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康德黑格尔见识不大——章太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评价及其中西哲学比较

章太炎之所以认为康德黑格尔见识不大,主要理由在于:与康德——于时空有限无限之辨而陷入逻辑矛盾,又因欲摆脱矛盾而主张主观时空观不同,中国哲学则从没有陷入这种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与康德讲德福一致必设置上帝之存在不同,中国哲人以"依自不依他"之说来唤起人的道德自觉,更具有洞彻道德之本质乃人类精神之自律的深邃眼光;与康德在物自体面前止步不前不同,中国哲学则能超越分别智达于无分别智以证悟本体;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必达于尽美醇善之区"的"终局目的论",不合乎"善亦进化,恶亦进化"的历史实际;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论是一种"陵藉个人之自主"的学说,与此相比,我国的庄子哲学才是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与黑格尔以文野之辨来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张目的观点不同,"以齐文野为究极"的庄子"齐物论"则具有价值论的合理性。章太炎对中国哲学之大智慧、大见识的阐扬为熊十力、冯友兰所继承,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批评发杜威、罗素、诺斯罗普反思德国古典哲学的先声。     

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对王船山的评述——兼论章太炎对王船山思想的继承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也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激进分子。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中,章太炎是对王船山评述最多,也最为推崇的学者之一。在章太炎对王船山的评述中,主要集中在对王船山的民族思想、王船山的历史观,以及对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的比较等三个方面。出于排满革命的需要,章太炎不但高度评价了王船山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气节,同时在民族思想、进步的历史观等方面继承和光大了王船山的思想。     

补偏救弊的反省:章太炎对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批评

章太炎与梁启超、胡适等人都是近代中国科学化新史学的倡导者。但在新史学发展进程中,借鉴和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以西方史学为样板革新中国史学出现了一些偏差。章太炎对此有所警惕与反省,不断批评新史学的偏弊与缺失,为科学化新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现代性的乌托邦——章太炎对进步理念的解构

现代性在历史观念上承载着进步主义的理念,它认为进步是必然的、普遍的,而且相信进步必定能臻于一完美的境地。自严复《天演论》以后,进步的理念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观念法则。章太炎通过历史实证的分析以及佛学义理的诠释,对进化论背后的目的论、决定论以及乐观主义都给予了系统解构,最终解构了作为现代性核心观念的进步理念。章太炎对进步理念的这一系统解构,不仅以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否定了此岸理想国的可能性,而且也为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提供了一条区别于"传统与现代"的现代性批判路径。     

重思晚清士人对黄宗羲的批评——以朱一新和章太炎为中心的探讨

黄宗羲的学说在晚清引起广泛关注。时人或从儒家民本思想的角度对之进行阐发,或借之宣传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在朱一新与章太炎看来,黄宗羲的学说值得商榷。朱一新主张分析政治问题应通盘考虑,全面审视某一新的制度能够被实践的前提条件、配套措施,以及施行之后是否会出现新的流弊。章太炎强调认识政治问题不能忽视社会经济结构,尤其要关注在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中从事政治活动的群体是否为既得利益者。对于政治变革的关切构成他们批评黄宗羲的基本出发点,相关言说反映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国粹与国学——评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中国近世的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是国粹学派的重要人物,又是第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学大师。他是从固有的学术观念来保存国粹,提倡国学的。他以为国学的内容即是儒术和读经,治国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小学而研究经学。他所理解的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古文经学派的经学,其治学目的和途径是遵循古文经学派的道路。由于受国粹派保守思想的影响和古文经学派门户之见的局限,章太炎在有关国学论著里表现出复古的倾向．他不是以求真的态度来对待新资料和新学科的,由于好奇和恶新使其治国学的道路陷于困境与歧途,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留下深刻的教训,     

以佛庄证孔——章太炎道佛视阈下的儒学解读

以佛庄证孔,是章太炎借道佛义理解读儒家经典、融通儒释道的方法之一.他以“齐物”、“布施”证“忠恕”,以“无己”、“断人我法我”证“绝四”,以“有待”、“缘起”证“天命”等,一则说明儒释道之间具有贯通性,二则恢复了曾经被他贬低的儒学的地位.     

对鲁迅与章太炎的联系及其“五四”意义的再认识

章太炎与鲁迅对浙东学术思想的承续性发展,显示着"鲁迅与章太炎之缘"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变革中的文化意义。章太炎与鲁迅所确立的"取今"与"复古"的变革取向及其对"魏晋文学"观的选择,构筑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发生的"浙东文化"背景。     

国学之统宗与国渣——论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

章太炎晚年治国学由求真转向致用,强调国学的目的是修己治人。他从儒家经典中选出《孝经》、《大学》、《儒行》和《丧服》,称之为“四经”,以为它们乃六经之要旨,万流之汇归,国学之统宗,以此提倡儒家的孝道、礼制和伦理道德,试图改变世道民心。“国学之统宗”即使在国粹派中也并未得到认同,它在国学运动新倾向成为主流之后是国粹主义存在的一个极端,是最“国渣”的典型。我们回顾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对于认识近年国学复兴出现的国粹倾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国学之统宗与国渣——论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

章太炎晚年治国学由求真转向致用,强调国学的目的是修己治人。他从儒家经典中选出《孝经》、《大学》、《儒行》和《丧服》,称之为"四经",以为它们乃六经之要旨,万流之汇归,国学之统宗,以此提倡儒家的孝道、礼制和伦理道德,试图改变世道民心。"国学之统宗"即使在国粹派中也并未得到认同,它在国学运动新倾向成为主流之后是国粹主义存在的一个极端,是最"国渣"的典型。我们回顾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对于认识近年国学复兴出现的国粹倾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鲁迅的"魏晋文章"与章太炎——论鲁迅思维与文风的形成之二

鲁迅"魏晋文章"风格的形成,源于他早年在越地对"魏晋文章"的喜爱.章太炎则提升了他对"魏晋文章"的自觉,并以一种既严密锋利又博大深厚的文风,影响到鲁迅对于"魏晋文章"的传承与发扬.     

