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哲学视阈中的法律正义观

法律正义是法律制度设计、执行应该遵循的核心伦理价值观念,法律正义观是人们关于法律制度正义的总体认识。马克思从劳动哲学出发,在批判西方传统法律正义观特别是资产阶级法律正义观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正义观。马克思认为,法律正义建构在物质生产劳动基础上,超越社会物质生产发展阶段的抽象的法律正义在现实社会中不能真正实现,法律正义是抽象与具体的对立统一;资产阶级法律正义的本质是论证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合法性,社会主义法律正义的本质就是维护劳动权益最大化的合法性;维护以按劳分配为核心的社会物质利益分配方式是社会主义法律正义的基础。     

论公共理性精神

公共理性是有限理性、渐进理性,作为导向制度正义与政策正义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其核心功能在于塑成权力的合法性与利益的协调性。它表达的是公正理念,倡导的是社会合作,追求的是协商民主,运行的是共赢思维,发展的是公共治理的逻辑。作为公共领域的核心精神,公共理性精神是和谐公共空间成长与良善公共生活营造所必需的一系列精神观念、文化要素与心理习惯。践行公共理性精神,就意味着在公共管理中充分彰显公共价值、以公共的视野和思维逻辑进行治理,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达致公共生活的民主化与效能化。     

社会转型、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关于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协商性民主理论,强调通过程序主义对话伦理赋予公共政策或立法以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协商性民主在政治参与、法律监督、政治博弈、程序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政府干预的宪法渊源考察——一项基于宪法文本的宪政分析

在文本学意义上,通过法律授予政府公共权力可能与法律的稳定性要求相矛盾。尤其在宪政条件下,公共权力的设定和运行应当具有充分的宪法渊源,或者起码不能与宪法构建的社会秩序相冲突。作为一项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公共权力,一方面,政府干预必须具有理论上的自恰性,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新宪法,或者修改和解释现行宪法,使政府干预在实践上具有充分的宪法渊源,从而保证政府干预在宪法上的合法性、正当性。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思想研究

罗尔斯在后期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公共理性这一根本性的概念。通过对现代民主社会基本状况的分析,罗尔斯认为,从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传统出发可建构出一种政治正义观念,而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公共理性能够成为政治正当性证明的公共基础。因此,通过考察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罗尔斯公共理性思想的基本特征。     

我的法律哲学

法律哲学是围绕着某些一再发生的问题而演进的,其中以正义对法的关系最为重要。正义的法律是存在的,在其中具有团体意识的公民们的意志和谅解,超越利益冲突,造成了更高的“综合”。正义确是客观现实,它是超个人的,非主观的,但同时正义必须被理解为变化不定的现实。权威对每一种法律和社会秩序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秩序不能单建立在权力上。法的权威是以它的合理性——即它的正义性——为基础,宪法、法规或决定底正统性是以它的正当性为基础,它的合法性是以它与实证法符合一致为基础。用刑法来强制对宪法的忠诚是以秩序和正义两种价值的同一为基础的。每一法律制度企求实现的秩序不应当被放在与正义时立的地位,好象它是一种敌对价值,更不用说放在正义之上。正义和秩序是相互依赖的。除了联合起来之外,它们不可能在法律团体中得到实现。建立世界宪政秩序继续在被提倡着。这种世界宪法将把建立在一切国家参予决定的基础上的最重要的一般法律准则,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宪法中固定下来。只有在这种世界宪法范围内,才有可能把许多愿意参加这种秩序的国家底各种不同的法和正义的概念,在缓慢而稳定的发展中结合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价值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价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及其体系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支撑,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及其实践活动提供着伦理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理性论证,而且对于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具有精神引导、观念变革和制度创新的积极意义,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和强大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价值体系中,秩序、自由、平等、人权、和谐、正义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这些价值要素一方面表征和反映了人类法律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共识即普世价值内涵,另一方面也袁征和反映了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与中国现实的具体国情的因素.它们不仅包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及其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及其体系中的具体体现.     

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五四宪法对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证成

从古典社会契约论到罗尔斯,合法性理论转向了对程序正义的探讨,而哈贝马斯在扬弃了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建构起通过交谈、对话和协商达成共识的程序正义。我们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为五四宪法对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证成提供了论证思路。     

政治正义:公共秩序的价值之维

政治正义事关公共权力的占有、行使和政治秩序是否正当的问题。政治正义通过确保公民的平等与自由、催生公共理性、成为重叠共识,为公共秩序奠定公正性基础、合法性基础和道义基础,因而成为公共秩序的价值之维。当前,我国应当从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两方面着手,来实现政治正义、维护公共秩序。      

绩效比较:政治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政制绩效的比较结果与其合法性密切相关,在比较中优势更多就意味着合法性更强.这种比较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于对程序正义的观察逐渐模糊,人们更多地会从结果正义的角度进行评价.政制绩效比较往往会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展开,其评判要素则包括了性质上的对日常事务和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以及层级上的对高层和基层的绩效水平的考察.另外,为更贴近现实,舆论宣传导向和公共教育的影响必须纳入考量.     

