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神道——中日民族宗教核心范畴的比较研究

道教是中国的民族宗教,它诞生在黄土地上,被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因而,道教思想浸润于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社会政治、科学技术、民风习俗诸方面,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华夏特征的民族宗教文化。神道教是日本的民族宗教,是在日本民族固有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文化。神道教已有2000多年的发展史,其间受到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但它作为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日本民族的社会历史演进息息相关。道教与神道教都属民族宗教,它们不仅代表和反映了两个民族不同的精神世界,而且对中、日民族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同。笔者以为这一问题可以通过“道”与“神道”范畴的比较,加以阐释。     

“道美大之”：《想尔注》美学史价值探讨

早期道教经典《想尔注》的美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其宗教美学最高范畴“道美”,并认为“道美”虽然不可“言”,却能非感官领会和感受;二是审美趣味崇尚“自然”、“朴素”和“清静”,反对过于强调人为性、技巧性乃至艺术性;三是以“善”为“美”,在审美的标准中渗入了伦理的标准,在哲美之思中加进了宗教之思。从其中、特别在它同《河上公章句》的比较中,清晰地观察到道家老子美学观点怎样转化为道教美学论的基本脉络,也清楚地看到其道教美学思想的伦理化特色,以及它的重要影响及其美学史价值。     

道家道教虚静观与中国传统器乐文化

道家道教虚静观是道家道教哲学基础 ,同时它为中国传统器乐文化提供了丰富营养 ,在中国传统器乐文化中体现为三种境界 :收心去欲 ;物我两忘 ;“大美”、“大音”。道家道教虚静观是中国传统器乐文化艺术创造的美学归趋。     

中国古代“乐教”的德育功能以及现代启示

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之一,礼乐制度的形成以及人们对此观念上的认同,是中国古代文明成熟的标志之一。“乐教”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居有显著的地位。“以乐寓善”、“美善相乐”、“乐治人心”,追求善美统一,倡导人与天地和乐的人格美,强调“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乐教”的德育功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境界和德育思想的特色,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善和美追求的情趣与韵味,构成了中国古代伦理文化自觉的重要环节。中国古代关于“乐教”的德育功能的理论中,包含有不少对我国当代道德教育颇有启…     

人学、美学、道学述论

中国的人学、美学和道学蓄积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研究它关系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中国的人学从天命论中解放出来,包含变革天命和保持人与天的正常关系这双重意义。中国古代人学是中国古代美学的母体,中国古代美学以人和人的价值为中心议题。 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框架,是在世俗真、善、美之上,耸立着“大全大美”这一层次,其特征是:以人为中心,由人连通艺术:真、善、美以善为核心;世俗的真、善、美与超世俗的大全构成理论框架。     

道教之“道”与生态保护

道教是中国传统的宗教 ,道教文化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保护之“道”。其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对于我们认识和顺应自然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 :道教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道教的生态之“道” ,“道”与天、地、人的关系 ,生态生命之“道” ,生态保护之“道”等方面。因此 ,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道教文化的生态思想 ,使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论“善”及古代“美”之功利观成型——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系列之一

中国古代与“美”与“真”相关的“善” ,道家是以“道”的内在能量并具有“生万物”的能动作用为“善” ;儒家则以“仁”为“善” ,更具有实践作用与“仁”的行为特征。“善”在道家那里与“美”有间接的关系 ,而儒家在孟子那里 ,则将“善”作为“美”的起点和必备的条件 ,“美”的最高境界是“大而化”、“圣而神”。荀子从“人性恶”观念出发 ,又将赤裸的政教功利输入“善”与“美” ,提出“以道制欲” ,“化性起伪” ,使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学思想之功利观从此成型。     

论道教“是今”艺术美学观点

道教有别于儒教的“文一道”观，属于道教有进取性的文艺美学思想。学术界对此还重视不够，但它又恰恰反映了道教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原生态的生命力，故有必要深入研究一、“非古”文艺观葛洪在将道家思想及前代道教思想提升为道教的“理论建设”过程中，没有忘记以“外儒内道”的语言，曲折地反对儒教的“崇古”文艺观，努力建设道教的“是今”文艺观。葛洪针对当时文艺美学思想上的崇古非今，从几个方面加以批驳；（1）“然古书虽多，未必尽美，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使属笔者得采伐渔猎其中。然而譬如东匝之木，长洲之林，梓豫虽多，而…     

论五四后梁启超的“汉族”涵义上的“中华民族”研究

五四后的1922年,梁启超在18年前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在文中,梁启超不仅最先对清末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中国学术界统治地位的“中华民族外来说”尤其是“西来说”公开提出质疑,而且还在他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总结,这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史研究和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他这时所说的“中华民族”却仍还停留在早年认识的基础上,亦指的是“国族”意义上的“汉族”,而非现在几乎所有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汉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在梁启超的笔下,“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的涵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看到他同时在使用“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就以为这两个观念在梁启超笔下可以替换,“中华民族”指的就是“中国民族”所指的“中国境内各民族”。     

重温鲁迅先生“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科学论断

鲁迅讲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是一科学的论断 ,它完全符合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事实。鲁迅在批判中国旧文化时 ,也曾批判道教中存在糟粕 ,但并没有完全否定道教 ;也并未从道教文化中“悟”出一个“食人民族”的结论。另外 ,还可从鲁迅先生对宗教的认识 :宗教与迷信应严格区分 ,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客观的社会根源 ,反对盲目主张消灭中国宗教(包括道教 ) ,宗教属于精神信仰 ,反对诽谤“龙”图腾等观点中 ,看出鲁迅对中国道教的认识是有其宗教观作理论基础的 ,是十分深刻的。因此 ,我们不应贬低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