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进程中传统伦理法的历史命运

中国传统伦理法肇始于法律的儒学化,始于汉代完成于唐朝。中国传统伦理法呈现出农业社会典型的二元性法律结构,“国法”与“家法”二元对峙;具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特征。在法律的外部特征和社会地位上,中国传统伦理法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中国传统伦理法不能构成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资源,伦理法必须被超越。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典型的封建性特征,这是因为它产生于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因而被赋予了特殊的封建时代特色。我国古代是中央集权制国家,皇权至上,维护君主权力是法律制定的根本目的,君主的权力高于法律,这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被打上了"人治"的烙印。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的概念、特征、表现形式、成因以及其同法治进行对比,分析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色彩。     

论法律文化传播与中国刑法的发展

法律文化传播是各国了解及借鉴世界先进法律文化的前提,而政治、经济交往、法律移植及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是法律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近百年来,学习、吸收西方法律文化,使中国刑法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人治走向法治.法律文化传播大大缩短了中国刑法的现代化进程,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刑法之间的互相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中国刑法的国际化发展趋势.     

关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及其发展的思考

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历史形成过程 ,概括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式特征及其内在价值取向 ,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当代所面临的挑战及其转型和发展进行了思考。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的演变:以儒法思想的互动为研究路径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以法律与政治的文化互动为表征,体现为制度与思想两方面的历史演变。在制度层面,君权人治居于核心,礼刑合一的法治始终服务于人治。在思想层面,儒家的德治居于核心,儒法合流代表着主流的价值诉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法思想的互动构成了法政文化演变的轨迹,"儒法一体化"是理解其精髓的一条思想主线,其中的"人治""德治""礼治"与"法治"成为理解法政文化的关键词。     

传统政治文化的当代遗存表现论析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当前社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存在广泛影响。传统政治文化养成了深厚的人治传统,造成了现代社会法治意识的缺失,贤人政治、贤者治国理想使当前社会形成普遍的清官期盼意识;官本位与权力至上意识使谋官成为中国人民精神层面的取向之一,政治权力也被用来谋取经济利益;等级思想与人身依附观念使官级成为衡量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的基本尺度,导致了平等、自由、民主等现代公民意识的普遍缺失;家长制与伦常神圣传统使家长式领导和一言堂现象在当前社会广泛存在,行政体系内也形成了浮夸作伪、好大喜功的政治价值取向。     

从专制人治到民主法治：近代中国的宪法成长及其意义

近代中国的宪法成长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主题 :其一是“从专制到民主”,它反映的是法律文化所依托的政治制度架构方面的变革对法制转型的影响 ,以及法制转型过程中法律所表现和确认的政治内容上的变化。其二是“从人治到法治”,它一方面反映的是现代化进程中 ,政治结构中统治方式的变革 ,另一方面 ,反映的是法律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特别是法律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变化。因之 ,从制度上考察近代以来特别是 2 0世纪前 5 0年 ,中国社会从传统专制制度下的人治主义统治方式向现代民主制度下的法治主义统治方式的转变过程是中国法律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值得重视。     

儒家法律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儒家法律思想以"礼治、德治、人治"的主张贯穿于中国法律文化思想的整个过程中,不但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更深刻地体现于法律制度当中。在推进和完善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对儒家法律思想,要认真研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参考和借鉴。     

中国刑法文化的演进与法治国刑法文化之确立

在中国传统刑法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刑法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看到,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一直追求和共同期待。因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的刑法文化,使刑法真正起到平衡利益、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     

儒家伦理治道逻辑的权治观照

如果从行政治理视域来分析,无论德治、人治、还是法治,权力总是治理过程中必然要采纳的形式。在这一普遍形式下,不同历史时期包含不同的治理内容。儒家伦理的治理逻辑建立在"以德配天"的基础上。它以天人相通为起点,以天谴论为中介,以天人感应为沟通,从而赋予君主专制权力以神圣性。在解决了这样一个合理性基础之后,就必然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德治,而德治之关键就在于"保民"、"养民"、"教民"。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历史境遇,德治又不可避免地蜕化为人治。但人治的不稳定性、偶然性与任意性使得它必然为法治所否定。1     

