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论陈衍的经学与诗学

任事张之洞幕府的经历,对陈衍从倾慕乾嘉考据的经学家逐步转向总持诗坛的广大教主,具有重要的意义.陈衍在未交接张之洞之前,在经学上著作颇多,大体上以乾嘉考据学为依归.入张之洞幕后则慢慢淡出经学研究,经学义理颇有西学色彩,著述精力集中在文学之上.陈衍期望通过“雅人”来沟通经学与诗学,达到“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但陈衍思想的复杂性,造成其诗学有自觉地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主动求“新变”的意识,却又难以完全突破传统藩篱的困境,是近代诗学的一种妥协性、过渡性、渐变性的转型.     

王昶诗学观的兼容性

王昶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朝廷重臣，同时又是领一时风气的诗坛祭酒，其诗学观不是以观点鲜明引人注目，而是兼容并蓄、陶熔百家，体现出极大的包容性。王昶将“性情”纳入“诗史”的范畴，极大地拓宽了传统“诗史”观念的内涵。他从史家立场出发，弱化了诗歌艺术手法的要求，论述了诗歌发挥教化功用的不同路径，为其兼容的诗学观念提供了又一重要支撑。此外，王昶对诗写艳情、学问入诗及对立风格的诗作都持包容态度。然而，面对唐宋诗之争时，王昶固守宗唐立场，他对宋诗只是兼容，并不兼宗。     

元代诗序文中的诗学本源问题索隐

元代诗序文是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其中蕴含着元人丰富的诗学思想与颇成体系的诗学理论。元人对诗学本源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多方阐述,他们在前人文章论及传统诗论的基础上,标举“诚”“志”“理”“气”“人情”“性情”等诗学本源命题,并探讨其互联关系,渐次由哲学本体推衍至文学本体,最终达成“诗以性情为本”的共识,从而建构起尚自然的“性情之真”与尚伦理的“性情之正”的“双核”诗学本源理论。     

诗史传统的来源与影响——对抒情传统说的一点补充

以具体史实为本事的诗、史对应阐释方式萌芽于春秋赋《诗》,此后毛传郑笺孔疏建构了《诗经》诗史阐释体系，使之成为汉唐《诗经》学主流。这一传统是杜诗在晚唐被界定为“诗史”的观念来源，在撰述体例、考辨角度等方面影响了宋人注杜诗偏重梳理杜甫行迹与唐王朝治乱关系的阐释特点，杜诗在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与价值由此奠定。“五四”新文化的“歌谣运动”否定《诗经》的诗史阐释传统，强调《诗经》的抒情属性，启发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说。尽管抒情说对《诗经》大部分篇章的理解更符合实际情况，《诗经》的诗史阐释多为后起追加的误读义，但诗史阐释传统在中国诗学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影响已经成为事实，不容忽视。只有引入诗史“副线”作为对抒情“主线”的合理补充，才能解决抒情传统说无法解释杜诗“诗史”特点的内在矛盾。     

此在、声音与废话的诗学:当代“口语诗”的语言哲学

“口语诗”是从第三代诗中萌蘖而出的一个新诗亚种，具有反对过度修辞、突出口说价值、崇尚“事实的诗意”等特征，其对“说话”“声音”和“废话”的强调尤为引人注目。这些因素的存在不仅具有深远的诗学传统，而且具有深刻的哲学根基。在语言哲学视域里，“说”是此在之显现，是人的在场，也是诗的本真状态；“声音”在西方语言传统中是本体的代名词，在中国气本诗文传统中则是“诗之源”;而“废话主义”的去价值、去功利、去语义等，也是现代语言哲学的诗学转化。口语诗的存在是功能性的，具有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作用，它在否定现代诗歌书写霸权等异化形式的同时，也在进行一场返回在场、返回声音、返回身体、返回原初的“感性革命”,具有积极的诗学意义。     

知人论世：韩婴诗学的再解读

韩婴诗学不仅在汉初得列官学，而且有《韩诗外传》存世。关于《韩诗外传》著述性质的讨论，无论是司马迁的“推《诗》之意”,还是班固的“推诗人之意”,关注点均在文本意义上的诗学层次，而不是发挥诗义方式上的诗学层次。“诗”与“诗人”的一字之差，其实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在各自经学观下对《韩诗外传》的不同理解，可视为探讨《韩诗外传》相关问题的学术参照。只有着眼于韩婴其人及其诗学系统，将之放在区域文化史背景下作深入分析，才能更加客观地评论《韩诗外传》,并充分认识韩婴诗学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韩婴质朴的学术品格、分明的处事风格，以及包括诗学传统在内的燕赵地域文化的滋养，对《韩诗外传》的命名、特点、传播等诸多方面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     

没有历史的诗学——钱锺书的宋诗研究及其诗学观念的变异

钱锺书依托西方近代以来文学本位的观念,构建起其有异于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诗歌评价标准。藉此标准,钱锺书对以宋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歌的评价呈现出与传统不同的阐释路径,但现代诗学观念给他提供新的评判可能的同时,却也因此观念无视诗之"背境"、固守文本而不及历史,而有损其阐释实践的有效性。钱锺书诗学观念的反历史气质,使之重构了传统诗、史关系,他将历史置诸文学视域内进行观察,历史因之被赋予审美的特质而失其所是。这种近乎审美本质主义的做法,使得钱锺书对围绕在诗、史关系周边的传统诗学观念发生了误解、无视乃至反动。     

