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内涵的反思与层次性解构

公司治理是公司法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然而学界对其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异.立足于法学视角来理解公司治理,必须明确治理主体的范围要小于公司利益相关者的范围.所以应当对公司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层次性分解,公司权力应当进行层次性配置,公司的内部关系应当进行层次性协调.公司治理关系是一种多层次的关系协调系统,公司治理也是一种多层次的权力分解、配置系统制度.     

分配正义、权利正义与权力的正当性——从司法审查的视角看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之争

司法审查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审查公共权力是否应当为了改善经济处境最差者的境遇,而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而是审查在实行分配正义的过程中,公共权力与政府行为本身的正当性。通过对权力正当性的司法审查,可以调和经济领域中的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自由基础上的公平正义观,并致力于在意识形态、制度与公共政策三个向度上,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公平正义。     

论合作治理中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合作治理体系,其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应当从后工业社会的交往关系和行为互动机制出发,谋求优化社会整体的道德化方案。从人的行为需要规范的角度看,制度化的道德规范可以发挥引导性的功能,使人在社会合作治理中增强自愿行为。合作治理取决于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确立,而道德则是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基础。所以,只有建立起道德制度,才是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的根本出路。     

网络社区治理机制与治理方式探讨

作为网络交流的重要形式,网络社区是建立在社区成员彼此信任、相互交往基础上的,要实现网络社区良好的网上沟通功能,需要对网络社区进行科学合理的治理。网络社区是一种虚拟和现实结合的社会意义上的群落组织,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从治理途径与方式看,网络社区治理应当从以下四方面入手:技术治理方式;法规及行政治理方式;关系治理方式;文化治理方式。技术治理建立社区平台运行规则,法规与行政治理框定网民及网络相关主体行为的最大边界,这两种治理方式是网络社区健康发展的强制性保障。但是,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仍然可能存在很多低效率和非道德的行为,因此关系治理和文化治理也应当成为我国进行网络社区治理的关键方式。     

国家支持—社会协同—村委主导:民主合作体制的建构——我国村庄治理模式的选择

转型期的农村社会,村庄治理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局.通过对4种国家可能会选择的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国家支持、社会协同、村委主导的民主合作体制主张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良性协作式平衡关系”,能够在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做到很好的调适,既能满足国家基层政权对权威与合法性的需求,也能促进农村公民社会的成长.推动农村民主化进程,是一种在现实和未来都具可持续性的治理模式.     

三种权力类型及效用的理论分析

权力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它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中.权力关系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但归根结底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如果从谁支配谁的意义上说,权力主体处于支配的地位,权力客体处于服从的地位.从类型学的角度,政治学界一般把权力分为强制型权力、报偿型权力和信仰型权力三种类型.本文拟就三种类型权力的内涵、维持方式及效用作一初步的比较分析.     

论大学治理权力的来源

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其组织的身份与角色是多重的。各种各样的身份与角色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大学治理过程中三种最为基本的权力,即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与市场权力。每一种权力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具有怎样的职能定位以及应该发挥一种什么样的作用,一方面是由大学机构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大学每一种治理权力的来源有很大的关系。大学治理的权力类型不同,那么其产生与来源的基础也不一样。     

找寻政府的本真:基于伦理精神的视角

政府历来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它是基于人们让渡的权力而建立起来的,所以权力本位一直是影响政府行为的主要因素。权力本位的特点在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中表现的最为显著,一套基于权力掌控基础上的等级制度使得社会被控制在政府的权力支配之下。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虽然基于交易伦理的契约思想深入人心,社会治理也进入了法治时代,但是,权力仍然是政府行为发挥效力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驯化之下,加之在政党政治的权力竞技赛之中,权治的痕迹仍旧明显,甚至一度压制了法治,使法治成为权治的工具性利器。新市民社会的兴起,催生了基于伦理本位、追求道德最大化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和伦理精神的复兴,将政府从权力本位的驯服下解救出来,使政府服务于民的道德目标重新确立,从而建构起基于伦理精神的新型社会治理体系。     

正当性:社会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

正当是一切权力行为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社会权力也不例外,也必须遵循正当性原则,否则,就会受到来自包括国家权力在内的各种权力的打压.而判断正当性的标准就是权利.     

人的道德品质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

道德品质通常也称为品德或德性，它是一定时期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个人思想和行为中的体现，是一个人在一系列的道德行为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特征和倾向。道德行为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与其他社会行为相继而生，相互结……     

社会治理中的权力：内涵、关系及结构的认知

在当下社会治理中,权力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它渐趋褪去了原本的强制性底色,而演化为一种具有公共性特征的行动能力。基于此,权力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传统论域下的冲突关系、委托关系转变为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耦合关系和互动关系。同时,借助结构化理论,对权力结构的认知能够突破权力关系模式化的简单理解,探索发现被隐藏的规则及功能,从而重新认识和定义权力结构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研究中的应用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政权建设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是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研究的主导分析框架.但从国内众多实证经验来看,社区治理活动不是单纯的国家行为,也不是理想的自治行为集合,更不是国家和社会组织依靠美好的合作意愿建构起来的多中心管理实践的组合.真实的社区治理过程发生在国家与社会组织彼此权力和利益的选择关系之中.因此,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有利于从"实然"的角度对社区治理及其结构变革研究提供更完整,更真实的解释.     

