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与回响：论徐居正的《赤壁赋》题诗

徐居正一生创作了与《赤壁赋》相关的诗文作品多达百余篇。这些作品大多呈现出“抚今怀古之追思”“道仙佛禅之认同”“徜徉山水之风流”等共同主题。《赤壁赋》的东传引发了朝鲜古代文人遍学苏诗、吟咏赤壁的文学效应。其宁静隽永、淡泊超然的艺术风格契合了朝鲜朝文人以“深远闲淡”作为诗文品评的标准。《赤壁赋》在朝鲜所引发的文学效应和美学效应是“自我”与“他者”对话交流的产物,朝鲜古代文人创作的一系列《赤壁赋》题诗则是文本生产性活动的回响。     

《西厢记》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

16世纪初年,朝鲜文人(李朝时期)已经知道著名元杂剧《西厢记》。到了18世纪,文人们对《西厢记》故事已非常熟悉。韩国收藏的《西厢记》的汉文本和韩文本很多。朝鲜文人对《西厢记》的评价褒贬不一,贬之者视如灾书,褒之者奉为奇书。不少文人对《西厢记》作了深入的研究。除了派往中国的使臣和历代少数留学生及书商,大多数朝鲜文人没有机会观看中国的戏曲演出,所以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多数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因此对中国戏曲的理解难免会有错误。他们始终将《西厢记》当作案头文学来阅读。《西厢记》曾对朝鲜的文体文风产生过影响,一些文人还模仿它写了一些作品如汉文演本《东厢记》、汉文小说《春香传》等。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具体方式包括肯定钱氏文才、次韵作品、引用观点及编撰年谱等.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主要原因在于钱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对朝鲜古代作品的重视、为朝鲜朝文坛批判拟古派提供了依据以及钱谦益本身作为东林党人和性理学家的特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促进了朝鲜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朝鲜朝文人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

王粲诗赋光耀千古,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中国赋文,也影响了朝鲜朝文人,朝鲜朝中期文人李安讷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安讷以王粲作品为载体,引"王粲赋"、"登楼赋"典故和化用王粲赋句入诗,撰写仿作《次王粲登楼赋》,成为朝鲜朝"和粲赋"中一面重要的旗帜,推动了王粲赋在朝鲜朝的传播.故探讨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对中朝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论韩国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

韩国朝鲜朝文人注解《洪范》,重大法之施行与演绎,显示出了别样的解经特色.他们利用箕子之道来捍卫儒学道统、彰显义理精神,又通过《洪范》经文来阐明理、气、心、性之关系.如此这般,都只为政教而服务,是《洪范》学应用于世的表现.①除此,朝鲜朝学者还将《洪范》九畴分门别类加以细化,用阴阳演范,以象数说经,使《洪范》大法流于旁门小道,非解经之正轨也.可见,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有创获之举,亦有偏失之处.     

《归去来兮辞》在朝鲜朝国语文学中的接受与影响

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不仅引发了其后众多文人的强烈共鸣,而且它作为一种"召唤结构",满足了朝鲜朝时期诸多文人的期待,成为朝鲜朝文人言说自我的一种象征语言.朝鲜朝文人通过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词语、诗句及意境的引用,在时调和歌辞中充分表达了自我的内心诉求,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朝鲜朝时调和歌辞的创作.     

郑蕴汉诗中的中国典故研究

郑蕴是朝鲜朝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人和学者,他生平积极参政,同时创作了604首汉诗.郑蕴诗作中引用朝鲜朝典故少之又少,反而广泛引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义士、有谪迁经历的臣子、品格高洁的隐士及重情重义的事典,以及《诗经》《论语》《孟子》《楚辞》等先贤的著作,杜甫、文天祥等诗人作品中的语典,这体现了郑蕴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下的文学审美趣旨,更表现了中国与朝鲜半岛自古以来深刻的文学、文化交流关系.     

