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女真教育制度

金代女真教育在汉化与加强民族自立意识思想指导下,在远承唐,近袭辽、宋的发展中,形成与汉族教育制度并行的女真教育制度。该制度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制度、私学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内容。女真教育制度的建立,起到开创民族教育之先河的作用。对元、清等朝民族教育制度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辽朝御帐官考

本文旨在考证《辽史·百官志》所载北面御帐官。认为所谓侍卫司、宿卫司、禁卫局都是辽朝御帐宿卫机构的代称，其下所列职官皆附会《辽史》纪、传而来。南、北护卫府即左、右护卫司，近侍局即著帐户司诸承应小底局的统称，而左右祗候郎君班详稳司也应列入御帐官。辽朝御帐官体现了游牧民族的特点，又吸收了中原王朝宫禁建置的原则。     

书坊

《民族地区传统生态文化教育与生态文明建设》作者:詹全友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10该书以民族地区的四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作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分析了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物质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生态观念文化及与之对应的民族地区生态文明物质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生态文明观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与经验,并针对相关问题提供了相应的对策。该书为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保护传承与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双赢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借鉴。     

鸦片专卖税收承包制下的爪哇民族关系

本文分析了鸦片专卖税收承包制度下爪哇的民族关系.作者认为,并不能将鸦片专卖税收承包制理解为华人剥削爪哇人民的工具,该制度反映了当时爪哇社会复杂的民族关系,并使之进一步复杂化:一方面,它是荷兰人、爪哇王公贵族、华人鸦片承包者等各民族精英利益整合的结果;另一方面,它的实行使荷兰人与爪哇人、荷兰人与华人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该制度被废除.     

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札记之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项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优越性的基本政治制度。它把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自治紧密结合起来,具有强大的政治生命力。在当前新形势下,必须要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政治优势,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不断使之趋于完善。     

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十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基本政策,也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本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和基本形式、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过程,论述了新中国建立50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过程.     

民族治理与国家建构的中国道路——评常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变迁》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变迁》一书,对中国这个民族治理与国家建构的过程做了系统而严谨的梳理、概括和分析,从清末立宪切入开民族国家建构之始,到五族共和为民族国家建构思想的彰显,再到以"中华民族"为立宪话语,最后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本制度的路线图,铺就了一条民族治理与国家建构的中国道路。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基本经验研究

民族工作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民族工作领域的具体化,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工作根本制度、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制度的总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民族平等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坚实基础:认清基本国情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依据,把握新定位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关键,维护民族平等是做好新时代...     

北魏四夷馆论考

北魏迁都洛阳后,在洛水之南,铜驼街御道两旁设置了四夷馆及四夷里。其设置的具体时间,推断在宣武帝景明二年（５０１）。四夷馆及四夷里内主要居住有归魏的南朝人士、边夷侍子和朝贡使节、入朝的周边民族首领及大多以朝贡使节名义进入洛阳的商胡贩客。四夷馆及四夷里的设置体现了北魏民族政策的开放性,一方面为各民族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因族别、国别之不同而分别设立馆、里的制度对后世的客馆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于我国民族法与民族法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民族法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民族法系泛指多民族国家调整其国内民族关系的法律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的总称.狭义民族法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或认可的,调整其国内民族关系,规范人们在这种关系中的行为,确定民族关系中各种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并主要由国家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在民族法学语境中的民族法是广义民族法概念.民族法学的学科价值体现在理论功能、文化功能和应用功能上,其中,应用功能是其首要的功能.     