论王国维“境界说”对传统“境界说”的继承与发展

王国维是“境界说”的集大成者,他所建构的以“境界”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植根于我国传统“境界说”,吸收“兴趣说”、“神韵说”、“情景说”之思想精华.同时,王国维的“境界说”较之传统“境界说”又有所发展.它深受康德“审美超功利”与叔本华“唯意志论”的影响,尝试克服传统“境界说”没有解答“境界”产生过程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对“境界”的范畴、形态进行了论述,使“境界说”具有了现代美学的色彩.     

荀学在晚清的历史命运——以晚清政府、谭嗣同、章太炎对荀子的态度为例

清朝晚期,荀学由学术领域步入了政治领域。无论是满清政府,还是维新派的谭嗣同,以及古文经学家章太炎,都无一例外地拿荀子做文章。晚清政府实行科举改制,把荀子作为最高层次考试的题目,以期选拔出符合现实需要的人才,来维护自身的统治。与此相反,谭嗣同主张变法改制,他把荀子看成是封建社会纲常名教和君主专制的思想工具,予以激烈的批判。同样是反对满清政权,章太炎却尊荀,标举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实行渐进改革。荀学积极作用于社会现实,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总之,无论是排荀还是尊荀,都不仅说明了荀子思想的丰富性和多面性,而且说明荀子在晚清的命运关乎时运和政局,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     

论严复与章太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

严复与章太炎都是近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严复以传播西学闻名于世 ,章太炎则是名垂青史的国学大师。最近 ,我们发现俩人之间有许多交接点。倡西学者兼论国学 ,讲国学者也采西学 ,有时不谋而合 ,殊途同归 ;有时水火不容 ,针锋相对。研究严复与章太炎的重合思想 ,有助于深刻认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流程。《天演进化论》与《俱分进化论》近代西方国家的进化论传入中国 ,成为思想界的进步学说。严复与章太炎从不同途径接受了进化论观点 ,而且各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严复的《天演进化论》与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代表了他们的进化观 ,反映…     

“假复古之事业，寄革命之精神”——论章太炎的魏晋学术思想与其民族主义观念之渊源

作为清末民初时期著名的学问家兼革命家,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其民族主义思想的立场始终息息相关。“假复古之事业,寄革命之精神”,是他在其时西学浪潮滚滚而来之际大力提倡国学的隐衷所在。而他对魏晋时期的学术思想之所以给予高度赞赏,除了因为这一时代与当时社会背景颇多相合之处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章氏本人一贯的种族革命立场使然。     

杜威在西方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与康德和马克思的比较

在西方哲学史上,明确提出自己在哲学上实现了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有康德和杜威。康德的革命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性,对笛卡儿以来的自我(主体)中心论作了重要改革,使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转向获得了一种较完备的形态。杜威的主要贡献则在于总结了近代实验科学的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哲学,揭示了认识论转向后形成的康德等近代哲学的片面性,明确反对以自我为中心,要求代之以自我与环境、心与物、主体与客体等的相互作用为中心;而这种相互作用就是人的经验、生活、行动或者说实践,在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杜威由此明确地论证了西方哲学的实践的转向,比康德的革命具有更为进步的意义。杜威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具有某些共同之处,但二者在阶级基础和理论形态上存在原则性差异。     

现代中国语言变革的文化逻辑之争——重审吴稚晖与章太炎“万国新语”论战

1908年前后,吴稚晖与章太炎分别以《新世纪》和《民报》为阵地,就"万国新语"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双方具体文字改革意见分歧背后,折射的是中国语文两种变革逻辑歧异,即"文化世界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线性进化"与"俱分进化"的文化路线抵牾。冲突双方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成为现代中国语文变革史上的独特风景。矛盾一直延伸整个现代时期,其模式也成为激进与保守的基本样态。激进者强调语言文字的工具性、通用性,夸大符号的任意性;反对者则以人文性、独特性相反驳,两造之间既是具体思路的交锋,也是文化态度的对话。争论双方自然各有偏颇,但其争锋仍不无思想价值:它不仅为现代语文改革提出了元问题,而且为现代文化革新提供了价值张力。     

历史叙事与政治文化认同——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论再检视

在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当中,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论颇具特色。这一观点强调历史的动态过程,强调制度、疆域、人的活动与融合,对于形成民族意识与民族记忆的重要性,而历史则是维系这种认同,并赋予其政治与文化内涵的最主要载体。他之所以在清末提倡历史之学,归根结底肇因于此。同时他的这些思考也贯穿于他在清末与立宪派的论争当中。章太炎此论,在民国学界虽少有回声,但柳诒徵与钱穆的史学思想,从论述框架来看,则与章氏颇为相似,此一脉络,实为理解现代中国史学发展与民族主义思潮变迁时不容忽视的线索。     

王船山对饶双峰《孟子》说的批评与接受

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对朱子再传饶双峰的《孟子》说加以深度剖析,从解经方法上严厉批评饶双峰过于分析的区别法“自误误人不小”,简直是“石田中求罅隙”;在理气观上,船山倡导理气不相离、理势不可截然分的理气相因观;在人心论上,船山严格辨析真心、本心与佛老之别,对双峰以人心为仁之解极表赞赏;在仁与礼乐、仁与不仁、孝与义等问题上,船山提出新的看法,批评双峰“谕父母于道”说违背了孝道精神。船山对双峰的反思与接受,表明船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对朱子后学继承与批判之上,朱子后学构成船山思想的重要来源,显示出船山学的朱学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