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放区文学大众话语形态的历史考察

大众话语是解放区文学的主流叙事方式,但解放区文学中大众话语的浮现并不代表着“大众”已经在文化上已经占据了主体位置。在革命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笼罩下,解放区文学中的“大众”仍然只是被言说的对象,因此,解放区文学的大众话语是一种话语想象的产物。     

“问题叙事”与“诗化抒写”:解放区文学实践中的个性表征——以赵树理、孙犁为中心

如何叙写革命、如何呈现解放区的现实人生,在解放区文学实践中有着值得总结的丰富性。赵树理和孙犁分别表征着解放区文学的两种最具个性价值的文学实践。由于在创作对象和价值立场上一直有自觉的选择,赵树理的小说往往既能印证解放区文学的目标期待与宗旨,同时,其特殊的问题小说意识及其形成的"问题叙事"还能表现出某些尖锐的思考。孙犁则以不凡的创作实绩构筑起一个革命"史诗"之外的抒情叙事体式,显示了乡土叙事形神兼备的新进境,也确保了解放区文学理应具有的丰富性。     

孙犁: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逐渐建立了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延安文学体制,所有作家的文学活动都被纳入了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制度建构之中。然而,孙犁却对解放区正在实施的文艺政策表现出了"若即若离"的"在而不爱"复杂心态,一直游离于解放区文艺政策的边缘,表现出一种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姿态。孙犁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一方面起因于他对自己暧昧的"公家人"身份的定位,另一方面根源于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伦理化"倾向。以延安之行为分界线,延安之行后的孙犁既看到了解放区不同地域的"公家人"身份的差异,感受到自己的"公家人"身份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实质。同时,延安之行也促使孙犁在冀中解放区已经开始建构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走向了成熟。以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为中心,孙犁将表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伦理作为自己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建构中心,从而与解放区的以政党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艺政策拉开了距离,并使自己成为解放区作家中的"另类"。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三种样态小说——以丁玲、赵树理、孙犁为代表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小说创作主要有三种样态:一是以丁玲为代表的五四传统的解构与重构;二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民间传统的升华与超越;三是以孙犁为代表的古典传统的承继与现代化.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艺术走向参与了解放区的文学建构,反映了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基本面貌.但在政治意识、阶级立场、大众话语等时代要求规范下,三者却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从文学发展史的层面对其重新考察,他们在感应和记录时代、重审传统文化、再构民族艺术、以及把长期被"病魔化"的乡村与农民还原为本真状态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也存在着如弱化文学的批判精神、消解个体生命价值、缺少艺术上的引领性和超越性等明显不足.     

孙犁小说的革命风景及其书写机制

"真善美的极致"一直是孙犁执着坚持的文学追求。在这样的文学观念影响下,"阶级"和"革命"等意识形态话语在他的小说中被"装饰"成优美的田园风光,变成了一幅有待发现的"风景"。在孙犁笔下,风景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审美层面,而是包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内容,而这样的意识形态内容是作家主动渗透和主观建构的。"革命风景"在孙犁小说中真正成为了主体和客体相互建构,个人与时代相互纠缠,自然、历史、时代相互渗透的文学景观。在孙犁笔下,看似云淡风轻的田园风情、温情脉脉的人性人情,其实都包含着抗战背景下多种话语的张力书写;看似革命话语统编一切,但人性话语却在张力书写中成为风景的一极,最富艺术的生长力和时代的穿透力。这样的书写范式,主观上迎合了时代的要求,客观上开拓了革命话语的书写空间,使得孙犁小说的风景书写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     

文学“感伤”：时代主流话语里的艰难表达——孙犁的《琴和箫》和一段沉痛“肃托”史

孙犁小说《琴和箫》蕴藏了一段沉痛的“肃托”历史，但是这点被作家敏感的文学个性及表达层层遮掩。文章从其不断的历史叙述及其蕴含的矛盾中，发现了这段历史与文学伤感的真正内涵，揭示了作家对主流话语中的某些因素怀着深层戒惧。     

