》学、古文字学和文献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零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的释文、注释或可商榷。《子羔》1、6号简的文字应读作"使无有小大、肥瘠",同篇12号简中"玄丘之内"应读为"玄丘之氵内",《昔者君老》4号简中的"发命不夜"读作"废命不赦",《容成氏》5号简中的"各得其"应读作"各得其列"。     

江有诰《诗经韵读》与王力《诗经韵读》再比较

江有诰《诗经韵读》和王力《诗经韵读》在韵字归部和异文处理方面均有差异。两部《诗经韵读》对个别篇章用字的认识不同,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江有诰对某些韵字的归部错误,王力在其《诗经韵读》中纠正了江氏的错误。但同时发现,王力对个别韵字的归部值得商榷,而江氏的归部有可取之处。     

利用安大简《诗经》补释《毛诗》字词二则

安大简《诗经》作为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诗经》文本,其中部分异文信息对解读《诗经》关键字词具有重要作用。将安大简《诗经》与《诗经·鄘风·鹑之奔奔》《召南·小星》相比较可以发现,以往学者对两首诗当中的“强”“肃”二字的解释仍有欠缺。根据简文信息可以知道,“强”应当读为“竞”,训为“逐”;“肃”应当改读为“蹙”,训为“急”。     

楚简“凿”字小考

上博简中有个隶作"■"的字,学界多分析为从"臼","祈"声。新公布楚简"凿"的写法为解释此字提供了新的线索,"■"所从的"示"实际上是凿具的象形讹变,故应改释作"凿"。《容成氏》简38"凿"读为"作","作宫"古籍常见。《天子建州》甲本简12读作"古(故)见偒(壤)而为之凿,见窔(窍)而为之内(枘)",其中"凿""枘"正相呼应。安大简"凿"左上所从的"■"可能是由"■"演变而来的,可以平行比较"戠"的变化。     

《诗经》文本所用“从女”字来源文献考

研究《诗经》文本所用文字的来源和异同,对于理解今古文《诗》学之争的诱因及过程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从现有文献来看,39个《毛诗》文本所用"从女"字中的21个最早见于商代文献,8个最早见于周秦文献,10个很可能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文字。"三家诗"异文所用18个"从女"字中的3个最早见于商代文献,2个最早见于周秦文献,13个很可能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文字。"三家诗"异文多用"今字",《毛诗》多用"古字",亦间用"今字"。     

《老子》郭店简本与今本、帛本的关系

关于《老子》郭店简本与今本、帛书本的关系,学界观点主要有"来源说"与"摘抄说"。"摘抄说"的论据和论点都难以成立;"来源说"虽结论允当,但其立论依据有失偏颇。将《老子》郭店简本与今本、帛书本有关内容相比较,从简本之符号标示位置,以及简本、今本、帛书本中某些章句的划分等方面可以看出,简本《老子》虽然未必是今本、帛书本的祖本,但必然是今本、帛书本形成的来源。     

《老子》校读举例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发现以后，人们对传世本《老子》文本产生了更多的怀疑。事实上，北大简本未必处处皆是，传世本也未必来得更晚。而更有甚者，即使二本乃至各本都没有异文之处，也不证明没有错误。问题的关键，首先是要对原文有正确的解读。传世本《老子》上、下经之各第一章，就是很好的例证。     

安大简《诗经》异文考辨丛札

对安大简《诗经》中11处异文集中考辨,可以认为：简本《卷耳》“無”读“憮”,训哀;《汉广》“楚”训丛木;《江有汜》“”读“噭”或“叫”,表哭嚎;《黄鸟》“”读“刬”,训灭;《陟岵》“允”是句首语气词,不通“犹”;《伐檀》“”读“馂”,表熟食;《定之方中》“羕”读“详”,训审;《葛屦》“?”表簪子,是毛诗“揥”的本字;《蟋蟀》“無”可读“蕪”,训荒;《椒聊》“”读“兴”,训举,毛诗“升”或本为“抍/拯”,也有举义;《有杕之杜》“子=”可读为“子子（兹）”。     

刘向《诗》学家法研究

刘向之《诗经》学家法,前人每有论及。然其论据及研究方法,均仍有可改善之处。本文从家学、异文比较、《诗》说比较三方面,考论刘向之《诗》学家法,以图全面分析刘向《诗》学家法的问题,并希望由此而于两汉《诗》学研究有所裨益。     