论唐代东北和西南民族的内迁

在唐代从西北、东北和西南等地有大量的民族内迁,这些民族的内迁有其各自的原因和特点。本文分析和论述了唐代东北和西南民族内迁的情况、原因及其特点,这些民族的内迁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唐政府和东北、西南地区民族的关系以及唐代在不同时期的民族政策。     

从北朝法制建设看中国古代民族间法文化的交流

北朝是以鲜卑民族为主的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其法制建设在中国法制史上承前启后,尤其对封建法制之经典——《唐律》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民族的儒家文明被鲜卑族吸收后成为北朝立法的指导思想,少数民族务实求变的风格又赋予汉民族法制建设积极拓展的动力。从北朝到唐朝的历史经验证明,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各民族法文化的交流融汇共同造就了中华法系文明。     

唐宋时期金齿诸蛮及扑子蛮、望蛮、三濮的变迁与发展

唐宋时期是金齿诸蛮、扑子蛮、望蛮、三濮的重要发展阶段。有唐一代,金齿诸蛮各民族与扑子蛮、望蛮、三濮分别从汉晋时期的鸠僚、闽濮中渐次分化发展出来而见于史载。学界对其族属源流尚有不同观点且对其变迁与发展研究不够。从民族历史发展的脉络而言,金齿诸蛮主要经历了"同源-异流-同源"的发展历程,是今天傣族的先民;扑子蛮、望蛮、三濮则主要经过了"同源-异流-异流"的发展历程,是今天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其变迁与发展不仅仅是民族名称的变化,更是其经济、文化、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反映,揭示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生动进程。金齿诸蛮、扑子蛮、望蛮、三濮居地相连、关系密切,由于其分布的特殊地理区位而成为唐宋时期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国大理国的西南门户,并为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南诏国大理国的局部统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从唐与吐谷浑的关系看唐对吐谷浑的民族政策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奠定 ,唐朝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唐朝在继承前期的基础上又进行整合和总结 ,形成了“胡汉交融 ,思想开放 ,兼收并蓄 ,取精用宏”的文化开放心态。这可从唐对吐谷浑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可窥其一斑     

试论唐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的羁縻府州制度

文章认为,唐代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开拓与经略过程中,因袭历史上传统的"因俗而治"的方法并加以发扬光大,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羁縻府州制度,并把之成功地推行于边疆地区.大唐帝国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繁盛和周边民族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增强,与羁縻府州制度在周边民族地区的推行是密不可分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理论、应用及反思

在民族本质属性问题上历来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二元对立,由此对民族理论和民族实践带来诸多困扰。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概念体系对此具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并有望为现实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本文从民族构建的基本纽带入手,对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概念体系的理论形成、应用领域和局限反思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究。     

新疆民俗文化的发展、演变及其性别意识符号的表达

如同历史一样,新疆各民族的民俗文化也经历着时间的洗礼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变化、发展着,秦汉,魏晋隋唐,元明清时期的新疆民俗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和特点,在这些变化中,民俗事项本身体现出了鲜明的性别意识,在物质民俗与精神民俗中,男性与女性的表现是不同的。     

抗击疫情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高治理能力的需要,也是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保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个重大事件中体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发挥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具有内在一致性。基于"国家-民族"理论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从单向式到双向式。即不但有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力量,也有自下而上的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支持力量;既有纵向维度的国家与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双向互动,也有横向维度的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双向互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践参考,即国家治理要推动形成集中统一的更具灵活性的纵向协调机制和横向协调机制。     

政治多元化与港澳台族群的和平跨居--全球化背景下的华南经济圈研究之三

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族群的政治认同因此具有层次性。香港、澳门回归前后,当地族群的国家认同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他们国籍选择上,国籍选定成为港澳居民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要标志。尽管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族属认同的边界有所相同,但在国家整体利益高于族群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三者的关系又比较紧密。在香港、澳门《基本法》及“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原则下,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趋于合一。海峡两岸目前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在国家的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前提下,两岸的政治对话应该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国家认同”。在“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框架内,台湾族群可以与港澳地区在相似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也可以与大陆人民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港澳台三地之间的族群“和平跨居”,“跨越”的是“国家认同”(中国)下的不同行政地域边界;港澳台与大陆之间的“和平跨居”,“跨越”的是不同的行政地域边界和社会制度边界;而港澳台地区国内族群与国外族群的“和平跨居”,“跨越”的则是不同的国家疆界。港澳台地区的族群的“和平跨居”,将在全球经济交往和族群关系互动中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