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唐实录纂参考

(一)实录的起源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中,中古时期,出现了一种以帝王为中心的名曰“实录”的史书。王应麟说: 实录起于肖梁,至唐而盛。杂取编年纪传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玉海》卷四十八艺文)。这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实录的起源和体制。实录一词,最早见于《汉书》,是班固附于《史记》的评语。班固说: 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司马迁笔下的刘邦 “实录无隐”与“散见”初探

1.司马迁,史称“良史之才”。《史记》,杨雄誉为“实录”。班固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及至梁,伟大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家刘勰归结《史记》的写作特点为“实录无隐”之后,历代便形成定论。“实录无隐”不仅成为“藉传以传史”的里程碑,也给人们如实地再现历史人物形象、人物性格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但是,写史要实现“实录无隐之旨”是不易的,生     

试论司马迁《史记》著录人物的标准

《史记》在汉代已被誉为“实录”,班固言:“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当然,作为《史记》主要组成部分的本纪、世家、列传首先体现着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上自帝王,下至农人、俳     

“实录”:《史记》的神髓

《史记》一书,体大思精,史文并茂,前无古人。它是对先秦史家“实录”精神的继承与光大,是“实录”精神的伟大结撰。“实录”是其神髓,正是这种“实录”精神,使这部巨著卓然特立而为“史家之绝唱”。最先指出《史记》是一部“实录”的,是扬雄,而作精到阐释的则是班固。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我以为班固这个评价,抓住了《史记》内容上最本质的特征,言简意赅,发人深思。     

论《史记》叙事增饰的形成

司马迁是我国第一位注重实地考察研究的史家。他在调查访问的基础上,坚持事理,秉笔直书,充分表现了史家的求实精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的这种精神褒奖有加:“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因此“实录”成了后代评     

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实录精神

《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而且也是一部杰出的优秀古典文学作品。鲁迅曾赞扬《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评价了它在史学和文学两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实录”精神是《史记》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就是说,司马迁     

不隐恶 不虚美——诸葛亮政风浅议

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在《离骚》中曾愤怒地斥责当时社会:“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揭露贪官污吏当道,政治黑暗的状况。其爱国激情和希望扬“美”弃“恶”的美好理想得到了永生。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以“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而流芳百世。诸葛亮作为三国时期的一个政治家,怎么会受到后     

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独尊孔子”

人们长期以来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孔子”或“独尊儒术”,是误记了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臆说的。司马迁和武帝同时,他在《史记·孝武本纪》中实事求是地说:武帝信方士、搞封禅大典,“而颇采儒术以文之”。但群儒的意见不能使他满意,他就“尽罢诸儒弗用”了,这是实录,并无“独尊儒术”或“独尊孔子”之措施。 班固说的“罢黜百家”,系指武帝初即位那一年,选拨了一部分“贤良”来京,丞相卫绾发现“贤     

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

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 ,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 ,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 ;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司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 ,探寻历史发展规律 ;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 ,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 ,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 ;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 ,但又本于儒家之说 ,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 ,多有曲笔。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 ,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 ,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论司马迁天人观与文学思想之关系

中国史官文化天人观,是司马迁“实录”与“爱奇”相统一的思想及著名的“发愤著书”说的基础,并从总体上构成了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深层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以往的研究正因为忽略了这一点,而对司马迁的文学思想产生了诸多的误解。     

从《史记·五帝本纪》看司马迁的学术研究方法

《五帝本纪》作为《史记》开篇之作,被誉为“中华正史第一本纪”,历来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史记·五帝本纪》体现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资料收集的广博性、田野调查的广泛性、甄别选材的严谨性、研究思考的深入性等方面.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秉笔直书,更是严谨求实的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现,对于当今学术研究仍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试论《史记》与《新五代史》的文章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后世史家对它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真正学有成效,差不多可以和《史记》相抗衡的,除班固的《汉书》外,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以从南宋以来,文史学家就经常将欧史与《史记》相提并论,予以称赞。如罗大经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陈师锡说:欧史“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赵翼也说:“盖薛(居正)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例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史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又说:“欧     

太史公笔法论析

太史公笔法之成因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被鲁迅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无论在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其史笔、文笔亦为时人和后人所推崇。刘向、杨雄誉他有“良史之材”,《汉书》作者班固,尽管对司马迁及其《史记》颇有微词,但也不能不借他人之言极口称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是汉帝国封建专制政权最巩固的时代,但也是社会矛盾不断     

怎样看待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与高振铎先生商榷

高振铎先生在《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新解》(见贵州社会科学·文史哲版》一九八五年第五期以下简称《新解》,引文不另注)一文中,在列举过去许多学者把司马迁的思想归结为或“受道家思想影响”,或直称其“尊崇儒家”,或“尊崇道家”,或“既重道家也重儒家”等看法后,论述说司马迁的思想既不属于道家,也不属于儒家,更不属于杂家。据此,《新解》明确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根本不属于先秦学术思想体系中的儒、道、墨、法、名、阴阳等六家中的任何一家,“而应该把他当作两汉时期新出现的史家”。甚至说     

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

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倾尽生命写就千古卓著《史记》，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笔法、对历史人物饱满深厚的情感、“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以及“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修史目的导致了《史记》戏剧般跌宕起伏的命运。司马迁以敏锐、独到的历史眼光洞察到汉初社会潜在的重重危机，痛斥汉代最高统治者们的荒淫残暴、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相互残害和上流社会道德沦丧，尖锐批判的矛头甚至直指“今上”汉武帝。一部《史记》，颠覆的是王道，古今史家敢于这般直斥当朝天子者，仅司马迁一人。     

《史记》的抒情特征

鲁迅先生称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诚属卓识高迈,千古定评.然而,《史记》不朽的艺术生命,到底植根於什么地方?它的艺术魅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掩卷之余,耐人寻思.班固评价《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自是以后,历代研究《史记》者无不奉为圭臬.这种见解,固然正确,但很不全面.     

论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心理机制及价值

《史记》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司马迁的创作心理也为后人所探寻。汉武盛世的大一统,司马家族的史官传统,以及司马迁本人的才智和理想,都促成了《史记》的产生。而经历李陵之祸的司马迁,其"发愤著书"更成为后人对于其创作心理的共识。《史记》在作为实录历史的同时,具有浓郁的悲剧氛围,同时也兼具明显的浪漫主义气息。"发愤著书"说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理念,涉及到小说、散文、戏剧等诸多方面的具体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文艺心理学价值。     

论项羽

项羽是一位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过去,人们常用“楚霸王”代替了他的名姓,甚至把他渲染成为传奇式的英雄。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里作过推想,他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耶?”接着又赞叹说:“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的推想和赞叹,对后世人们把项羽传奇化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传奇式的“楚霸王”自然不是项羽形象的真实反映,对此不准备多所赘述。司马迁在《项羽本纪》里,把这位历史人物刻画成叱咤风云、豪气盖世的勇将和统帅,也不能说没有根据;但,难免有所夸张。     

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不是孔安国

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不是孔安国许廷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称：“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后人据此概括为“孔子删《诗》说”。司马迁的这一说法，自唐代起始受到学者怀疑，但程俊英教授在《诗经漫话》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