寻求自由与秩序价值的动态平衡——以转轨时期的中国为视角

自由和秩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现代社会依靠法律制度来保障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因此自由与秩序是法律所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然而对自由与秩序的认识和取向在中西方之间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导致了中西方之间整个政治、社会与法律制度的截然不同。中国进入转轨时期,面对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各种制度的冲击,出现了自由与秩序失衡的状态。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明确发展方向,保障人们的自由和维持社会的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余英时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取向

余英时先生是研究中国政治社会思想史的海外著名华裔学者,他通过思想发展变迁的"内在里路"范式,具体阐释了中国政治社会思想史的千年变迁路径。从余先生的"内向超越"文化类型的大前提出发,进而阐释余英时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价值理念的解读,即余先生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取向。通过对余先生的相关论著的研究,从"内向超越的整体文化价值取向"、"肯定个人价值的普遍平等取向"、"重视礼治的人伦秩序取向"、"‘道统’约束‘政统’的限制君权取向"和"‘智识主义’的理性传统取向"五个方面,展示了余先生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价值理念的解读,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余先生的学术研究路向。     

儒家伦理的治道逻辑—一种“权治”视域的考察

如果从行政治理视域来分析，无论德治、人治、还是法治，权力总是治理过程中必然要采纳的形式。在这一普遍形式下，不同历史时期包含不同的治理内容。儒家伦理的治理逻辑建立在 “以德配天” 的基础上。它以天人相通为起点，以天谴论为中介，以天人感应为沟通，从而赋予君主专制权力以神圣性。在解决了这样一个合理性基础之后，就必然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德治，而德治之关键就在于 “保民”、“养民”、“教民”。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历史境遇，德治又不可避免地蜕化为人治。但人治的不稳定性、偶然性与任意性使得它必然为法治所否定。     

中国刑事法律泛化的历史渊源

中国刑法呈现出泛化的特点,站在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一特点与中国古代刑治主义的法律体系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中国数千年的法典,尽管分别冠之以"法"、"律"、"统"的名称,实质上都是刑法典。儒家重"德",而法家重"法",无论"德治"还是"法治",都是公权之治。儒家的"德治"不是要废法,恰恰是以"法"为支撑。     

祖先崇拜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祖先崇拜在中国发展为一种兼具宗教性与伦理性的扩散性宗教,其宗教因素与传统社会的伦理思想、政治理念等紧密相联,形成了系统而丰富的伦理体系,表现为以贵生厚德为价值取向的生命伦理观、强化秩序及认同的家族伦理观、维护制度合理性及宣导德治精神的政治伦理观,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入社会生活、成为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背景下,祖先崇拜伦理观是当代社会伦理及文化的重要资源,并将在补足社会规范伦理、引导调适个体生存、完善海峡两岸关系中彰显其独特价值。     

论法治对人治的批判精神

法治对人治的批判精神主要表现为 :坚持人性本恶 ,反对人性本善 ;注重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反对个人专断 ;坚持法律价值主义 ,反对法律工具主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谐观念的反思

和谐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观念,它具体化为慎刑思想、无讼价值观和情理法特征。小农经济、宗法社会是这种观念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传统法律文化的和谐观念具有合理精神,同时也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法律文化和谐观念应当实现从民本到人本、从一元静止到多元运动、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德治模式下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批判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道德人假设上的一种德治模式,这种德治模式在法律制度的建构中由于理性缺失,主要表现为权力本位和对公民权利的漠视,在法律制度的运行中人情化和工具化现象严重,使法治停留在表面化、口号化层面。     

正当防卫界限判定转向的证成——基于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中国现行正面耦合式的正当防卫界限判定标准强化了防卫人的防卫义务,凸显国家权力本位理念,导致正当防卫制度在定罪实践中适用率较低,根源在于公权力对法秩序价值的过分迷信与推崇,挤压了私人自决的行动空间。自由是法治的价值核心,秩序是法治的价值基础,均应涵摄于社会情势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价值平衡。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正当防卫界限判定标准迫切需要转向。从正面耦合式转向负面清单式,从功利主义转向公正主义。在此基础上基于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实现刑法善治,助益于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     

协商民主及其宪政价值——以支持政治协商制度为视角

协商民主是一种以公民社会为背景,以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等为理论渊源的重要民主形式;它与立宪政治在生存条件、运行范式和精神意蕴等方面具有诸多契合;它在弥补自由民主之缺陷、促进权力秩序之合理化和推动公民文化之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宪政价值。借助于协商民主及其宪政价值之研究,重新审视政治协商制度的宪政地位,对于支持和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