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释王阳明哲学思想中的“良知”概念

“良知”是王阳明哲学思想中最为基础的概念,原始义为“不虑而知”。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工夫紧密相连。王阳明虽然在其义理体系下对这一概念重新加以诠释,但是这一概念“不虑而知”、“不虑而能”的原始义没有随之而被消解,“良知”概念的底色被保留下来,并且规制着这一概念的意义诠释方向。     

现象学的现象、海德格尔与王阳明的致良知——兼论现象学家耿宁先生的阳明学

耿宁先生的阳明学研究开辟了一个现象学的阳明学解释新路。在此现象学的阳明学解释道路上,除了耿宁先生展示出来的以"心的现象"为核心话题的现象学心学的路向,还可能有一个不同的、以"性的现象"为核心话题的现象学性学的路向,而这个现象学性学的基本概念就是海德格尔提出的"现象学的现象概念"。从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出发,对耿宁先生关于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的解释发出了一问。     

“物质变换”概念歧见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中,"物质变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概念。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的层次和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却又没有对这一概念给予清晰的界定和明确的说明,这就给人们的理解带来一定困难,甚至有人企图否定这一概念。本文针对这一概念歧见纷呈的情况分析指出,"物质变换"是马克思在生理学概念"新陈代谢"(德文为Stoffwechsel)的基础上创造性应用的结果,其内涵已远远大于"新陈代谢",不仅不能轻易否定,而且,要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和意义上综合、全面地理解。     

论休谟"特殊的道德感"

休谟认为道德的区分不是来自于理性,而是来自于我们的情感,也即"道德感".道德感是一种"特殊的快乐与痛苦",特殊的道德感是休谟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休谟并未对这一概念给予清晰的论述,学界也对此鲜有分析和讨论.因此,这一概念的分析和讨论对于准确理解休谟道德哲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福柯的异托邦哲学及其问题

福柯的异托邦概念在哲学乃至非哲学领域运用广泛,但福柯真正提到"异托邦"这一概念的文本数量极少。基于对这些文本的分析,福柯"异托邦"概念显现出与"乌托邦"概念既相对立、相差异又潜在同内涵、同功能的特点。"异托邦"概念不仅道出了"乌托邦"的"希望"本质,还弥补了其乌有的缺陷,即异托邦是求异性、批判性的实存本身,具有不可化约的多样性。异托邦普遍存在但不是普适概念,它是概念性的非概念存在。福柯哲学的主旨可以通过"异托邦"概念体现出其强烈的批判功能,但对这一概念的滥用则暴露出哲学学说的固有问题。     

“笔记小说”概念批判与笔记作品的重新分类

"笔记小说"这一概念本身具有逻辑混乱的不足,这一概念的使用造成了小说概念上的混乱、目录学的混乱。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表象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论研究落后于时代的变迁,没能正视小说界已经发生的古今之变和中西之辨,实际上则体现了古今小说概念的冲突、古今主流思想的冲突、古今学科分类的冲突。文章针对以上现象和原因,提出了将笔记类作品划分为"小说类笔记"、"历史类笔记"、"考据类笔记"和"杂俎类笔记"的解决方法。     

"新型农民"概念界说

新型农民培育的实践,要求首先对"新型农民"概念进行理论界定。典型意义上的新型农民,除了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之外,还应该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现代观念。本文探讨了"新型农民"概念的内涵,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层解读,并指出理解这一概念需要把握三对关系。     

间接故意犯罪的概念新探

在刑法理论中,间接故意犯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从目前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来看,间接故意的概念主要有"放任说"、"同意说"、"容忍说"、"不违背本意说"以及"明知说"和"冒险说"等各种不同的主张。如何正确地对待上述各种不同的观点,是推导出间接故意犯罪新概念的关键。要弄清间接故意犯罪的新概念,除了对其内涵必须作出明确的阐述之外,还必须对间接故意犯罪与相关概念之间的界限作认真的辨析。间接故意犯罪是指行为主体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有意纵容这种结果发生的行为。这一概念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具有重大价值。     

