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制造业低碳转型与稳增长协同发展——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20年的地级市制造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制造业低碳转型与稳增长协同发展的影响及路径,结果表明：(1)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有效推动制造业低碳转型与稳增长协同发展。(2)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通过市场机制激励制造业更新生产和研发设备、优化人力资本和推动地区绿色金融改革等三个途径有效促进制造业低碳转型与稳增长协同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一方面,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碳排放权政策具有更好的平均促进效果。另一方面,通过动态效应检验还发现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该政策的持续性也会表现更好;此外,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还受到资源诅咒效应的影响,地区自然资源禀赋越低的地方该政策的激励效果则越好。     

资源诅咒与经济发展门槛——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对我国自然资源丰裕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解除资源诅咒效应的途径。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呈明显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资源诅咒效应,东部地区则并不明显。通过进一步对能够消除资源诅咒效应各因素的门槛水平进行分析,发现对外开放能有效缓解资源诅咒效应,而人力资本和研发在缓解资源诅咒效应中的作用并不显著。     

绿色技术创新、节能减排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增长极,迫切要求依托绿色技术创新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05—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探究绿色技术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识别绿色创新的节能减排渠道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节能效应”是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有效路径,但“减排效应”存在明显的遮掩效应;因技术异质性和城市区位异质性,不同特征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虽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性。应加强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支持,推动绿色创新协同发展,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完善产学研绿色创新合作机制,优化节能减排考评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蕴含的“增长”与“公平”要义紧密相关。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和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均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排斥等现象的存在致使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并未对经济包容性增长产生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其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会因规模效应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创新创业能力异质性。经济增长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渠道。     

环境分权有利于促进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吗？

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相对财政分权,环境分权因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被长期忽视。基于环境分权视角,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环境分权与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下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分解指标方面,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察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但环境监测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却呈现倒“U”型关系。分时间段来看,不同时段的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中国目前的环境分权水平没有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和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形成有效激励,因此,设置差异化的环境分权水平是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环境分权有利于促进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吗?——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相对财政分权,环境分权因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被长期忽视。基于环境分权视角,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环境分权与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下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分解指标方面,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察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但环境监测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却呈现倒“U”型关系。分时间段来看,不同时段的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中国目前的环境分权水平没有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和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形成有效激励,因此,设置差异化的环境分权水平是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多重异质下环境规制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传导机制研究

为探究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机理与传导路径,以中国95座地级资源型城市2007—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B-K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的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选取“空间区位+资源依赖度+发展阶段”三重异质性进行分析,探究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传导机制的异质特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呈“倒U型”曲线关系;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外商投资、人力资本积累4条路径间接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空间差异对其影响较大。     

绿色金融如何赋能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提升

绿色金融是双碳背景下推动我国制造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源泉。基于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探讨绿色金融对我国制造业绿色竞争力的赋能效应，得出如下结论：（1）绿色金融对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提升具有稳健的促进作用。（2）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以及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绿色金融影响制造业绿色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渠道。（3）绿色金融对制造业绿色竞争力的影响存在结构异质性、区位条件异质性和融资特征异质性。结构异质性方面，在绿色金融的4个维度中，绿色证券、绿色信贷以及绿色投资对制造业绿色竞争力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绿色保险则表现为抑制作用；在制造业绿色竞争力的4个维度中，绿色金融对绿色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绿色环境保护和绿色技术创新，最后是绿色经济支撑。区位条件异质性方面，只有北方地区的绿色金融对制造业绿色竞争力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促进效果要优于低市场化水平地区。融资特征异质性方面，高融资成本组绿色金融的促进作用优于低融资成本组；信贷相对活跃组表现为促进作用，而股权相对活跃组则表现为抑制作用。     

绿色技术创新与外贸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271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外贸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主线的绿色发展是实现贸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基于2010-2019年中国27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外贸增长、外贸结构、外贸竞争力和外贸效益等方面构建外贸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双向固定效应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对外贸高质量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还能通过节能减排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显著地促进我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从区域异质性的角度来看,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对我国东部地区、普通地级市和高人力资本地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文章从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强化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加强区域间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外贸高质量水平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资源诅咒”现象的实证检验——基于资源利用效率传导机制视角

以“资源诅咒”假说为理论基础,利用基于松弛的方向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力指数等方法测算了中国2001—2010年110个重点城市传统和新型全要素生产率,据此构建了资源利用效率指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城市层面的“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性及其传导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资源利用效率逐年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明显高于水和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其中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最低;城市层面“资源诅咒”现象存在,即资源丰裕与城市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资源利用效率是导致诅咒效应产生的重要传导途径.     

