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概念策略

目前,不同研究对司法裁判可接受性概念的表述差异明显,且均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在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视域下,任何类型的案件都可能成为其评价对象,裁判者之外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裁判受众。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评价需要对裁判属性、受众态度等因素予以全面考量。司法裁判可接受性评价无法保证受众对裁判的接受,只能提升受众接受裁判的概率。因此,更为适切的概念表述应为:司法裁判可接受性是在综合考量裁判属性、受众心理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受众接受裁判可能性的预判。完善后的概念将司法裁判可接受性定位为司法裁判合法性的有益补充,不仅纾解了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与合法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提升了司法裁判可接受性概念与现有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的协调性。     

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法社会学之维

基于法社会学的民间立场与法律接受理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实际上是接受主体、接受对象和裁判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接受对象来说,司法裁判活动既是形式逻辑的认识过程,也是含有价值评价因素的实践认识过程。就接受主体来讲,除了利益考量和理性权衡之外,司法裁判还必须考量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律制度的普遍期待。就裁判主体而言,要使司法裁判具有可接受性,需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秉持公平、公正的立场,以及对各方当事人的亲和性。法治乃全体国民之事,司法场域更是法律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交汇与交流的平台。只有围绕无数的司法个案,经历法律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长时期的相互进入与纠缠的过程,中国的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才能真正地落地生根,司法裁判才能在个案与整体两个层面具有更大的可接受性,真正为社会公众所认同。     

论司法裁判中的说理

司法裁判的本质在于提出解决纠纷的处理意见。既然提出意见,就必须对其正当性予以说明,讲出理由。说理作为一种对处理意见的证成活动,自然有其主体、客体、素材、方式、方法等要素。同时,说理的规范化必然依赖于各种程序制度的保障。     

论司法裁判过程中司法的克制主义

法律文本的含义是具有客观性的,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法律解释必须充分尊重法律文本含义的客观性,法律文本的含义有一定的范围.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应该奉行司法克制主义的法律解释立场,由此而言,我们需要捍卫司法裁判过程中司法的克制主义.     

刑事裁判可接受性探析:法官之如何思考

从根本上说,受众对刑事裁判的可接受性取决于法院的裁判,而裁判来源于法官,因此,以法官为切入点,探析法官裁判的思维过程及影响其裁判的因素是研究刑事裁判可接受性问题的前提与关键;对这些因素的改造和完善是提高刑事裁判可接受性的根本路径。     

博弈论视角下司法裁判进程分析

博弈论作为一个研究理性人的互动行为或是研究交互决策的理论方法,用于分析司法裁判具有可行性和很大的实用价值。在司法改革中,博弈论的引入有利于改革者准确地理清在改革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各利益群体复杂的利益关系及其相互间的冲突与博弈,通过对不同利益群体可能做出的行为及其结果进行分析与衡量,并在各利益方的冲突中寻求可能的合作,选择最佳的策略以使改革将带来的成果达到帕累托最优。     

论社会舆论对司法裁判的影响

司法实践中当司法案件成为舆论焦点后,法院的司法裁判往往很被动,本文从参与构建社会舆论的基础及分析社会舆论缺陷和对司法影响的现状来阐述。     

法律规则与司法裁判关系探析

法律是作为规则体系的“准实在”,司法活动需要在规则的教义性和救济性中予以把握l同时规则的正当性和回应性应在司法过程中生成和证立。因此,有必要区分制定法规则和判例法规则,并认真对待它们之间的功能区别和价值关联,以圆满地实现法律的正义承诺。     

我国司法裁判中法律解释的完善途径

为了证明司法裁判的正当性、解决案件实体问题、救济个案当事人,在司法裁判中必须对概括抽象的法律进行解释:针时我国司法裁判中存在的对法律解释的不当制约,提出对其解除的方法和时合理制约构建的可行途径,以期完善我国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     

司法裁判与情感

指出随着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大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司法裁判问题,尤其是媒体积极关注的一些案件往往引起人们的激烈争论,有时这种社会舆论也会对最终中的司法判决产生重要影响,司法裁判已经不是一个简单法官适用法律条文断案的问题,人们的情感因素也添加其中;分析了司法裁判到底是否应该考虑情感因素。     

司法裁判吸纳民意机制之建构

司法裁判领域中的民意存在的问题有：民意表达欠缺合理性基础、正当的民意表达与不当干预并存、法院对如何处理民意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有必要建构一个司法裁判吸纳民意的机制,从民意书的主体及表达方式、民意书的提交与公开、法院对民意的回应等方面规范民意对司法裁判的影响,尽可能多地在司法裁判中吸纳合理的民意成分,确保司法裁判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公正。     

