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学的“方法革命时期”

本文在归纳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过程,提出“方法革命时期”这一命名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该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原动力,该时期的方法特征以及该时期的格局变化和成就。文章强调自50年代以来科学主义精神和科学哲学对语言研究的主导影响,认为在这一影响下,语言研究的方法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认识论进步的标志,它包括认识角度的变更、认识视野的拓展、认识焦点的移动和认识维度的丰富。方法的革命性变化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语言的认识;反映了新学科现象在语言学领域的产生和发展;进而实现了语言研究的人文主义复归,语言学出现了历史性的螺旋式上升。文章还从“方法革命”的角度评述了我国语言研究进展滞缓的主要原因,并着重指出,应该充分利用国外语言研究在方法革命方面所给予的启迪去开拓国内语言研究的新局面,而不是超越这一必需的时期去站在国外研究的跑道上推动自身的发展。     

人类学语言学的发展(上)

人类学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或称“人类学的语言学”)有时也称“人类语言学”,但是有些学者认为,anthropologicallingustics这一术语实际上指的是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从人类的文化模式及文化信仰的角度研究语言变异及语言使用,强调的是人类学和语言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人类和语言     

评申小龙的文化语言学理论——《汉语句型研究》读后

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发生的最有意思的事情,也许就是文化语言学的兴起。80年代新兴的语言学分支学科不少,为什么说文化语言学最有意思?这不仅是因为“文化”这一难以索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的介入给人看来似乎枯燥乏味的语言学平添了几分浪漫的韵味,也不仅是因为申小龙论著中某些不无偏颇的断语或缺乏敬意的措辞可能破坏人们常识或感情方面天平的平衡,更主要的是因为申氏的搞法特殊。不少搞文化语言学研究的人,都认定文化语言学是分支学科和交叉科学,在语言和文化交叉渗透的夹缝中开辟疆场,而申小龙却偏要在汉语的人文性的本体论上立论,认为汉语语言学只能是文化语言学,这已经     

论汉语文化的“意译”功能

本文旨在从文化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通过对汉语“意译”现象的描述,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同化”外来文化的内在机制。第一部分大致介绍汉语中的意译现象:译词的存在、意译的定义以及类型。第二部分以英语作为参照系,说明意译是汉语所独有的语言现象,并从符号学角度论证其原因。第三部分从汉字的表意特征和部首所代表的宇宙分类图式说明汉语的意译现象本身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第四部分以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佛典的汉译和佛寺的中国化为例,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同化和上述汉语“意译”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对应关系。     

从中国地名透视汉族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存在形式,文化内容的特点常常在语言中得到反映。地名属于语言词汇中的专有名词,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的认识成果,积淀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探讨地名和文化的关系是文化语言学的一项研究内容。从地名和思维方式、社会心理的关系来看,中国地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论伯恩斯坦的语言能力观

近年来,随着语言学领域“社会文化”理论的转向,语言学研究焦点由原来的关注句法结构特点和认知特点转移到了交际的社会、文化和语用能力方面.伯恩斯坦对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的观点的质疑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修正与批判,表明其所研究的领域已从语言学范畴的“语言能力”转向社会学意义上的语言使用的“合法能力”.这一转向揭示了伯恩斯坦独到的社会文化语言观,及其对语言本质与社会文化、语言习得、语言教育等相互关系的影响.对伯恩斯坦语言能力观的解读对我国当下研究教育公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社会语言学和方言

日本很晚才使用社会语言学这一名称,据我了解,1973年野元菊雄和江川清在《国立国语研究所的道路——社会语言学》的报告中最早使用了这一名称。社会语言学是研究什么的,根据杉户清树对社会语言学的基本态度和看法可以概括为两点:(一)从使用语言的人和集团与社会的联系上来研究语言;(二)从更大的范围对某语言社会以及个人使用的语言进行研究。索绪尔曾把对语言体系本身进行考察的学问叫“内部语言学”;把和语言体系没有直接关系,对地域广阔的、和社会性用法有关系的语言进行考察的学问叫“外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重     

语言之于人类思维的本体论意义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论题,同时由于这一论题直接关系到人类认识的本质,因而它又是一个常讲常新,受到当代人文科学研究充分关注的一个论题。古往今来各种有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理论,其主要分野在于:人类的思维是否必须以语言为基础? 对这个问题持肯定意见的人认为,语言是思维的唯一载体。“心灵在思想的时候,它无非是在内心里说话,在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我认为思想就是话语,……只不过是在无声地对自己说,而不是大声地对别人说。”(柏拉图)“语言和思想是不可分割的。”(穆勒)“思维必须始终与语言     

论语言学习中的文化因素

本文通过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分析,探讨了文化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作用.语言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文化,文化的传播又离不开语言.要学习语言就要学习相关的文化,通过文化的学习了解语言构成和发展的轨迹,了解由于文化不同形成的思维定势的不同对语言的作用力.文章中作者通过以汉语和英语为比较蓝本分析说明文化因素对语言学习的影响,试图为语言学习者进一步拓宽语言学的途径.     

