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精英主导下的“三位一体”村治模式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精英来治理的。由精英主导村庄治理,并不与“村民当家作主”有必然的矛盾,相反,村治精英引导了村庄民主的发展,而村庄民主实践也为精英的培养提供了舞台。民主的要义并不在于由谁来掌握权力,而在于权力是否用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因此,要保证精英主导下的村庄治理的民主取向,需要构建起村干部、草根志愿性组织以及村民“三位一体”的村治模式。     

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的关键

农村社会和谐的构建关键在于村民自治的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它要在旧的体制中生存和发展必然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为此,在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中,要解决好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主体、村“两委”之间存在的矛盾;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要从制度和体制的层面理顺和协调好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主体之间、村“两委”之间的关系,积极促进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基层自治“内卷化”与农村社会工作的结构性困境

当前村民自治的“内卷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乡政府及村组织的“自利性亢奋”,即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管理与服务意识淡漠。在这种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进入村庄可能会卷入这种结构性矛盾之中,其专业的理念和价值与基层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相悖,进而陷入合法性危机当中。在政府强势建构的背景下,社会工作嵌入行政体制以获得合法性认同显得尤为重要。所以,面对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困境,社会工作机构可以寻求较高级别政府部门的支持,对基层政府的“不合法”行为进行规制,为服务项目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村庄次组织的培育与村民自治的成长

村民自治和村庄治理面临的种种困境需要寻求新的组织资源以保证村民自治的价值理念在农村中落实。村庄次组织的发育和成长,不仅不会取代村委会组织,成为村委会功能发挥的障碍,相反,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民主合作体制,有利于基层群众建立基层政权民主制衡机制,保证村委会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村委会组织向村民自治精神回归,村民自治的成长空间在这种民主合作中也得以拓展。同时,还有利于更好地为村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农民维权提供制度化的渠道和组织化的力量,促进村民利益最大化,实现村庄善治。     

论能人治理型村庄的领导体制--以浙江省两个能人治理型村庄为例

能人治理是一种独特的村庄治理类型.A、B两村均由经济能人主导村治,村级组织一体化,统一在党组织特别是在党支部书记的主导下共同实施对村庄的治理,属典型的能人治理.但具体的领导体制模式有差异A村实行集中决策、分权管理;B村为集权统一型.两村领导体制的实际运作明显偏离了国家制度安排(1)领导集团的结构与功能改变;(2)领导集团的内部关系和运作方式变异.因此,应该理性地认识人民公社制度对农村治理的影响,尊重农民群众的创造和选择,以"适应性"为标准评价实践中的村庄领导集团模式,根据治理绩效认识领导体制的实际运作与制度的偏离.     

富人治村的类型与机制研究

富人治村在目前已是普遍现象,可以分为经营致富型、资源垄断型、项目分肥型、回馈家乡型等四种类型。前三种类型具有典型性,有着不同的具体机制。经营致富型富人治村隐含政治排斥,富人通过塑造“不用家财补贴集体就没有参政资格”的政治氛围,使普通村民丧失被选举为村干部的机会;资源垄断型富人治村依赖派性结盟,富人通过与“混混”势力联合,垄断村庄公共事务,以暴力威胁使村民噤声;项目分肥型富人治村导致精英俘获,富人通过社会关系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项目投入,从而获得村庄公共事务的支配权,使村民被动或主动地远离村务。不同类型的富人治村都产生了负面效果,削弱了村级民主,破坏了民主的外部环境,因此需要反思相关政策措施和话语。     

村民自治:价值和困境——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

村民自治是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自实施以来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村民自治却不得不面对"两委"矛盾凸显、选举"乱象"、村民代表会议难以召开、村务公开存在盲点、自治权与行政权冲突等诸多困境.在<村组法>修改之际,笔者重提其应具有的民主启蒙和权利觉醒的价值.并提出了要重视"家庭"的作用、把村代会与村委会的任期错开、做实村民监督机构等措施.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草根如何抗争：一项关于草根型意见领袖的个案研究