论责任保险对侵权诉讼司法裁判的影响

随着责任保险的日渐盛行,越来越多的侵权行为人受到责任保险的保障。在处理侵权纠纷时,法官逐渐意识到侵权人背后的保险公司拥有更深的口袋和更大的赔付能力,并且在对侵权人义务范围的判定、赔偿数额的评估等方面已经把责任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政策纳入司法考量范围。充分认识责任保险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以及影响方式对于我国侵权责任体系的完善、商业保险制度的发展乃至整个司法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行政诉讼电子证据司法裁判研究

通过对行政诉讼实务中电子数据证据的运用情况、法院对于电子证据的审核认定规则以及电子证据行政诉讼案件的法律适用的研究发现,在行政诉讼司法裁判中,涉及电子证据的案件数量巨大且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电子证据受到质疑或者成为法院审理焦点的案件却很少。在电子证据案件的审核认定中,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很少成为法庭审理的焦点。在法律适用上,能够作为电子证据案件依据的行政法规范太少,已有的规范或者过于简单,或者效力等级低,适用范围狭窄。公共行政管理中电子证据取证和运用的规则有待完善。     

司法裁判规范的证成分析

作为法律三段论大前提的裁判规范应当是一个经过严格证明合乎法律并对某具体案件事实具有规范作用的命题,它是裁判者衡量或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有无违法的重要尺度,是决定当事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和根据。然而,法律条文中的法律规范不是针对某一具体案件,具有抽象性、模糊性,不能直接成为得出判决结论的正当理由,因而在法律推理过程中应当运用某种有效方法对它进行证成,使之既具有合法性又有合理性。裁判规范融贯性的证成需要一种旨在达成合理共识的论证程序。只有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才有实现融贯的可能。     

民间合会纠纷司法裁判的差异及其消解

合会是我国传统的一种民间资金融通方式,在当前经济建设中,具有促进民间资本融通、为农村建设和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等功能。然而,由于我国合会法制缺失、合会法律地位不明确,使得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合会的民事纠纷时,裁判结果差异较大。因此我国应当在调查合会运作习惯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立法,以消解司法裁判的差异。     

司法三段论构建中的价值判断——兼论司法裁判如何形成

价值判断存在于立法过程与司法裁判中。立法上的价值判断是权利义务设定的基础和方向,司法裁判中的价值判断是补充和延伸。司法裁判中的价值判断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对立法上的价值判断的认同与选择,需要与法律中的价值和精神相一致,因而具有一定客观性。司法裁判的过程即司法三段论构建的过程,其大前提裁判规则和小前提案件事实的构建都离不开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司法三段论运用或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司法共识如何形成?——基于判决的可接受性

作为法律方法在司法过程中运作的起点,源于主体间性的共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例如,它可以防止法官的恣意裁判,等等.司法共识的形成从主体路径上可以分为法官释明和两造协商两种,前者主要通过释明权制度来体现和运行,后者则包括了多种方式和形式,在不同的部门法中有着不同表现.司法共识的最终目标是提升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     

法律与道德之争:泸州遗赠案的司法裁判研究

关于泸州遗赠案,存在着规则论与原则论之争.法官是依法裁判还是依道德裁判,在疑难案件中是否存在客观正确的裁判,他们虽在具体结论上针锋相对,但在法的概念论上都持实证主义的立场,即都排除了道德.法律实证主义无法回答裁判疑难案件的合法性难题.德沃金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司法的合法性来自于在整全上对法律所作的最佳解释.相比较而言,德沃金的理论虽有缺陷但更值得赞同.一个司法裁判,只有在对何为法律的整全最佳解释的问题上付出令人尊敬的努力,才配得上合法的名誉.泸州遗赠案的合法性之所以遭到质疑,正是因为它没有给出用以证明它是建立在对法律的整全最佳解释基础之上的任何依据.     

司法个案裁判如何回应公众意见

司法改革必定在刑事裁判与公众认同的复杂关联中跋涉前进,刑事司法裁判需要公众认同,公众对司法公正往往有更高的期待,这就为公众意见进入司法开辟了理论与制度通道。公众意见是一柄双刃剑,运用得当,则司法与公众两得其利;运用不当,则司法与公众两受其害。面对公众认同危机,司法的积极回应比消极逃避更重要,回应既包含着接受,也包含着引导。现代司法要始终坚持一种外在的眼光、开放的立场来思考个案的公正裁判,即发掘司法的核心精神,尊重公众理性的意见表达,为个案裁判注入道德内涵,让公众感受到司法正义。同时,司法应缩短而不是加大法律与社会生活的距离,司法必须重视公众意见,深入挖掘法治的核心精神,应当重视法理思维,为司法注入一定的道德内核,并实现由接受者到回馈者乃至引导者的角色转变。     

司法权威与裁判文书的论证改革

司法不仅能定纷止争,还可稳定社会。但司法目的的实现要依赖司法权威,而裁判文书又是司法权威的最终载体,因此司法要使人信服,就必须加强裁判文书的论证力。针对现行裁判文书模式与实践,认为应从证据和事实、裁判理由、法律适用这些方面强化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