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瑕疵证据的法律效力

瑕疵证据内涵主要应限定为“非法获得的证据” ,表面上表现为司法权力的不正当利用 ,根本的原因却是由于国家司法调查权和公民私权的冲突。这一点英国、美国 ,甚至联合国在公开的文件中均对其非法采用性有明确一致的认识。但具体到我国 ,却出现几种失之偏颇的认识 ,应予以澄清     

刑事诉讼瑕疵证据的合法性转化

证明资源的有效性和刑事侦查的时限性,决定了对瑕疵证据进行合法性转化的必要性。但是为防止瑕疵证据合法性转化的随意性,造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被消解的危险。在对瑕疵证据进行补正转化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明确瑕疵证据的补救标准及其概念内涵,其次应当对瑕疵证据的补救程序、补救范围、补救措施的运用及相关法律后果等方面作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刑事诉讼中非法取得证据的法律效力

文章对理论界有关刑事诉讼非法取得证据的法律效力的几种观点作了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实际操作中应当把取得证据的方法与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区别开,非法取得的证据只要经查证属实,应当承认其法律效力。     

刑事诉讼中应当确立“证据标准”概念

刑事诉讼理论中,"证据标准"与证明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要求或程度;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运用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时所应达到的要求或程度.区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证据标准一是为了在理论上予以澄清,二是为了在实践中予以正确运用.     

论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

随着全球信息化进度不断加快,无纸化办公的优势不断凸显和被不同群体广泛采用,因此,刑事诉讼证据形式呈多样化发展是必然趋势,也是时代的必然。其中,在现实中存在大量的以数字电子化形式存在的证据,我们通常称之为刑事诉讼电子证据,即以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为媒介载体产生,以数字电子符号为表现形式,收集、审查和判断时必须借助电子计算机和电子计算机相关专业知识的,能够证明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所有事实。     

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鉴证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确立了电子证据的鉴证制度,其对于提高诉讼效率,促进司法公正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电子证据的鉴证方法、标准、违反电子证据鉴证规则的法律后果以及程序保障四个方面对中美电子证据鉴证制度进行比较,并对在我国电子证据鉴证规则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作出回应。     

论刑事诉讼中专门性报告的证据能力

专门性报告与鉴定意见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其证据能力与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并无本质区别,但因专门性报告并不实行统一管理制度,所以其证据能力要件更为实质化,且其证据能力要件的事实要素也更为多样化。对于专门性报告的关联性要件来说,应当以必要性作为对关联性的限制,如果没有必要以专门性报告的方式对待证事实进行证明,即便具有关联性的专门性报告也可不予采纳。专门性报告的可靠性要件包括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资质、专门性报告的科学依据、操作过程和方法、分析和计算方法、检材的收集和保管等方面。如果某一方面不符合可靠性要件的要求,但能够通过其他途径确信其准确性,也可以不排除。     

刑事诉讼中证据取得的法律价值探析

证据的取得,根据适用法律的正确与否,分为合法取得和非法取得,证据的合法取得是与刑事诉讼法法律价值相统一的;证据的非法取得是与刑事诉讼法法律价值相冲突的。证据的取得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都直接体现着刑事诉讼法的法律价值。为了更好地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完成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实现现代法律的最高价值——自由与秩序的有机统一,必须探寻排除证据非法取得的有效途径     

“左”源再探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及其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都明确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因为: 第一,“左”的思想根深蒂固。早在第二国际时期,“青年派”空喊革命口号,反对进行议会斗争。主张搞冒险。当时,恩格斯就曾尖锐地指出:“左”的错误有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党员的党,在所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9页)第三国际成立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把俄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给各国革命实践造成了巨大的灾难。20世纪80年代末,还是“左”的错误,断送了一个有八、九十年历史的大党、一个拥有70多年的社会主义大国。惨重之深、危险之烈,更令人惊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民主革命时期,连续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左”得出奇,曾把中国革命逼到了绝路。只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左”的错误之后,才使中国革命出现转机,并使中国     

刑事诉讼证据的分析与综合

刑事诉讼证据是司法人员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是查明各类刑事案件的依据。在刑事诉讼中,办案人员既要依法通过各种形式或途径收集证据,又要对收集到的证据材料,反复查证核实,鉴别真伪,进而认定案件的真实情况。这是运用证据的过程。从逻辑角度看,运用证据的过程,主要是分析与综合的过程。分析与综合是运用证据过程中的重要思维方法。从证据的审查或判断到对案件事实作出结论,一刻也离不开它。没有分析与综合就无法认识     

