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家的外交选择与我国的对策

文章指出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其在马六甲海峡问题上的外交政策;重点分析了海峡沿岸国家在马六甲海峡问题上对印度态度以及新加坡态度变化的原因;预测了今后海峡沿岸国家在马六甲海峡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取向,并提出了中国在此问题上应采取的对策。     

中苏论战时期中共和平外交思想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在确定外交政策时,以传统革命理念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守则,并兼顾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提倡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准则。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北京与莫斯科在和平外交政策上第一次出现分歧。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苏联对中国的诸多制约,中苏之间关于和平外交政策的分歧越加难以弥合,最终中共打着"和平旗帜"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世界革命道路。     

逆转，1939——抗战相持阶段初期国民党对共摩擦问题再探讨

1939年,在战时国共关系上,准确地说在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上,发生了明显的逆转。从这一年起,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防范和打压意识大大增强,一下子把防共提到了抗战以来空前的高度,蒋介石督率国民党高层、中层,甚至低层,想了很多办法,提了种种方案来应对此事;原西北系政客张允荣密报所谓“共党中央政治局训令”,加重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怀疑,牵动了国共高层;国民党以“特种会报”等手段专门对付中共,使国共关系实质上呈现出一种暗潮汹涌、剑拔弩张的态势。     

试析西安事变中国共两党提出的和平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许多政治派系纷纷对事变的善后及中国的未来走势发表见解,如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南京亲英美派的“和平解决措施”、南京亲日派的“武力讨伐”、李宗仁的“五点主张”、阎锡山的“把蒋介石送至太原”等等,同时,美英日等国也在伺机而动,以图左右中国时局的发展.从整个事变过程看,以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和国民党亲英美派的和平解决措施对事变的结局构成直接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分析国共两党的两种内涵有别的和平主张着手,探析它们对事变的善后解决所起的作用,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实施方法辅助下而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     

共产国际的影响与中国共产党对两广事变的策略

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削灭异已的政策,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公开反蒋,发动了两广事变。这是继福建事变后,国民党内部的又一次大分裂。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事变的态度前后有一定的差别,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否认中共自身依据形势的变化而作出政策的调整是不当的,然而,忽视共产国际此时对中共的影响,更有背于客观历史事实,本文就此问题作一阐述。     

《向导》周报与中共早期国民党左派、右派概念的建构

国民党左派、右派是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形成的重要理论概念,并以此来指导革命实践。《向导》周报在此概念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共合作伊始,中共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共合作的实际,形成了国民党内有左派与右派的基本判断,并逐渐形成完整概念。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分化日趋严重,中共适时提出“新右派”概念,完善理论,并根据形势变化,制定对国民党内“扶持左派”与“斗争右派”的策略方针。中共的国民党左派与右派概念,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对蒋介石的派别划分,是典型的例子。     

中日战争与日德中苏关系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1924年)前后,孙文等国民党领导为了对抗英美日,明确了与苏联、德国合作的姿态(反凡尔赛体系即华盛顿体制).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为与日本对抗,求助于英美及苏联的合作.反过来,日本为对抗英美,与德国联合,对苏联保持中立,与中国一边进行战争,一边摸索和平的道路.本文从日德中苏关系的框架来考察这段时期内国际政治的联合关系的复杂推移.     

试论抗战后期的国民党战场

抗战后期的国民党战场在牵制、打击日军 ,并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支援、配合了国内敌后战场及英美盟军作战 ,在太平洋战争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 ,由于抗战后期国民党内外政策中依赖英美、保存实力和积极反共等因素的存在 ,以及国民党军队领导指挥系统、作战技术方面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和失误 ,从而导致了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上的空前溃败 ,使中国遭受了巨大损失 ,也埋下了国民党在大陆必然失败的种子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共产党和地方实力派

“九·一八”事变后(1931——1934),随着国内局势的急剧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也开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许多爱国的国民党将领在奋起抗日的同时,为了抵制蒋介石的消灭异己的政策,开始主动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考察和研究“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对地方实力派认识及其策略的演变过程,不仅有助于深入探讨抗日民     

对《观察》周刊的再观察——兼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变化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崩溃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仅四年,拥有强大军事与经济实力、具有20余年统治经验,并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国民党政权,却被无论从军事、经济或是外交上看都明显处于劣势的中共逐出大陆。这一事实颇耐人寻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对反映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思想与情绪的全国性刊物——《观察》的再观察人手,通过对其命运及其前后态度变化的分析,仅从这样一个侧面对中间知识分子的离心倾向与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的关系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观察》周刊     

抗战时期国共在山东的合作与相争

抗战时期国共在山东敌后并存,二者间的相处既与国共整体关系息息相关,又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合作贯穿始终,摩擦时轻时重。初期总体关系融洽,合作区域遍及山东全境;1939至1941年摩擦频发冲突升级;皖南事变后中共与东北军统战关系出现波折;1942年后摩擦相对缓和。中共对国民党态度相应发生变化,由初期的"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及摩擦时的委曲求全转而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适度自卫反击,经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统一战线大局;山东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共始终分而待之,充分利用其间矛盾,争取到发展空间。1943年夏于学忠出鲁、李仙洲入鲁失败后,山东国共力量对比显著逆转。中共在山东军政力量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蓬勃发展与国民党势力由盛而衰的退变形成鲜明对比。其原因涉及多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国共不同的抗战理念和抗战模式使然。     