寻觅旧梦──评孙犁晚年的思想与创作

孙犁晚年创作了大量怀旧性作品，并潜心研读古籍，撰写文论书评。他论史衡文，褒贬善恶美丑，议论政治之得失，探讨历史之规律，知人论世，多具真知灼见，显示了学者型作家的深湛学养与卓越的史识。在读书治学的同时，孙犁也密切关注着现实，他对文坛以至社会的不良风气，敏锐地加以捕捉，在揭露批评上坦言直书，鞭辟入里，切中要害，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表现了老一代作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严谨作风。但在近年，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孙犁却逐渐走向孤独与沉默，引起了人们的关切。本文充分肯定了孙犁作为现当代文学大师的历史地位，针对其晚年的思想发展、文学创作及学术著作活动，予以集中论述，揭示了晚年孙犁的思想、情感、愿望及性格的发展历程。     

新时期乡土作家的创作原则及其文学史意义——以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为例

"故乡是血地"是莫言小说的根本创作原则,它表明莫言在小说创作中极为尊崇长期在故乡凝结的厚实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并藉此开拓出自己文学的博大境界。对于新时期以来卓有成就的乡土小说家而言,这种创作原则具有普遍意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样几位成就巨大的陕西籍作家的代表作品也是秉持这一根本创作原则的。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的这一根本创作原则与鲁迅、茅盾等现代作家主要践行的"现代性"话语创作和以赵树理、柳青、浩然等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主要从事的"党性"话语创作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因此上获得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成为观察和衡量百年文学史上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尺度。     

论革命文学转型背景下的左翼启蒙派

左翼启蒙派是指在五四启蒙思潮与鲁迅精神与创作影响下从事左翼文学活动的一批作家,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过程中仍然坚守五四启蒙话语,重视文学的社会批判和思想批判功能,显示出与左翼功利派文艺观念迥然不同的理论品格与创作倾向。这一派系在左联后期开始萌生,分别在1940年代的解放区和国统区形成气象,但随后在革命文学向工农兵文学全面转型的过程中遭到"规训与惩罚"而逐渐瓦解。     

"阶级"视域中的人性言说--孙犁解放区时期的人性观

本文探究了孙犁解放区时期的人性观,认为孙犁在文学世界中塑造的各类人物实质上都在诠释“无产阶级人性”的内涵:民族美德是其人性内涵的核心,道德崇尚是其人性建构的价值取向。孙犁的这种人性建构方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显示了其应有的价值,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见的。     

孙犁的编辑与批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别一种贡献——兼及文学生产的内在规律

孙犁通过《文艺周刊》这一平台,以编辑的身份,通过文学批评的方式,在对文学新人的认同、赞赏和批评中,参与到了文学新人的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学新人还没有取得广泛的社会影响之前,孙犁的认同便带有了伯乐识马的特质,显示出了孙犁独具慧眼的审美判断力。孙犁通过编辑这种独特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建构,他对新时期一批文学新人的培养、认同和提携,构成了文学生产的良性循环,显示出了文学传承与发展的内在规律。     

论亲水情结与水意象对孙犁创作的影响

亲水情结和水意象是孙犁创作中的重要元素。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孙犁的作品中频繁出现诸如湖淀、河流、溪涧等水域场景及其相关的风情人物。与水相关的话语书写突显出孙犁创作的亲水情节和故乡情怀,水意象的柔美悠长也构成了孙犁创作追求真善美的独特美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意向。"水"这一意象贯穿了孙犁一生的写作历程,可以把其看作开启孙犁精神世界的一扇窗户,解读孙犁文学创作实绩的一把钥匙。     

美国黑人女性戏剧的话语策略研究

美国黑人女性戏剧的发展见证了黑人女性戏剧家群体不断调整话语策略以应对白人主流意识与黑人男性霸权的双重围困和压迫的历史进程。由于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因素,美国黑人女性地位更加卑微,长期以来被视为"他者中的他者"。然而,这个群体并不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在经历了创作视野逐步拓宽、创作主题日趋多元的话语书写历程后,美国黑人女性戏剧日益走向成熟,从而确定了自身的话语地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女性戏剧所取得的成绩已得到美国乃至世界剧坛的认可,成为美国黑人文学研究发展的"崭新的能力中心"。从话语策略这个维度对其进行研究,不仅是对黑人女性不幸遭遇的探讨,也是对整个美国文学的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把握美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性,从而洞察美国社会的历史传承。     

