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类文献篇题的称引及其文体称名意义

《左传》引《书》,或径称篇题,或以“《书》曰”“《书》云”“《国名+书》+曰”“《国名+书》+有之/有之曰”的形式引入,可反映春秋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习惯。《书》类文献篇题的确立应不早于春秋时期。《书》类文献篇题中的“诰”“告”“誓”“命”,原先都应该是表示行为方式的动词,后向文体称名转变,已有“以体命题”的意味。春秋战国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愈加巩固“诰“”誓”“命”作为文体称名的意义,文体命名观念也得以进一步走向成熟。     

论《左传》的历史观——兼论《左传》神梦巫卜及以成败论人的本质

本文认为 ,《左传》历史观是以“天德合一”为基础的“社稷无常奉 ,君臣无常位”。这一历史观包含三层意思 :一是历史变易论 ,即“社稷无常奉 ,君臣无常位” ,历史是不断的改朝换代史。二是历史不变论 ,即虽然朝代更替 ,江山易主 ,但统治思想和制度—“德”、“礼”却是永久不变的。三是神学目的论与道德目的论统一 ,即历史是天命神意为实现其”美善”道德而进行的有意识的活动。作者通过为其已知的僭主提供神学依据和道德依据演绎了这一历史观。而《左传》的神梦巫卜与以成败论人则是作者对其历史观诠释的必然结果。     

《尚书·无逸》的文体特征及文体学意义——兼谈口头家训的发生与文本的凝定

把早期家族、家庭内部口头训诫的社会行为和话语用文字记录下来,再经过加工,逐渐凝定为家训文。周成王七年周公即将还政成王前,对成王以“毋逸”为主题进行训导谈话,由当时的史官记录下来,后编辑成篇,再编入《尚书》,凝定为传本《无逸》。由于《无逸》文本隐去了叙事框架,于是由一篇叙事之文演变成了论说体文章。《尚书·无逸》所反映的是在家族之内周公以家族长辈的身份,对成王从立身处世、治国理政方面进行教导,用简练的散句来表达丰富的内容,娓娓道来,语重心长,据题抒论,主题明确,家训体的文体特征在《无逸》篇中得以充分体现。《无逸》是现存同类文体的书面文献材料中最早的完整篇章,是现存中国古代最早的专题论说类家训体作品。     

话语建构与文献阐释——读过常宝先生《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

先秦散文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同时也是研究的难点之所在。通过回顾20世纪以来先秦散文的研究,毫无疑问,我们在很多领域已经取得了丰厚的实绩,这是应予以肯定的方面;但同时在许多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不难从最近出版的反思20世纪以来先秦散文研究的若干论著中看出。     

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对相论困境的反思--兼论海德格尔对柏拉图错误的重复

本文从语言分析的角度考察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对相论困境的反思,并进而指出海德格尔正是以同样的方式重复了柏拉图的某些错误.作者认为柏拉图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混淆了名称与对象或者是语词与事物以及对通常的语言形式的误用,从而他在西方哲学中引入了两个世界的概念.这种柏拉图式的二元论是本质主义哲学的根源.     

论《吕氏家塾读诗记》诗史互证的经学特点及其成因——兼论婺学尊古重史的学术传统

《吕氏家塾读诗记》以诗史互证为治经方法,注重以史解诗,借史论阐明诗旨,将史料与诗篇相对证,以诗篇明辩史料之误,从而形成了详审精切的学术特点。但同时吕氏也因过于信赖《诗序》而指摘史料与诗篇不合,质疑甚至误读史料。《吕氏家塾读诗记》这一经学特点的形成,既有汉儒经学传统、二程学术理路以及家学渊源的影响,也深受婺学尊古重史的学术传统影响。以吕祖谦为首的婺州学人承袭并发展了传统诗学,成为平衡宋代诗学的另一股力量,使之不致因一味疑经改经而走向极端,同时为后世《诗经》研究的全面发展存续了生机。     

沈阳市——两项举措 力推居家养老服务——解析《关于招聘居家养老服务公益性岗位人员及建设示范性日间照料站的通知》

沈阳市政府以提高居家养老硬件水平为突破口，将增加居家养老服务人员和加大社区日间照料站投入列入《2008年沈阳市扶贫帮困工作实施方案》，于2008年3月13日下发了《关于招聘居家养老服务公益性岗位人员及建设示范性日间照料站的通知》，理顺了居家养老公益性岗位人员的报名、审查、培训等程序，并对建设示范性日间照料站提出了具体标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与借鉴性。     