英美在华报刊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与描摹(1921—1938)——以《北华捷报》《密勒氏评论报》为中心

1921年至1938年《新华日报》面世前,在未与中国共产党自我主张深入认识的情况下,在华英文报刊《北华捷报》《密勒氏评论报》依据各自立场构建中共形象,描摹共产党行为。大革命期间,两报迷惑于“布尔什维克”所指,混淆国共两党。大革命失败后,扎根农村的红军成为外报重点关注对象,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被描述成“罗宾汉”式的神秘救世主。抗战爆发后,外报又逐渐呈现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有序、敢于担当的政党如何崛起。尽管英美在华报刊以他者视角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成长的部分事实,但归根结底主张的是西方的理念与价值观。相关报道也曾受到国民党宣传干预,因此应对其中所含评价与材料持有审慎的态度。     

中共对1943年新约的态度变化及原因探析

1943年1月中英、中美间签订平等新约,中共方面对这一事件做出积极响应。随着时局的变动,中共对新约的看法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经过历史的验证,中共深刻认识到英美并不甘心完全放弃在华特权;另一方面,因为美国极力攫取在华特权,使中共希望新约赋予中国人民的权利在抗战胜利之时得以实现的愿望落空。分析和研究中共对新约的看法及其以后的变化,是我们认识建国前中美关系发生转变的线索之一。     

皖南事变前后的中共与美国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战斗中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引起国民党的恐慌。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此时,美国正有意成为反法西斯国家的兵工厂,对中国事务倾向于观望立场,但希望中国统一力量对抗日本。蒋介石将皖南事变解释为军纪问题、内部问题,美国虽有犹疑却也基本接受,并未改变支持国民党当局的态度。美国没有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实质,没有看到中共的上升趋势,而是认为国民党会是赢家,并判断国共冲突可以被控制,美国在远东的被动自此便已开始。中共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抗战大局下灵活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争取有助于抗战的力量。皖南事变发生之时,中共对时局转变作出准确分析,赢得美国舆论的同情,并打开了中共与美国高层联络的渠道,在走向历史舞台中央之初就占得了主动的先机。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与苏联

作者从前苏联档案资料入手，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与苏联学者观点不同的是在肯定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曾给中共以支持的同时，又指出了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所持的冷漠、怀疑态度。其既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令中共与国民党和谈，阻止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又表现在屡次推迟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行期，使毛泽东在建国前访苏要求未能成为现实。文章还对苏联对中共所持的这种态度的原因做了深入分析，并进而指出在１９４９年后中共与苏联的实际接触中，既得到苏联很大支持，又有差异和分歧，这恰恰成为日后两党乃至两国之间矛盾和争论的滥觞之一     

西安事变前后苏联对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

西安事变不仅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对华政策的转折点。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对日本侵华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同时,主动缓和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但在中国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中,倾向于支持中国共产党。1935下半年以后,由于对中国国内政局的进一步认识及苏联自身所处国际环境的变化,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发生微妙变化。及至西安事变发生,苏联对华政策急转,公开支持国民党,对中共施加压力,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苏联对华政策重心转到国民党政府方面,力促在中国形成以国民党为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统制经济的态度嬗变

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为积聚人力、物力、财力以应对战争之需,不断强化对经济的渗透与管制,逐渐形成以统制经济为特征的战时经济。中共对战时统制经济的态度是支持中有批评、反对中有赞同。在抗战初期,中共主张大力发展国防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随着统制经济力度的加强,国家资本逐渐膨胀,私人资本发展空间日渐萎缩,中共呼吁节制国家资本,发展私人资本;到抗战后期,尤其是豫湘桂战役后,中共呼吁取消统制经济,争取政治民主。中共对统制经济的态度既受其作为工农利益代表的政党底色、国共关系演变的影响,也与统制经济实行过程中的流弊等诸多因素有关。中共有关统制经济的的考察,丰富了对抗战时期统制经济理论的观察维度,也为中共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治理水平提供了历史借鉴。     

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对新中国的"矛盾"外交政策探析

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加入了美英主导的针对新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在涉及新中国国家主权、国家核心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巴基斯坦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呈现出矛盾性的特征.究其原因是由于巴基斯坦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其在外交战略、外交政策上追随美国的大方针决定的.巴基斯坦的这种"矛盾"的外交政策对中巴友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周小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时期的作用

华北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直接威胁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逐渐变化.在国际上,除依靠英美等国外,还意图利用苏联牵制日本,派代表去苏联商量建立对日军事同盟问题,同时企图通过苏联的影响力,以达到“溶共”的目的.     

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的确立及其评析

党内合作,对于国共两党都不是无条件的。孙中山之所以坚持党内合作是惟一的合作形式,前提就是共产党必须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这一形式,其原因不仅在于共产国际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更重要的是在三大前后从理论上也认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此前提下,中共提出国民党必须是各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中共在国民党中必须具有独立性作为党内合作的两个条件。然而,这两个条件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认可。在苏俄、共产国际的作用下,两党的党内合作是在分歧并不明显的情况下确立的,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不稳定性、暂时性的特点。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党内合作形式不能简单否定。同时,考虑到中共实现其独立性的困难程度,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不应该绝对化。随着上述合作条件的相继变化,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评价也不能贯通整个国民革命时期,而只能限于两党合作伊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