欧阳修与朝鲜朝正祖"文体反正"运动——以正祖与馆阁文人的接受情况为主

朝鲜朝正祖主张文章应做到"意顺"和"辞达",并试图掀起"文体反正"的文学运动以巩固其统治体制,同时还渴望朝鲜朝能够出现欧阳修似的人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公辙、洪奭周、金迈淳等馆阁文人大力提倡和推崇欧阳修的文章.朝鲜朝正祖时期的馆阁文人认为,欧阳修的文章是具有纠正世道功能的、最纯正文体的"治世之文",他们以欧阳修的文章为标准,主张文章应该突显风骨和风韵,而其关键则在于文章应修身养性以近于"道",使"道"的内容和内心的形象统一,进而达到"文道合一"的境界.     

论《醉翁亭记》的创作渊源

欧阳修创作于庆历年阃的《醉翁亭记》。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一篇典范作品,当时就已经引起了人们欣赏和研究的热情。在宋元文人看来,《醉翁亭记》吸收了古代经典作品的创作经验,也受到中唐韩愈散文创作的影响,这两方面的认同也为《醉翁亭记》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自宋初到欧阳修的时代,散文作家们逐渐语助词在文章中的审美作用,他们的散文创作实践产生《醉翁亭记》的现实文学土壤。正是在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欧阳修创作了这篇千古美文,并借此将北宋散文革新运动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朝鲜古代诗家对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研究

讽喻诗是白居易现实主义诗风的代表,也是其成就最高、流传最广的诗歌类型.古代朝鲜文人对白居易讽喻诗多有学习,主要体现为高丽朝和朝鲜朝文人的接受,而朝鲜朝时期文人对于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较之高丽朝诗人群体明显得到了加强,包括诗歌数量增多,批判意识及情感更加强烈,讽刺范围更为深广.这种变化是由于高丽朝、朝鲜朝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人的自觉意识导致的.     

再论《桃花扇》中杨龙友人物形象

《桃花扇》中杨龙友亦正亦邪、左右逢源,人物形象不同以往。在他的身上,不但承载了戏剧文学作品的价值使命——穿针引线,推动情节发展,更是再现了明清之际的文人士子迷恋风月、辗转宦海的生活状态,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文人士子矛盾迷惘的生存精神状态。     

明朝法典《大明律》在朝鲜封建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部重要法典,高丽王朝末年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朝建立后,正式接受《大明律》为朝鲜朝的刑法,并根据国情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如修订、翻译出版《大明律》执法指导书籍《大明律直解》,还通过与朝鲜朝固有法的比较以及实施过程补充和调整《大明律》的内容,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朝鲜朝法,该法使用了500多年,对朝鲜朝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韩国古代文人眼中的中国——以《朝天记》、《朝京日录》、《入沈记》为中心

许葑的《朝天记》、金堉的《朝京日录》和李田秀、李晚秀的《入沈记》分别是16世纪、17世纪、18世纪韩国文人的访华记录。比较这三部作品,可以发现文中的中国社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究其原因,是各个时期中国社会现实和韩国文人看待中国的视角发生了变化。     

朝鲜金泽荣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与接受

朝鲜文人金泽荣对司马迁与《史记》非常推崇,不仅从史学、文学等角度高度评价《史记》,在评价他人时,更是以司马迁与《史记》为准的,论述他人文学渊源时常常追溯到司马迁与《史记》。在编撰《韩史綮》、《校正三国史记》、《韩国历代小史》等朝鲜历史著作时,金泽荣积极向《史记》学习,践行司马迁的史学观,秉承"实录"精神进行撰写。     

18世纪朝日对话中的中国文化元素考究——以《东渡笔谈》为中心

朝鲜朝通信使是维护古代朝日两国友好关系、促进文化交流的使者.两国文人在古代结下的友谊,对当下朝(韩)日关系的走向亦有着积极影响.《东渡笔谈》是朝鲜朝通信使停留曰本江户期间,由日僧因静记录的笔谈内容及酬唱诗文,具有较强的现场"诗会"性质,既生动地揭示了两国间的交往历史,还可从新的角度探究朝日思想文化渊源.然而,纵观朝日文人在使用第三方语言,即汉语开展笔谈所记录的《东渡笔谈》则不难发现,双方的交流处处体现着中国文化元素,不仅为两国文人开展文学交流注入了活力、深化了内涵,也呈现了中国文化元素在东亚文化圈中的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的变异─—从《世说新语》到《儒林外史》