试论《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

要清晰了解《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和发展状况,必须清楚《诗经》和儒家学说在楚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唯有两者同时在楚地得到传播和发展后,带有儒家思想倾向的《孔子诗论》才有在楚地得到接受并被传播的可能。文章认为,若《孔子诗论》成书于春秋时代,当为七十子后学所作,并经由任不齐或澹台灭明传入楚地,则其成书当为孔子卒后即前479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前465年之后;若成书于前376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荀子任兰陵令的前257年—前238年之间或之后。但《上博简》为战国晚期贵族墓陪葬,战国于前221年结束,故《孔子诗论》入楚当限定在前257年—前221年的范围内。综合《上博简》的整体情况来说,后一种推断更具有说服力。       

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深刻体认

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有深刻的体认,体现在:1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抒情主体有明确确认;2 "《国风》里巷歌谣说"的立足点是对以个人情感为核心的抒情精神的深刻体认;3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文学表现手法有清醒的认识;4 《诗集传》以"赋"、"比"、"兴"分配《诗三百》每篇各章,完全是从文学修辞学的角度出发。     

《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中异体字研究

《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版)中收集了678个楚系简帛异体字,这些异体字可分为构件完全相同的异体字、构件部分相同的异体字和构件完全不同的异体字,其中构件部分相同的最多,有579个,占85.40%。异体字大部分是部首相同的有510个,占75.22%。构件完全相同的异体字和构件部分相同的异体字有636个,占93.81%。就《楚系简帛文字编》而言,绝大部分楚系简帛异体字在形体上是有联系的。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

战国中后期,秦楚尖锐对立,楚怀王成了被欺诈、被侮辱的悲剧形象,楚人蒙羞,啣恨百年,不忘报仇雪耻。此乃《招魂》、《大招》和以“存君兴国”为主旋律的屈原作品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 '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 ',汉代人的记叙必有事实依托,但具体细节莫可踪迹。在楚辞文本传承、解说衍生、诵读不辍诸方面,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郭璞、刘杳、刘勰、萧统、智(道)、公孙罗、李善、五臣、王勉、大江匡衡(日本)诸先贤在楚辞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楚简古典籍字用研究略论

字用研究包括阐释字义引申和说明用法通假,与文字考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目前出土刊布的楚简古典籍主要有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相关字用研究成果主要有院释文性专著、单篇性论文、汇集性论著、散见性论著,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依托于文字考释、零散而缺乏系统、着力于通假而未综论等特点。     

从日中比较角度谈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日本学者家井先生继承赤冢忠先生的学说并加以批判性、实证性的发展 ,从而对《诗经》的《风》、《雅》、《颂》以及“兴”提出了新的理解。石川三佐男先生在楚辞研究中 ,采用了把战国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楚地等出土的考古资料与《楚辞》诸篇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前所未有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开拓出仅靠文献资料和文献学不能进入的领域。石川先生的《楚辞》研究 ,是以他在二松学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时 ,在赤冢忠博士指导下所学到研究《诗经》、《楚辞》的方法为基础的。石川先生的研究与赤冢忠博士和其他楚辞研究者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是 ,他运用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 ,并特别重视长江流域和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     

《诗经》在楚国的传播与研究

《诗经》在春秋前期已流传到楚国，许多楚国贵族通晓《诗经》，并能够在各种公共场合熟练地赋诗言志，引诗说理。近年来，新面世的战国中期的竹简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珍贵的新材料，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到楚人解读《诗经》的方式及取得的重要成果。     

读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楚国在春秋时代已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到了战国时代 ,楚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 ,北方的儒家思想已为楚人所接受。当时儒家典籍 ,在楚国已很流行。秦统一以后 ,实行“焚书坑儒” ,但齐、楚二地 ,距秦都咸阳较远 ,秦控制力不强 ,故古代典籍及师儒多保存于齐楚二地。《汉书·儒林传》中儒生 ,多齐楚人。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说明了战国时楚国儒学之盛。从《孔子诗论》看来 ,它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前儒家对《诗经》的看法。这种看法虽与后来的齐、鲁、韩、毛等汉代学者有区别 ,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多少受到《孔子诗论》等先秦儒家的影响。其中《毛诗》似与《孔子诗论》的说法最近 ,齐、鲁、韩三家可能由于用《诗》劝谏君主、藩王 ,多少要“断章取义” ,故相去较远。但《毛诗》和《三家诗》基本上都受儒家著作的影响     

小注释后面的大学案──关于“《小雅》怨诽而不乱”的诠释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研室编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以《毛诗》的“变雅”概念来解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小雅》怨诽而不乱”,在这条注释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作为刺诗的《关雎》、《鹿鸣》为什么居于正风正雅之首的传统大学案。根据司马迁所习的《鲁诗》,“《小雅》怨诽而不乱”不是指《六月》以后的“变雅”,《小雅》的怨诽基调是由其始篇《鹿鸣》奠定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实际上沿袭了一个传统的误解。     

《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 ,《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 ,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 ,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