在有关农民抗争研究中,大多表现出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事实上,草根型意见领袖并不必然具有被精英主义范式所强调的所谓“权威”、“地位”、“权力”、“魅力”,更不是由外界进入的社会精英。这些草根型意见领袖所拥有的,只是行动网络,以及网络中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研究发现,草根型意见领袖通过运用网络结构与资源来实现其意见影响力的逐级扩散;草根型意见领袖所发起的网络行动之最终成败主要导因于其建构的行动网络之特质;草根型意见领袖的意见影响力具有事件特殊性而不具有村庄普遍性;草根型意见领袖的意见影响力嵌入于并受制于村庄社会关系网络;草根型意见领袖所发起的网络行动可能导致村庄社会网络的重组。     

论村级民主监督的内容、困难及其应对

村级民主监督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和村民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为主要内容.现阶段村级民主监督制度在村治运作过程中举步维艰,存在村务公开难等问题.要通过完善村务公开制度、提高村民素质、开好村民会议、理顺"两委"关系、强化村支部对民主监督的支持和保障作用等措施走出困境.     

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以宁夏Y市郊区巴村为例(英文)

国家与农民对于村干部选举和村庄的公共事务有着不同的目标和考虑,在此背后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和“村庄政治”的区分。农民对村庄政治关注的直接结果是使农民的日常交往行动带有很强的工具理性色彩,从而使村庄政治与农民的日常生活交融,出现“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现象。而且,恰恰是因为村庄政治的存在,农村妇女才可以像男村民一样,通过日常交往去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并得到村落社区的承认和肯定。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这样的视角去关注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从而发现村庄政治背景下农村妇女公共参与的特点,以深化认识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     

弱选举竞争的形成机制与乡镇干预——基于鄂西Z村的个案考察

民主选举制度并不必然带来村庄选举的强竞争。实地调研发现,村庄选举的弱竞争构成了中国绝大部分村庄选举的主导样态。城市化背景下,村庄的去精英化、村庄社会结构的碎片化、村庄公共利益与村民个体利益的弱关联化,是形成村庄选举弱竞争状态的主要原因。村庄选举的弱竞争可能造成村庄有效治理主体无法生成。为了保证村庄治理队伍的有序更替,乡镇往往通过构建制度化的后备干部遴选机制、非正式的村干部退休机制、村干部待遇提高与晋升机制对村庄选举进行干预。但这些机制又带来了村民自治消解、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意外后果。因此,如何平衡乡镇干预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雾霾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雾霾污染考验国家治理的行动模式,公民参与雾霾治理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现实必要性。在当前雾霾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面临的困境包括"搭便车"行为与"囚徒困境",信息不对称、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不完善,个体行动乏力,缺乏法律保障、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等。公民个人应当树立环保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在源头上直接参与雾霾的防治,进而参与雾霾的公共治理活动。政府要建立大气治理信息共享渠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多种信息收集渠道,汇集对大气治理的意见和建议;把公民参与纳入环境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公民参与的延伸与拓展,也是促进或推动公民参与雾霾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应发挥其组织和专业优势。此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也是雾霾治理的合理模式。     

村庄治理中的传统组织与民主建设——以宗族与村庄组织为例

在宗族型村庄,某些自发的非正式组织如村庄、宗族等自治组织按民主—自治的规则治理着底层乡村。虽然其自治结构与运行质量尚是初级的、"原始的",但却表明了农民对民主—自治的内在意愿与实际能力。乡村的宗族等传统组织资源,不仅不是社区公共治理的障碍,相反有可能成为民主—自治的基础。不过,宏观体制与政策,如政府对资源的垄断、不允许农民自组织起来的政策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的行政化约束等,都严重地制约着农民的组织和治理能力。因此,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和治理能力,还应该进行政治上的进一步改革。     

关于村民自治主体性的若干思考(英文)

