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案同判的证成逻辑与进路

司法裁判中的类案同判因其在维护平等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法的统一性等方面极为重要的意义，逐渐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根据以类比推理的论证方法为主导、演绎推理为补充检验的论证思路，兼顾依法裁判和个案正义这两个司法裁判中的构成性义务，以待决案例和先例中的基本事实和法律问题为基础，进行相似性判断，以尊重“法”的权威性为前提，针对个案进行“法”的价值判断，最终形成类案同判的证成标准和逻辑。目前学界对类案同判的证成标准尚存在诸多争议，需要通过健全大数据时代的裁判思维，完善类案检索等制度，全面推进智慧司法建设等有效途径来保障该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类案检索机制的路径检视与完善建议

司法责任制改革与司法实践对类案类判的迫切需求,以及法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供的技术平台支撑,促成了类案检索机制从试点到推广、从自主到强制的全面推进。通过对类案检索机制演进路径及其内涵、特征及预期进路的检视,引出类案检索机制的优势及实践运行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从机制内在改进、外在技术平台构建以及审判理念转变、律师参与类案检索运行程序保障等视角提出类案检索机制的完善建议,为实现促进公正司法及法律适用统一的司法责任制改革目标发挥积极作用。     

量刑规范化改革中类案检索机制的功能实现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围绕如何处理检察机关求刑权和人民法院裁判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主导权问题，相关争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学理模式：“居中裁判”模式、“检法冲突”模式、“自动售货机”模式、“复读机”模式。随着司法大数据的不断公开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化发展，类案检索在提高检察官量刑建议精准性和认同度、规范法官在量刑中的法律推理和心证公开、增强新型案件量刑裁判的可接受性上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当前，对类案检索的功能设定日渐出现了“技术理想主义观”和“现实主义论”的分歧。基于上，建议：进一步明确审判者司法理性的核心地位和类案检索及相关数字化技术的辅助功能；完善量刑类案中案例相似度计算模型和革新数据口径及其检索条件；制定量刑类案数据采集、运用质量控制与评价体系；基于刑事法一体化，围绕实体要件、法定程序要件、证据运用要件、刑事政策要件等加强类案的系统化建设。     

行政争议诉源治理下的检察类案监督机制构建

随着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深入，行政检察工作方向逐渐由个案总结归纳为类案，以提升化解效率，但同时也面临了诸多问题，包括类案监督无法全面覆盖、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检察监督限度不够明确、类案归纳工作缺乏体系化建设等困境。在分析最高人民检察院2022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与指导案例的基础上，对行政检察类案监督机制的构建提出了促进检察机关联结效能、妥善处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力度、深入推进智慧检务等建议，以促进类案监督的体系化构建，有效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促进行政争议诉源治理。     

以房抵债协议的类案裁判与类型化探析

以房抵债是一种新兴的交易模式，由此引起的纠纷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类型，但立法的滞后与司法解释的局限，尚难给以房抵债纠纷的解决提供统一适用的标准，出现类似案情不同判决结果的现象，给司法实务工作带来困惑。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会议纪要、判例、公报案例及指导性案例，对以房抵债协议效力的类案裁判以类型化思维将其进行分类研究，通过分门别类提出效力判断及纠纷处理思路，力求使以房抵债纠纷能获得更多法律或司法解释的支持，从而使以房抵债协议纠纷解决于法有据。     

民事检察类案监督的困境及完善进路

开展民事检察类案监督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的组成部分,对完善检察体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各地检察院相继探索构建类案监督机制并取得一定成效。但类案监督的价值导向尚不明确,且缺乏体系性的法律规范依据;《民法典》对法律关系体系的调整完善给类案监督带来新挑战,使得类案监督落实时面临较多困难。保障司法公正是类案监督的首要价值追求,构建统一的类案监督法律规范能够为类案监督提供规范指引。类案识别与检索机制共同构成类案发现机制,类案识别取决于案件的实质性要素,在进行类案检索时应特别注意指导案例的参照。类案监督的决策、启动、纠正和保障机制的完善可有效促进类案监督运行机制的优化。     

人工智能司法的运行困境与出路——以“要素式审判”为视角

人工智能技术更新迭代，但人工智能司法在运行中仍面临内生、外来的困境和质疑。人工智能司法开发技术的功能障碍、类案类判技术尚未发挥其应然功能、算法黑箱与法律决策透明性的天然冲突、人工智能不是“人”等窘境是人工智能司法运行中需直面的难题。要素式审判是指根据不同类型案件的特点，抽取出该类案件的共同事实要素，围绕案件的基本要素进行庭审并制作裁判文书的一种略式审理方法。引入要素式审判方法有助于缓解人工智能技术升级的压力、提升类案类判的准确性和针对性、提高裁判文书说理以及心证公开的程度、增加“人情味”，从而提升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中运行的效能。     

犯罪隐案问题研究

犯罪隐案问题是当今司法研究领域的空白点.犯罪隐案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大量存在.其存在的形式可分绝对隐案、相对隐案和可疑隐案.分析隐案与明案之间的关系,分析我国现阶段的隐案情况,旨在为我国的刑事司法政策提供依据.     