抽象个人主义与《论自由》

抽象个人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假设 ,这一概念在密尔《论自由》一书中得到了严密而系统的论证。密尔是从认识论个人主义、经济个人主义和伦理个人主义三个方面充实抽象个人主义这一概念的。这个概念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民生社区的概念及其意义

民生社区是指在一般社区的意义上加入了"民生"之内涵规定或特质的社区,以人为本是民生社区最根本的价值定位.民生社区的概念反映了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是新形势下对发展中的"社区"内涵的新理解和新诠释.民生社区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特定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论"品式":西晋《户调式》、北魏《丘井式》、隋《输籍样(式)》

两汉的"式"制取"样"的意思,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构成"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品式"普遍化,一般事务均有"品式"的规定.<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样"方面的规定,用作划分户等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北魏<丘井式>是户籍编造的样式.<输籍样>仿自<户调式>,也用来"定户上下".<通典>不懂"品式"制,把<户调式>中修饰"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即"占田"、"课田"从"式"中抽出,当作土地制度归入<田制>;把<丘井之式>中的"均田"幌子当真,视其为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均田制";把<输籍样>解释为"轻税"之法,目的在于挖"浮客".<通志>、<文献通考>继承了这些错误,并一直影响至今.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华化”与土俗之争背景下高丽对宋代法制的移植

高丽移植宋代法制的进程较为曲折，首先就存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关系的问题，因“华化”与土俗的冲突，高丽王权对宋代法制的移植难以得到贵族精英阶层的支持，不得不启用大量的归化中国士人。与此同时，作为法制输出国的宋王朝又实行严格的图书管制措施，使得高丽对宋代法制的移植缺乏可靠的参照文本，使其对宋制的移植缺乏系统性。     

朝鲜王朝对清观解构分析简

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朝鲜王朝对清观影响着朝鲜的对外政策、文化交流,更影响着清鲜关系的发展变化。从正统意识出发,朝鲜君臣展开讨论意欲否定清朝的正统地位并有尊周思明的种种举动;从民族意识出发,对“夷狄”建立起来的政权充满诋毁与诅咒;从复仇意识出发,朝鲜君臣期待机会策划北伐。     

论宋明儒家的“习心”思想

一直以来,儒家人性论以"性善论"为其主流,因而关于"恶"的论述并非他们的理论重心。但是在宋明儒家的理论中,"恶"的问题却以另外一个概念——"习心"的方式进行着讨论。他们认为,人有"习心",便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之所以出现道德之恶的根本原因。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一观点在宋明儒家理论中的表现,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习心"是如何产生的,即"习心"的生成论问题;二、它是什么,且为什么是恶的,即"习心"的价值论问题;三、它怎么体现在人的行为中,并且又如何在道德实践被清除掉,即"习心"的实现论和否定论问题。     

佛教从隋唐向宋代的发展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处在变化与发展之中,总的趋势就是一个不断走向中国化的过程,其中从唐末至北宋则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它实现了佛教中国化所必然要经过的由世外到世俗、理论到实践、独立到融合、僧侣到居士、上层到民间的一系列根本的转向,并由此奠定了中国佛教以后发展的基础和方向。     

北宋诗歌的变唐历程

北宋诗歌艺术精神与审美特质的形成与确立,虽然原因种种,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也是最本质者,则是因北宋诗人的"宗唐而变唐"所致。所谓"宗唐",就是以唐诗为典范向其学习,而"变唐",则是指借鉴唐诗的创作经验以创作出与其不同的美学风范之诗歌来。北宋诗人的变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为:初期,于模仿中初显精神;中期,执著而热烈的变唐;晚期,宗唐而变唐的高峰。这三个时期的变唐,既成就各具,而又特点各异,在北宋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至清中叶戏价问题初探

明清戏价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明初至明中叶的戏价多保持在每出一二两银子的水平,其中若有赏银也一般是在雇价外再额外赏予一二两银。但从明代后期开始,戏价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是“上班”动辄十几两银的雇价和丰厚的赏银,一方面是普通戏班二三两银的戏价。而在清代,这种巨大的差距就不再明显,戏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几两向十几两银慢慢提高。戏价的变化实际上影响着戏曲的发展,厘清这一问题无疑将对明清时期戏曲的发展状况有更清晰和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