本文以《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文人群体人格和《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清代文人群体人格为考察对象，以文人与封建政权的依存与对立关系为视点，论析了我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自魏晋到清代的变异。─—魏晋文人由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相对独立，所以在人格上不为封建政权控制和左右，表现出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较强的个性色彩。而从唐代以后，封建政权通过科举制度牢牢地掌握控制了文人士子的进身之路，因而使文人的群体人格意识遭到扭曲和压抑。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制艺更是把文人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压挤到最低限度，使他们为了科学应试而扭曲灵魂，造成在人格上的极度失落。科学考试成了异化文人灵魂的工具。《世说新语》和《儒林外史》正是中国古代两种对立的文人群体人格的形象演示。     

《洪武正韵》在朝鲜朝汉语官话“正音”教学中的地位及影响

朝鲜朝(1392—1910)引进和翻译中国韵书,积极推行以《洪武正韵》为汉语官话“正音”标准的中文教育。朝鲜朝从官方层面将《洪武正韵》列入蒙童学习书目及科举考试科目,翻译《洪武正韵》,刊行《洪武正韵译训》,构建汉语官话“正音”韵书编撰的标准范式。《洪武正韵》曾对朝鲜半岛的汉语官话“正音”教学产生过深刻影响,推动了朝鲜本土化汉语“正音”韵书的刊行,是汉语国际教育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朝鲜词文学发展论略

受中国的影响,朝鲜古代也有词文学创作.根据史料记载,最晚在高丽文宗二十七年之前,词文学已经传入了朝鲜.词文学最初在宫廷之间流行,后来一些文人开始创作,历高丽、朝鲜朝两朝,流传下来的作品有1400首左右,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出了不同的风貌和发展态势.其中不乏优秀的词人和词作,大多作品都反映了朝鲜古代词人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反映了中朝的文学、文化交流,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中国传奇小说东传与朝鲜传奇体的确立

朝鲜士子在接受中国传奇小说文本过程中,经历阅读、模仿创作及传奇文体认知三个过程,传奇体小说逐渐发展为朝鲜汉文小说的主要文体之一。朝鲜传奇体小说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其代表作《金鳌新话》被韩国学者赞誉为"打破了朝鲜操觚界的天荒"。传奇体小说在异域的突出发展,不仅还原了汉文传奇小说在朝鲜半岛的发展进程,也真实地体现了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的历史渊源。     

韩国的鲁迅研究状况

近来韩国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越来越关心,并且研究者也越来越多。许多中国文学研究者认为如果不了解鲁迅就不能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所以开始注重对鲁迅和他的作品及文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 一、朝鲜朝对鲁迅作品的介绍情况 1910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强占朝鲜之后,中国就成为朝鲜独立运动的根据地。那时在中国活动的朝鲜独立运动的爱国志士、文学青年开始向朝鲜介绍鲁迅和他的作品。根据《鲁迅日记》记载,曾经跟鲁迅交往的朝鲜人士有李又观、金九经、柳树人等”。大约1925年以后,鲁迅受到了朝鲜朝的许多作家和文学青年的敬仰和爱戴,而且当时的鲁迅作品的朝文译本也已被一般读者所接受。 鲁迅作品中最先被译过来的是他的白话处女作《狂人日记》,译者为刘树人,1926年刊登在《东光》杂志上。《故乡》由李陆史在1936年翻译,刊登在《朝光》杂志上。以后又收入他的诗集《青葡萄》中。《阿Q正传》、《伤逝》、《头发的故事》等也先后被翻译介绍到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