清代朴学与中国诗学方法的转变

中国传统的诗学批评多重直觉与感悟,多为随机随兴、点到即止的印象批评。至清代,因“厌倦主观之冥想、尚客观之实证”的朴学极为昌盛,诗学的批评方法也随之发生转变。批评家们吸收朴学的考据法、综合归纳法等较科学的方法,使中国诗学的实证性、系统性、学术性大大增强。中国诗学由此而逐渐融入现代理性主义精神和实证方法,逐步走向诗学的近代化。     

辽代诗学思想论衡

辽代诗歌是中国诗史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其意义不在于艺术上如何成熟而精致,而在于其以清新质朴的形态为中国诗史充填进新的质素。辽代诗歌创作的主体是契丹族诗人,而且尤以上层人物为主。辽代没有专门的诗学著作,其诗学思想主要指在诗歌活动中体现出的一些倾向。辽代诗学思想更重视的是诗的政教功能。辽诗有着尚实尚质的导向。     

由《田间诗学》二南邶都卫风看钱澄之说诗

在清代诗经学史上，钱潜之的《田间诗学》占有重要地位。该书卷帙厚重，涉及的问题也极繁细。本文选择其中的“二南”、邶风、肥风、卫风部分，从而考察其间的诗学内涵。主要集中在钱民政治诗学倾向、以札以史证诗、以引诗释诗、以传统诗学范畴及典型化母题说诗等方面。     

论黄宗羲诗学思想与清初浙派之建构

黄宗羲诗学思想在明清易代的文化生态语境中具有独特的转捩和建构价值。他从哲学的高度融通“情”、“理”,转注传统诗论“性情说”以新的元素;兼采“唐”、“宋”,再次确证宋诗美学范式;崇尚清刚之音,希冀用阳刚之气和风雷之美来摹绘天崩地解的乱世风云。作为初祖,黄宗羲以其理论和实践奠定了浙派的创作基调,本文试从审美文化的层面予以诗史意义的考察。     

严羽复古诗学以“浑”为美的旨趣及理论构建

严羽认为宋诗笔力之劲健不减唐人,而气象之浑厚却差之甚远.他的复古诗学正在于提倡浑然之美,试图全面恢复汉魏盛唐诗以浑为美的诗学传统.在《沧浪诗话》中他提出了自己的诗美主张,即上乘诗作应具有古朴浑厚、整一无间的气象,妙悟浑成、兴发无痕的诗法和物我浑融、超形入神的意境.“妙悟”“兴趣”与“入神”等诗学理论正是围绕他以浑为美的复古旨趣提出的.自严羽后,以浑论诗逐渐成为潮流,谢榛和王夫之等全面承袭并发展了严羽的浑然美学,并将其推向了巅峰.     

以乐论诗:明代复古诗学的乐教认同

乐教勃兴在明代是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对明代复古诗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复古诸家普遍地以音节特征为依据来审察诗史正变,确立复古统绪;并参照乐论思想设计了重情感、重音节、重兴象、主中和的艺术理想;主张恢复诗的风教传统和风俗化写作。明代复古诗学是宋明思想史折入乐教理路的显著标志,具有十分重要的艺术思想史价值。     

“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诗学与哲学的共同向度——冯友兰诗学发微

冯友兰的诗学是其哲学的一个部分,他对“诗”的认识与其对“道”的体认具有基本一致的向度。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对冯友兰诗学进行梳理。首先冯友兰认为诗是与情感相关的,诗所写的是具体的情感和事物,但以此所表显的却是情感之“理”,也就是情感之所以为情感,或者说情感的共相和类的特征。传统的比兴手法正可以表显情感之理。最高明的诗能表显哲学的最高本体“大全和道体”,而要作到这一点,诗人必须具有风流的人格,风流的人格也就是人生最高境界──天地境界的审美化。正因为诗能表显理和道,所以诗可以作为一种哲学的言说方式即诗性的言说方式。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言说方式应该和逻辑推理方法一样,成为未来哲学的两大支柱之一。     

黄宗羲诗学观初探

黄宗羲是我国十七世纪杰出的思想家,也是明、清之际一位著名的诗人。他一生诗作甚多,青年时代就有诗稿积集,中年时曾由弟子万斯将其散佚、零落之诗作整理成《南雷诗历》问世。(详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在漫长而坎坷的一生中,黄宗羲作诗不辍,深得诗歌创作之三昧,在诗学理论上有很高的造诣。黄宗羲的诗学观深湛而又博洽,本文试就他的审美选择、价值判断、主体修养诸方面作些粗浅的探索,以求正于方家。1 “诗以道性情”(《景州诗集序》,以下未署名者,均为黄宗羲所著)是黄宗羲诗学观中最基本的审美选择。这一诗学观点,也是我国传统诗学理论中的重     

“温柔敦厚”与“风雅正变”——清初遗民对传统诗学的接受与突破

“温柔敦厚”诗学生成于“华夷之辨”思想张力尚未完全形成的春秋末期。《诗三百》“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变风变雅”存焉。对于“温柔敦厚”诗学,后世倡导者有之,突破者有之。明清易代,中原板荡,华夷易处,遗民直面传统诗学,主张风雅正变系乎时,认为“愤而不失其正,固无妨于温柔敦厚”,从诗学理论与诗文创作两个维度实践“变风变雅”之音,实现对“温柔敦厚”诗学的接受与突破。     

《潜溪诗眼》之诗学价值

《潜溪诗眼》条目虽不多，但其中却有富含诗学价值的内容，特别是涉及“识”、“炼字”、“命意”等的内容。其论“识”，与黄庭坚、严羽之论有相通之处；其论“句法”，亦有可取之处，与黄庭坚、吕本中有同有异；其论“命意”，涉及“言”与“意”之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