"仁者"的自得与落拓--论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

孙犁的文学创作体现着作者复杂而深刻的文化世界———“仁者”的世界。他的家庭出身、生活和文化经历等 ,造就了他的文化品格 ,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他在“文革”前的创作是处于“仁者”的常态 ,在创作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 ,在艺术风格、审美特色上 ,都体现出这一文化特征。“文革”对孙犁的生活和创作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使他的“仁者”特征呈现出变异和扭曲 ,并有所缺失 ,但核心始终未变。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 ,折射出时代政治文化的嬗变轨迹。     

别样的“成长”——解读孙犁抗战小说的一种角度

孙犁的抗战小说由于描写了根据地人民在抗战中的成长历程可以被归入广义的“成长小说”,然而,在这种集体性叙事中却潜藏着更多的个人的声音。由于两种声音的矛盾冲突,孙犁的作品在主流文学中呈现一种边缘景象。当年对于他作品的评价,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让今天的我们真切感受到意识形态力量对于文学的介入。     

别样的"成长"--解读孙犁抗战小说的一种角度

孙犁的抗战小说由于描写了根据地人民在抗战中的成长历程可以被归入广义的"成长小说",然而,在这种集体性叙事中却潜藏着更多的个人的声音.由于两种声音的矛盾冲突,孙犁的作品在主流文学中呈现一种边缘景象.当年对于他作品的评价,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让今天的我们真切感受到意识形态力量对于文学的介入.     

主流文学的话语空间与文化生态的合理构建--以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文本《时代英雄》为例

鉴于目前大众文学事实上的强势地位,茅盾文学奖在遴选作品时适当考虑文学的社会功用,有其殷切的现实要求和深远的理论背景。因为不同形态的文学有不同的目标诉求及存在价值,提供合适的条件让它们共生竞长,是文学的需求也是社会的要求。但主流文学要获得足够的话语空间以促使文化生态的平衡,关键在于提高作品的艺术品位、让意识形态话语与审美话语相互渗透。而这既需要创作主体自身的修炼,也离不开评论界客观公正的品评与引导。     

试论孙犁的现实主义文艺观

孙犁是一位创作与理论并重兼长的作家。他在四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不仅写了大量优美动人的文学作品,而且写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批评文章。他在中学学习时就写了关于《子夜》的评论,发表在开明书店办的《中学生》杂志上。抗日战争开始后,孙犁结合斗争的需要,先后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文艺学习》(即《区村和连队的文学课本》)等理论著作。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孙犁又写了不少理论批评文章,汇集成《文学短论》一书。从1956年到1976年,“十年废于疾病,十年荒于动乱”,基本上没有写什么东西;但当他重新提笔以后,又写     

民间与庙堂的融合与疏离——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从民间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可以看出,最具民间意识的赵树理的创作与解放区规范的庙堂文学是一种既融合又疏离的关系.具体而言,在文学形式表层上,赵树理采用的民间文学形式很好地融合于解放区提倡的文学民族形式,但在思想精神深层面上,赵树理以表现人性启蒙思想的文学与功利主义的解放区文学又是疏离断裂的.从民间角度来重新审视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可以更加全面把握两者关系的本质,对长期以来把赵树理看作解放区文学代表的观点做出如实的纠偏.     

主流话语的生活化表达——《三里湾》话语类型与文本构成分析

本文认为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中的生活化叙事与民间话语形态的采用并非是基于他的民间立场,而是将实现主流话语的斗争性方式转化为生活化的叙事,同时利用启蒙话语和民间话语中与主流话语具有同构性的因素来结构文本,通过主流话语对其它话语的渗透,从而实现“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一意识形态审美化的创作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