区块链金融司法治理的困境及其化解——以稳定币相关司法文书为视角

区块链金融的飞速发展对国家的司法治理带来巨大挑战,特别是稳定币的司法裁判呈现大量类案异判现象,严重影响法秩序统一和风险治理效能。立法供给不足和司法裁判规则的缺失、金融类规范性文件介入司法裁判的限度不清和技术金融融合背景下稳定币的多重复杂性,是稳定币司法治理难的主要原因。我国应采取体系化的思路建构回应模式：在立法和司法政策认可稳定币虚拟财产/财产利益属性的基础上,审慎界定公序良俗,形塑金融法与民商法兼容协同的裁判规则,适时修正全面禁止的监管执法和司法政策,完善金融类规范性文件的有效审查与解释机制,发挥类案类判和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指引作用并统一规范秩序,提升我国稳定币乃至区块链金融、数字金融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名医类案》研究的方法学探讨

就《名医类案》的课题成果进行方法学追踪 ,逐一例析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系统方法、契合差异并用、专史断代、数学统计、文字学和临床验证等方法在课题研究中的实际运用。并藉此提出中医文献和中医学术理论的深度开掘有赖于多种科研方法的优化组合和准确切入     

论大数据精准量刑对司法理性的精准描述

当前,实现量刑精准化的效果有限以及"类案不类判"等有违司法理性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精准量刑。精准描述司法理性是精准量刑的重点;精准化量刑得益于司法理性的实现。在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大数据技术与司法适用充分结合等前提下,精准描述司法理性可分次序进行:量刑规范信息化—具体个案、类案精准描述—具体个案理性自由裁量—民众反馈司法理性。为此,应着力解决刑罚量的数值化表示、通过实证分析表达法官理性与民众生活理性等难点,以实证确定量刑起点、实证确定量刑因素作用力大小、实证辅助宣告刑的确定以及实证反馈司法理性等为实现路径,完善司法理性的精准描述,完成智能精准量刑目标。     

从“山西黑砖窑案”反思我国“强制职工劳动罪”

以“山西黑砖窑案”的司法实践为着眼点，对我国刑法中的“强制职工劳动罪”进行了实然分析和应然建构，认为我国刑法中的“强制职工劳动罪”存在犯罪主体、对象、行为方式规定狭窄、量刑单一化、罚金刑不合理等缺陷，并对这些缺陷进行了修正。     

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法理问题

同案同判已成为人们判断司法是否公正的一个标准,人们不能容忍同案不同判的结果。从同案同判的意义、认定,以及同案不同判的解决机制入手,阐释同案同判的法理问题。     

试论美国司法审查制在权力监督中的作用

美国是西方最早建立司法审查制的国家。自 1 80 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后 ,美国司法审查制正式确立。该制在实现美国宪法分权制衡原则方面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美国权力监督机制有效运转的关键所在。同时 ,它对世界各国宪政及权力监督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共同犯罪案件的分案

为了防止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侵犯,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对案件的合并与分案审理进行了详尽的规定,我国相关立法中却未明确规定.通过对共同犯罪的界定、实务中共同犯罪案件的分案情况、依据以及分案对辩护影响的研究,笔者认为应当摒弃“一案化为常态、分案处理为例外”的观点,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共同犯罪案件一案或者分案处理的标准,适当保留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制定统一的规范,防止司法实践中随意、混乱的不当分案.     

晚近名案中的刑法理论问题探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发生了很多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著名案件,比如邓玉娇案、梁丽"金首饰"案、孙伟铭醉驾案、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等等.这些案件的处理,为日后法律职业人运用刚性法律应对纷繁复杂的具体事案提供了绝佳借鉴;同时,这些名案背后也深藏着许多艰深的刑法理论问题,有待刑法研习者加以深入研究.     

昂贵的京控———嘉庆朝徐姓自戕案分析

清代日益分化与竞讼的地方社会增加了司法需求,而开放的京控,尤其是嘉庆帝的改革,冀望为民众申冤,同时整饬吏治,适应了这种需求,但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清代京控及司法制度与行政体制同轨,为一金字塔构造,优质司法资源集中于顶部,改革仅强化了顶部纵向司法监控压力,地方贫弱的司法资源和能力并未增强。就嘉庆末徐姓京控案看,县级主审司法能力贫弱,院司道府复审多处违法,虽然原告自戕京控,促动清廷纠正了错案,但其成本极其昂贵,京控呈现出司法效力与效率的背离。这种背离一旦达到临界点,不仅有损地方政府威信,即使朝廷权威也一并受损。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司法裁判的可能及边界限度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发展，为数字司法改革的适应性调整创造了历史性契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类案推送、辅助证据认定、偏离度预警等方面确实能够统一司法裁判的标准与尺度，实现法的普适性价值追求，然而法的普适性只是实现正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算法偏见等技术性缺陷亦引发了对司法公信力、司法公正、司法责任制的质疑与冲击。为此，应当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与司法裁判的价值理性之间寻求平衡。针对当前智能化裁判的技术风险，应从数据、算法、控制三个维度进行治理，最大程度控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主义缺陷，以实现智能化司法裁判迈向可信。     

试用德沃金理论分析马尧海案

南京某大学副教授马尧海"换妻案"不失为司法实践中一大疑难案件。案件的争议点在于是否应当将该案定罪为聚众淫乱罪。聚众淫乱罪是由我国1979年刑法中流氓罪分解而来,其犯罪构成也一直为人所争论,但毫无疑问的是该罪对道德底线提出了挑战。德沃金作为西方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法律原则论以及法律整体性思想对我国当今司法实践也有一定借鉴意义。本文首先从笔者的视角对该案的争议点加以简要评析,然后试从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中提到的思想理论对该案进行法理分析。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产生的正当性基础 ——对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的前提性追问

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被学界公认为美国司法审查的先例,并因此成为学者们讨论美国司法审查的切入点。然而,马伯里案的发生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美国宪政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在马伯里案之前,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就已经具备各种条件。具体而言,宪政思想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根基,宪政实践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树立了历史典范,而宪政法律则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