论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衡平:社会契约论视角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个体权利,社会个体权利是国家权力获得正当性的依据。当国家权力具有相对独立性之后,其行使应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界限。在社会契约理论下,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既能够给予国家权力必要的权限,又要对国家权力加以必要的限制,以避免国家权力对公民自治权的不当干预;既能够维护公民的自治权,又要防止公民自治权的滥用,破坏社会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说,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是一个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保持平衡的结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内涵,对处理我国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平衡关系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社会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其发生缘由

在竞争与比较的国家建设背景下,国家治理需要怎样的社会组织与公共服务作为合作对象,国家权力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都是当前中国亟需研究的命题。比较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其发生缘由,我们发现,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国家权力与社会组织应当实现分治基础上的合作,国家要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社会组织也应增强其自主性。     

信仰社会学研究要义——兼论信仰如何成为中国问题

人类信仰大抵可分为人本信仰与神本信仰两大类型,这两大信仰类型在本质上仅是神人关系的不同建构形式而已。所以,在神人关系及其信仰类型的建构中,宗教仅仅是对神人关系及其信仰的一种表现,另外一种表现则是以非宗教(可以是种族、民族、国家、政党等)的形式,涵盖、垄断了对神人关系及其神圣性的阐述,同时也是一种信仰实践模式。这就构成了宗教信仰与其他信仰之间统一整合或彼此分离的深层关系。为此,中国人经常使用的"信仰"一词,似与宗教有关,却又更与现实权力、利益、个人身份及其对信仰模式的建构紧密相关。而人们一旦谈及信仰或宗教信仰,似乎就嵌入了一个内涵多样的语境及其现实关系之中,最终构成了信仰层面的中国问题。     

论社会治理活动中的道德行为选择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道德化的社会治理模式 ,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行为选择对于社会治理活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整个伦理学的发展史都把人的道德行为作为研究的重心。但是 ,真正能够对人类社会治理活动发生实质性影响的伦理学说并不多。公共管理伦理学才是真正的、直接的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学 ,它研究公共管理者道德行为发生的前提、基础和机制 ,并寻求道德制度的保障。     

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培养

法治信仰在我国是一种全新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培养也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看,应该使宪法和法律成为有效治理的最高权威,否则缺少法治的纬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难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是国家治理效益最大化的内在需要,它能够间接作用于国家治理过程,从而减少治理阻力,激发治理活力,提升治理能力,凝聚治理力量.法治信仰不应该只成为个别人的信仰,应该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信仰.     

议“软法”与“硬法”的救济边界——以公立高等院校学生管理纠纷为例

"软法"是一个近年来才兴起的,与传统意义上的法--"硬法"相对应的概念,其主要是指社会公权力主体制定的不具强制拘束力的行为规范,如公立高等院校学生行为规范,行业协会规章、村规民约等等.同硬法治理一样,软法治理也涉及对相对人权益的处分,存在权力滥用的可能,因而软法治理也必然要面临对权力的监督和对权利的救济问题.软法治理下的相对人是否可以将纠纷诉诸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硬法救济机制,还是只能在软法自治体系内寻求救济,关乎相对人的切身权益,但这一问题在学界以及司法实践中远没有形成共识.本文提出,并非所有软法治理之下的纠纷都可以进入硬法救济机制,为保障软法治理的有效性,在划定软法救济机制与硬法救济机制边界时,应当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对相对人法定权益的保护"和"对社会公权力主体自治体系的维系"两个标准;这一划分方法对相关领域"硬法"的制定和实施有着重要的导向意义.     

中师生归因风格与道德行为关系之研究

中师生归因风格与道德行为关系之研究陆桂芝李勇一、引言学生的品德是否符合社会和学校教育所要求的标准，主要通过其道德行为表现出来。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学生具有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乃是教育者十分重视的问题，也是学校德育教育的目的之一。学生的道德行为不是一朝一...     

道德价值取向的界定和分类

道德价值取向的本质涵义是通过其界定和分类来表现的。道德价值取向是指“道德意识对道德行为是否应当认定” ,它使人的思想和行为都一致地朝向某一目标或有一定的倾向性 ,引导和制约着道德价值观的确定和道德行为的选择 ;从基本的道德关系来看 ,道德价值取向可划分为个人和社会两大取向 ,并且从道德关系的五个方面来看 ,个人———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具有不同的实质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