韩信“谋反”真相再探

从互见法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韩信的谋反,我们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即韩信谋反之罪是刘邦、吕后忌惮其能的结果。从互见法的角度分析薄太后为周勃的辩护、彭越的冤案、萧何的遭遇等,可以证明韩信的清白。韩信谋反案在档案文书中早有记载,司马迁作为汉朝史官,只能按照爰书叙史,这其实是另一种意义的实录。对于韩信的悲惨遭遇,司马迁有自己的评判,司马迁通过多处互见法的灵活运用透露出了许多重要信息。     

王勃“龙朔变体”再探

学界普遍认为高宗龙朔诗坛流行"上官体""颂体诗"两种诗体,因而对王勃所批判的"龙朔变体"内涵的争议,一直围绕"上官体""颂体诗"和两者兼指三种意见展开。实际上,"上官体""颂体诗"都产生于贞观时期,其相对于贞观主体诗风而言都是诗坛之"变",王勃对这两种诗风均表不满;但"颂体诗"主要流行于高宗永徽、显庆年间,龙朔诗坛则几乎是"上官体"的天下,故"龙朔变体"只能是指向"上官体"。不过,二者不能等同,"龙朔变体"的具体内涵只限于《王勃集序》中提出的"上官体"之缺陷,至于"上官体"的其它特征则不在王勃批判之列,这也是其攻击"变体"而不直呼"上官体"的原因所在。     

宋代“说话”家数再探

南宋有"‘说话’四家"之说,现代学者对于究竟是哪四家一直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说话"作为讲唱伎艺的代称,其种类均十分丰富,尤以南宋最为繁胜。广义的"说话"名目不下20种,狭义的"说话"也难以用具体的四种名目来概括。"说话"伎艺在北宋虽已繁荣,但远不如南宋门类齐全,南宋后期,各类"说话"伎艺都发展成熟且有代表性专业艺人,因此,以当时居于文化正统地位的经、史、子、集四大类比附民间"说话"伎艺类别就成为可能。"说经"、"说参请"、"说诨经"等类于"经","演史"、"说三分"、"说五代史"等类于"史","小说"("银字儿")、"说铁骑儿"等类于"子","合生"、"商谜"、"说诨话"等类于"集"。南宋人谈"‘说话’四家"不是要指称四种具体名目,而是要涵盖整个讲唱伎艺,这在当时的相关文献中可以得到证明。     

“哲学终结论”再探

“哲学的终结”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结论,后现代主义哲学彻底否定了传统哲学,得出了“哲学消亡”的命题。本文从对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到的三个层面再探“哲学终结论”。     

梅尧臣“平淡”诗论再探

梅尧臣是北宋著名诗人,也是中国诗歌理论史上“平淡”诗论的首倡者和实践者,影响深远。但过去我们对他研究不够,特别是对其“平淡”诗论的认识,曾经产生误解。笔者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结合其时代背景和生平经历,进行再探讨,再评价,以求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     

荣格“原型”理论内涵再探

荣格的“原型”理论对心理学、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内涵丰富 ,首先是一种反应倾向或领　　悟模式 ,是无意识中的一种“形象构成倾向”。其次 ,它又可以形成具体意象 ,可以衍生出丰富多采的形象。处于形象和具体物之间 ,因此具有中介性 ;它是意识所无法把握的 ,所以具有隐蔽性 ;同时 ,它又与地理因素和历史条件无关 ,存在于从古至今一切人的心理中 ,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     

儒家“礼”文化基因再探

"礼"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象征.中华"礼"文化基因的遗传密码可以从礼之源、礼之本、礼之用等方面破解.欲究礼之源,可从字源字义、人性结构、社会生活三面切入;欲解礼之本,可从礼的人文性、秩序性、情感性和互主体性四点来阐发;欲明礼之用,可以统观全方位功能,也可细究政治、道德、方法功能等.     

子夏氏“西河学派”再探

大概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最初分为有子与曾子两大派别,后来,有子一派的子夏、子游、子张也都各立门户,广收弟子,且留传甚广,他们在礼乐仪文之节上不断争论着,其目的只是为了在孔门争一个正宗的地位,然而又各自变化孔子的思想,形成了儒家学说的不同派别。有子与曾子的派别之争到后来又演化为子夏与曾子的派别之争。为了进一步弄清子夏氏“西河学派”的渊源流变,本文就子夏与曾子、与子游、与子张间的争论做一分析。     

论刑事瑕疵证据补正规则的完善

在两个《证据规定》中,我国法律首次对瑕疵证据补正规则加以规定。将瑕疵证据界定为介于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之间的一种证据,对其进行补正有法理基础和现实基础。但《证据规定》对补正规则的规范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笔者建议扩大瑕疵证据的补正范围并制定补正的程序性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