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深度考察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资本、劳动力转移与技术创新三条传导路径显著存在；从区域差异视角看，东部地区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资本、劳动力转移与技术创新三条传导路径显著存在，中部地区金融主要依靠技术创新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西部地区金融主要依靠劳动力转移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分区域层面，中介效应的值都较小，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绿色金融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了吗？——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发展绿色金融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举措,也是赋能企业绿色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构建多期DID和DDD模型,利用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绿色金融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缓解融资约束两个中间机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种影响在不同融资需求、产权性质、发展规模的企业之间和“两高一剩”与非“两高一剩”的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为此,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持续增加绿色金融产品供给,加大对中小型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帮助企业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于全面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着重要作用。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产业数字化对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有限创新要素视角

采用201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数字化测度体系,实证检验产业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空间效应和市场机制。结果证实：产业数字化对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二级指标存在直接提升作用;提升一级指标的地区异质性较弱,提升二级指标中经济效益和绿色发展的地区异质性明显;产业数字化对邻近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虹吸效应;技术市场规模正向调节产业数字化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而国际市场规模则负向调节该提升作用。基于上述结论,应弱化要素集聚层面的政绩考核指标和技术应用服务的属地属人性质;强化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创新应用和创新集成;优化创新要素集聚后的长期性、稳定性政策扶持和技术孵化;建立健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下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环境。     

“资源诅咒”:制度视域的解析

发展经济学家通过对资源禀赋不同的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一悖论被称为"资源诅咒".本文试图通过一个两区域模型的三阶段分析,来证明"资源诅咒"的发生源自一个区域在增长初期所倚重的生产要素的选择,且这个选择以交易费用最低为标准.虽然自然资源丰裕区域最初的增长路径是完全理性和经济的,但因其在增长过程中不合理的制度及其变迁过程中恶性的路径依赖,从而被资源所"诅咒".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选取移动电话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不同维度对经济质量的驱动作用存在差异性,强化服务深度和提升数字化程度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突出;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但在中部地区并不明显。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能力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数字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最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模型,发现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和空间溢出的特点。     

自然资源禀赋、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和计量实证检验

本文构建了包含自然资源存量和制度要素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从理论上来探讨"资源福音"与"资源诅咒"的悖论问题,阐明不好的制度可能诱发"资源诅咒"的机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1995-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普通面板计量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资源诅咒"命题以及分析"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机制。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省域层面上是成立的。低质量的市场分配资源制度和产权制度遏制了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引起"资源诅咒"效应的产生,而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能缓解"资源诅咒"效应;自然资源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向空间相关关系,资源越富集的地区"资源诅咒"效应越严重;自然资源禀赋会影响制度的质量,在因果循环机制的作用下,制度质量越低导致"资源诅咒"效应越严重。     

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

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加快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文章以绿色金融为逻辑起点,贯穿于作用对象、作用方式及作用目标,形成合力影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勾画出两者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分析层面先构建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其下设的二级指标分别是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投资、绿色保险、碳金融与经济高效发展、经济稳定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绿色发展、经济创新发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绿色金融发展综合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再利用2008—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来检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综合维度上,绿色金融提升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其影响系数为0.281 4;在分维度上,绿色金融促进了经济绿色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创新发展,却抑制了经济稳定发展,对经济高效发展作用不显著,且效应大小为经济绿色发展效应(0.587 0)＞经济结构优化效应(0.275 9)＞经济创新发展效应(0.112 6),这反映出绿色金融改善生态环境的效果较好,而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支持绿色技术上还有待加强,绿色金融政策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不高、影响了经济稳定性,以及绿色金融服务降低了经济发展效率。据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金融政策改革重点是建立绿色金融绩效评估机构来考评绿色金融活动实施效果,以稳定经济发展;制定绿色产业目录清单,以绿色产业发展带动经济结构优化;鼓励各绿色金融参与主体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创新发展。研究对于厘清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系、评估影响效果及如何创新绿色金融政策以全面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参考。     

数字金融能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业态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其迅速发展必将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2013—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从金融监管视角检验其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结构性差异;数字金融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最低;门槛效应回归发现,数字金融对于中部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金融监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呈U型特征,且在数字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明显的U型调节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制造业集聚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及发展环境的重要工具, 对我国制造业集聚发展影响深远。基于此, 本文选择中国 2011-2019 年 285 个城市面板数据, 尝试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集聚, 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等直接促进制造业集聚, 还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改善人力资本水平来影响地区外部环境, 从而间接促进制造业集聚发展。其次, 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不同维度也会对制造业集聚产生差异性影响, 主要促进作用来源于覆盖广度。最后,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探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