论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

法的正当性问题是法学和实践哲学思想史中历久不衰的理论难题,当代学者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针对该问题的探讨则另辟蹊径。通过"商谈规则"、"理想商谈情景"、"论辩原则"等理论设计,哈贝马斯试图以一种程序主义的途径对法正当性与道德的古典联系进行保护。在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该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开放民主、超越独断论误区、逻辑自洽、坚守实践理性的规范内核等方面。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存在的问题在于:作为核心设计的"论辩原则"难以充分发挥哈贝马斯试图赋予它的功能。因此,有必要回归康德实践哲学中有关"定言律令"的学说,以便使商谈程序获得更有效的理性预设。     

从“沉默权”看公权力在宪法上的“举证责任”

从＂沉默权＂的制度作用可以追踪到现代国家之中公权力所必须承担的宪法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以宪法内容的权力—权利两分法角度观察,该种举证责任在既定的宪法秩序之中产生,分为权力分配与设立中的＂肯定式举证＂和公民权利限制中的＂否定式举证＂。在当代国家,这两种举证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通过立法（广义法律）进行,其结论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既定的立法程序。进而,公权力在宪法上的举证责任,于宪政秩序的建设中也就承担着合法性之证明的作用。     

法律理性化悖论的现代性批判——一个正当性论证的视角

作为面向现代性的韦伯法律理性化的理论所包含的悖论,乃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律背反,以形式理性化为特征的法律现代性体现了现代法律正当性论证的一元现代性学术诉求.尽管形式理性化的法律现代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价值,但是要破除法律理性化中的悖论就必须引入多元现代性论证的视角,立足于不同文化中的理性结构,为多元现代性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建构提供可能.     

一个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合法性分析——以2003年美伊战争为例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对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遵守包含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两种动力,这使得国家对国际制度与国际法的支持具有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两方面的含义。国家对工具合法性的追求比较简单明了,但是对价值合法性的遵守层次较高,其观察和分析也较为隐晦。然而,价值合法性是国际制度与国际法的本质所在,也是达成国家权力合法性形象的重要途径,对其无视甚至践踏会引起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不满。本文的目的就是利用国际法意识形态理论和国际制度理论,分析2003年对伊战争后美国权力合法性和国际声誉的丧失问题。本文认为其本质原因是美国追求和使用国际制度中的工具合法性,而忽视和违背价值合法性的结果。     

哈贝马斯的法律合法性问题初探

"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属于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中的子问题.合法性追问是一种典型的价值追问.在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中,法律的合法性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是对商谈理论进行必要性论证的前提,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服从法律这一根本性问题.     

目的与手段:公共管理中的双重正当性分析

根据＂脏手＂与国家理性学说,公共管理活动对正当目的的诉求常常意味着要采用不正当的手段。但对目的正当性的片面追求无法避免目的本身被扭曲,从而使得公共管理失去目的与手段的双重正当性,它还可能导致公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争抢同一道德制高点的伦理困境。现代公共管理必须追求目的与手段的双重正当性,其理论基础是一种立宪的国家理性,而其实践选择则是行政法治。     

宪法学思考中的事实与价值——有关宪法学的一个哲学话题

宪法规范同任何法规范一样,不免纠缠于实存(事实)与当为(价值)的关系之中,此一关系也构成了宪法学的一个尤为重要的哲学基础问题。在注定存在价值导向的思考中,宪法学必须面对价值从何而来、价值判断何以正当的追问。一般而言,实证宪法规范的正当性可以追溯至某种根本规范,这种根本规范的变动自然会导致宪法规范的变动。问题在于这种根本规范本身的正当性又源于何处,对此,程序性商谈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通过商谈程序在价值与事实之间构建一种内在自足的回路,可解决对规范正当性追问的无限递归难题。然而如果就中国当下的宪法与宪法学而言,此论所预设的前提可能仍不具备。而在学科的方法论意义上坚持价值与事实的二分,仍将构成当下宪法学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基础问题。     

大陆法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综述

大陆法系是世界上最大的法系,是中国近代中华法系解体后所选择的法律近代化之路。至今,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宪法到部门法、从形式到内容、从原则到法条都明显受大陆法系影响。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二十二届年会在沈阳隆重举行,大会以”大陆法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为主题,展开了广泛学术交流和研讨。     

论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一个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分析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对国际制度和规范遵守包含两个内在动力：理性选择动力和社会建构动力。因此，国际制度中的合法性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一般而言，国家对合法性的第一层面的追求比较明显，但是对价值合法性的追求则比较隐晦和困难。然而，第二层含义是权力合法性的本质所在，对其无视甚至践踏会引起其他行为体的不满。文章的目的就是利用国际领域中的合法性和国际制度理论，分析2003年对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合法性和国际声誉的丧失问题。其本质原因是美国追求和使用国际制度中的工具合法性，而忽视或者违背其价值合法性。     

宪法财产权主体论

宪法上的财产权是社会中自治的人所享有的人权,并非法律上一切人格体瓜分和控制经济价值的形式.不应概括地把承载公共使命的法律人格视为宪法上的财产权主体.政府享有作为公共权力的财政收支权,而不是作为人权的财产权.意志相对独立的国有企事业可以被界定为宪法上的财产权主体,但只应在一定范围内追求和享有财富.把握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是科学理解宪法上的财产权的基础,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改革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