作者把村民自治当作一个独立主体放在农民—国家关系框架下进行考察,通过党—村关系与乡—村关系两条脉络的维度刻画当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二元悖论”困境,把握村民自治内在的首要矛盾和基本特征,分别从残缺式产权、服从型民主、非决策参与及输局博弈等方面阐发村民自治主体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及其在农民—国家关系中被动、单向、内敛的地位,并从内在权利与外在权力之间的关系视角提示出这种地位产生的根本原因。     

走上乡村政治前台的 "城归"精英

乡土社会底层的村庄历来是乡村精英活跃的大本营。在村治实践领域,乡村精英不但为地方政府所看重,亦被学术界视为研究乡村政治结构的切入点。 尽管目前国内学者对乡村精英的界定见仁见智,但其基本内涵还是较为一致的。一般认为,乡村精英具有如下特征:在村庄中拥有比较优势(如经济资源或人际关系等);拥有一定地位和支配能力;对村庄的变化和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等。而关于村庄精英类型,学者们对此的划分也不尽相同。如贺雪峰等认为当代村庄精英可划分为传统型精英和现代型精英两类(贺雪峰,2000)。项辉等则认为可以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以及社会精英三类(项辉,2001)。而目前主流的分法则是金太军、仝志辉、吴毅等提出的体制内与体制外精英或治理与非治理精英两分法(金太军、仝志辉、吴毅,2002)。此外,樊平又对体制内精英进行了两分:一是代表自上而下的体制性权力的村党支部,二是代表自下而上内生性权力的村委会。然而,从目前乡村社会的具体情形来考察,“乡村精英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目标明确、行动一致的群体,而是利益不同、层次不同、组织状况不同、目标不同、道德水准参差不齐、影响力大小有别的个体和群体”(孙秋云,2003)。也正因如此,任何一种对于乡村精英类型的划分也都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农村宅基地有偿取得与土地分利集团的崛起——以浙北D镇为考察对象

村组织是体制性宅基地治理单位,其与宅基地资源治理单位边界的不重合,埋下了宅基地取得过程中权力寻租的萌芽.一方面,乡村经济发展带来宅基地强财产属性;另一方面,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存在瑕疵,乡镇一级具有强烈的地利谋取冲动,宅基地有偿取得成为乡村治理主线.乡村组织与富裕阶层结成土地分利集团,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宅基地分利秩序.这带来村庄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挤压了中下层村民的居住权益.无权者为争取生存尊严"出气"式维权,带来了乡村的再政治化及深刻的治理危机.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决策应正视和保障大众的居住利益.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其发生与发展应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外部性力量,是无法建构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继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之后,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村民自治的“登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公社体制废除后的村民自治制度,其实质是党支持农民当家做主,在农民的主动参与中确立其主体地位,并将分散的农民吸纳到国家体制中来,以此建立对国家的认同,达到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我管理的协调,从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制度—示范—创新是村民自治进程的基本运行逻辑,这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性,又充分尊重社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中国的乡村治理体制也需要相应的转型,对各种权力资源和治理机制加以整合,实行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共同治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历史变迁、发展逻辑与优化路径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是加强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经历了萌芽探索、政策提倡、全面推行三个阶段，从地方自主探索到国家顶层设计，逐步规范化、全面化，研究其历史变迁、把握村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变逻辑可为其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历史经验。采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从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和动力机制三个方面对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梳理发现，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进受到政府体制、经济发展与观念认知的深层结构影响；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效应影响变迁路径，形成路径依赖；党的领导强化、地方探索经验累积和基层治理需求扩张提供动力机制。未来，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应重塑制度环境，完善村级选人用人机制，做好“一肩挑”干部培训工作，健全权力叠加的监督制约机制。     

村庄合并后农村社区自治的挑战与对策——基于Q市村庄合并后的G社区的调查

农村社区自治是现阶段我国大规模村庄合并后出现的新的治理方式。它超越了地域边界为基础的村治模式,是以社区居民生活为基础形成的全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自治模式。在治理方式转变过程中,产生了社区性质职能定位、民主选举、社区自组织发展、资产合并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何应对村庄合并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变"村民自治"为真正的"社区自治",对适应农村社会变迁、探索农村社会自治实现形式、推动农村社会治理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