春秋行人形象论析

春秋时代是中华文化的滥觞时期。春秋行人是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群体,他们以其特有的知识、智能、思想艺术在春秋时代政治、文化、艺术舞台上一展身手。春秋行人形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能言善辩、足智多谋、勇敢无畏的行人,如郑国子产、鲁国叔孙穆子等,一类为无礼、无识、无智的行人,如齐国庆丰、卫国孙文子、晋国籍谈等。如此众多而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开创了描写人物的范例。春秋行人以其善辩的辞令、大义凛然的品格取得了世人的认同,他们生动鲜活的形象对后世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春秋时期法律制度的变化

春秋时期,以儒、法、道家为代表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法律思想,各诸侯国为适应政治经济的变革与发展,在法律制度上也相应地起了变化,其总的特点是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为中心的成文法在各国陆续出现。新法颁布之后,在各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最终新的法律体系取代了旧的法律制度,从而使中国的法制实现了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转化,使法律真正成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并为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建设起到了保障作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论先秦“誓”体及其契约精神

“誓”作为一种文体,生成于原始宗教祈祷神灵的仪式。先秦“誓”体根据所用礼仪场合的不同,分为祈祷之誓、军旅之誓、会盟之誓、私人之誓、假道之誓、约剂之誓和悔过之誓等多个类型。各种“誓”体的内涵和仪式虽然不同,但其文化功能是一致的。“誓”之行为,是在神灵的监临下限制起誓主体的随意行为,建立、规范、调节人神关系、人际关系,以达到维持和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目的。誓约行为中蕴含了丰富的契约精神,包括神灵信仰、对等原则和信用体系。     

从《左传》看春秋时人的生死观

死亡是生命的终结,对于死亡的态度实则展现着人们生存的精神风貌。春秋时代的人们把死亡看作是一种必然,从而无所畏惧。他们勇敢地选择死亡,平静地面对死亡,直至把死亡演绎成一种生命的美丽。(他们的死亡是勇武的,美的,善的,一如他们鲜活的生命。因此他们是真正的死而不朽。     

春秋时期家臣职权扩展与宗法制嬗变

西周时期小宗世袭为大宗家臣,异姓亦可世袭为家臣,“事保厥家”乃其职责。然至春秋,家臣势力逐渐增强,由西周“事保厥家”的“宗法性家臣”发展成春秋后期“执国命”的“陪臣”。伴随着春秋时期权力下移,家臣权力上升、职能增强且家臣身份也呈现多样化发展。家臣制源于宗法制,在不断调整与完善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要摆脱宗法制的约束,逐渐发展成为后世帝国时期官僚制的雏形。同时,家臣选任及流动的自由冲击了宗法制下世卿世禄的原则,也折射出宗法制下传统社会观念的演变趋势,最终影响到后世“家”“国”关系的构建。     

二十年来春秋史研究述要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与基本内涵发生实质性转变的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成果极其丰硕,对此加以梳理、总结,有助于我们了解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以便以更科学的方式进一步探索。     

春秋晋国中军将浅析

春秋时期晋国军队中的最高统帅称为中军将,中军将不仅在战场上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对国内的政治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晋国20位中军将帅的更替是晋侯与中军家族之间以及中军家族之间的博弈,中军将位荣誉和权力光环的背后充满了刀光剑影,考察中军将帅更替变化的原因、背景和过程,对了解春秋时期晋国政治生态的衍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毛语体时代文艺批评的话语风貌及其影响

毛语体时代的文艺批评深受极性思维与战争文化心理的双重影响，在话语风貌上形成了时代铭纹深重的语体表征：真理在握的言说主体；雄浑连绵的语势特征；简明果决的语句特征。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最高权力体系话语，毛语体并未随着毛语体时代的结束而结束，在话语与实践等层面对当代文艺批评仍有深层影响。     

晋襄公、灵公灭国夺邑系年辑证——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晋灭国夺邑系年辑证之五

晋襄公元年(前627),姬姓滑国为秦所灭,晋取其故地以为邑;二年(前626),晋大夫先且居、胥臣伐卫而取戚以为邑;三年(前625),先且居又会宋、陈、郑之师伐秦取汪与彭衙以为邑;晋灵公四年(前617),晋人伐秦取少梁以为邑。     

《诗经》祈寿观念的文化意蕴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审视周人的祈寿观念的特点 ,即普遍性、强烈性、社会功利性 ,可以发现其间蕴含的丰富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