现代汉语中的语用含糊现象

随着模糊语言学的发展,语言的模糊性已经被大多数语言学家承认为人类语言的重要属性之一。但是,模糊语言学是以静态的角度研究语言的模糊现象(吴亚欣,2006)。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所以我们还要从语用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中的语用含糊现象,主要分析了语用含糊在现代汉语中的表现层面以及它的语用功能。     

论维柯诗性语言学研究方法及意义

文章指出,17—18世纪意大利著名史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维柯,在研究人类文化起源问题时提出了诗性话言学的方法,也叫诗性智慧。这一方法把人类历史和人类语言分别划分为三个时代和三种语言,表明了人类心智和思维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同时,这种方法还从共时性的角度揭示出在所有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的文化一致性。文章还分析了诗性语言学方法的意义,认为维柯运用这一方法,挖掘出词语中储存着的人类历史,破译了许多历史之谜,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实。因此,在剔除了维柯学说中的消极因素以后,他的这一方法是可以为我们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提供某些借鉴的。     

传统文化与汉字关系

一、对近年传统文化与语言关系研究的试评 近年随着学术思想的研究,汉语言学领域内掀起从传统文化角度探讨汉语汉字的热浪,无疑是一种喜人的情景。愚以有限的涉及面观察,这种趋势无外乎两种。其一是以西方当代哲学视角解释中国汉语汉字的学派;其一是传统小学空前活跃、现代汉语难见“柳暗花明”,汉语修辞学方兴未艾、而逻辑学队伍急待壮大,四者的共同动向是经常联系到“传统文化”,“传统思维”而加以研讨,但言之不明。以管见言之,以西方哲学导入汉语言文字者如非“小学”根基欠丰,则显得联系实际汉语言文字复杂现象太少;而后者尽管在论中提到“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民族心理”,但未展开有机的结合论证。所以尽管具备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学者之作,亦时见此憾。传统文化与汉语汉字的缘分究竟如何体现,轨迹若何,人或莫知所明。     

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

在外语教学中强调跨文化交际,要求用社会语言学的基本观点解决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关系、外语教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使用语言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与信念,这些方式和信念的总体决定了人类生活的性质.外语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外语这一交际能力.     

论法律语言的意义和作用——自社会语言学跨领域的视角观察

长期以来,整个法律职业所通用的语言,无论是律师和法官在法庭上的用语,抑或是形诸于文字的法条用语,或与当事人权益有切身关系的法律文件的用语,甚至是法学院课堂上的,较之于一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无疑具有相当程度的特殊性。这点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皆然。自从法律语言学的开山鼻祖DavidMellinkoff教授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题为TheLanguageoftheLaw(《法律的语言》)一书问世以来,无论是法学界、社会学学界、人类学抑或语言学学界莫不从法律语言学视为具有独立生命力的学科出发,开始重视法律语言的社会地位、功能以及属性。无疑地,正因为法律是一门专业性强、技术性亦高的职业,法律语言也就成了一种具有高度专业性和特殊性的语言,象征着一定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但是若试图仅以这点来概括一切,似有见树不见林之憾。本文有鉴于此,不仅立基于传统的社会语言学理论,更试图从“法律论述”(discourseanalysis)理论出发接近该问题,因为“法律论述”关心法律语言作为一种语言变体,其实际运用的场合与情境,牵动着诸多内外在、主客观的因素,一如国外的陪审团审判制度所显示。笔者在本文绪论中提出轮廓之后,接着第二部分再介绍语言的功能和作用并适时引入法律语言。继而第三部分围绕法律语言作为一种“语体”或“语码”(code)或“变体”(variety)的论点,针对诸多相关的社会语言学的复杂因素和理论,进行论述与比较。     

语言与世界观

在人和外在物质世界之间，有一个作为中介的语言符号系统。人是通过语言来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世界对于人不仅有物质性，更有语言性。物质世界和语言世界共同构成“存在”，二者对人的认识都有决定作用。包括概念体系和语法体系在内的语言结构体系的民族差异体现了民族间的思维差异和世界观差异，这种差异反过来又影响到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世界观的形成。“沃尔夫假说”有进一步研究的科学价值。中国文化语言学在语言和思维、语言和世界观的关系问题上的这些基本见解构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观和方法论，它的研究可以拓展语言研究领域，在语言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之间建起新的桥梁。     

功能主义语言学思想略论

功能主义语言学是继索绪尔之后的欧洲学派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概括.其研究特点是从功能的角度解释语言现象.功能主义语言学从20世纪30年代起步到60年代发展壮大,至今已广为应用到社会学、文体学、翻译研究、文学批评和语言教学等领域.纵观功能主义语言学派的思想可以使我们加深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对语言功能的认识和研究过程,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其理论.文章沿着布拉格学派、弗斯学派和系统功能学派为主线来梳理其语言哲学思想,以此揭示功能主义语言学理论的贡献与独到之处.     

施别特对洪堡特语言“内部形式”的哲学阐释

洪堡特的语言“内部形式”现在几个世纪中一直影响着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诗学等众多人文学科的发展.俄国洪堡特研究的代表人物施别特的著作《词汇的内部形式》对洪堡特语言哲学的系统研究被认为是填补了欧洲洪堡特研究史上的空白.施别特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追溯洪堡特语言学理论的思想源泉及评价其理论体系在人文学科发展中的作用,而是旨在揭示洪堡特理论的真正内涵.施别特从哲学视角对“内部形式”进行了语言学、诗学的跨学科阐释,厘清了“内部形式”术语的内涵,区分了“内部形式”和“外部形式”,认为在俄罗斯文献中“内部形式”应用的语境更加宽泛,可以在全部文化哲学的语境中使用,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施别特对洪堡特语言“内部形式”的哲学思考和多学科交叉研究在21世纪的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对当今的语言、思维、文化、心理的整合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试论“三品说”及其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

“三品说”是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丕森(Otto Jespersen)在其名著《语法哲学》(Thephilosophy of Grammar)一书中提出的学说。《语法哲学》是叶斯丕森全面系统地阐述语法理论和语法体系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在语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典著作。该书中的一些重要的语言学观点,不仅促进了英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中的“三品说”就曾成为30至40年代中国汉语语法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学理论。本文试图就“三品说”的基本内容,创立的目的,存在的问题以及“三品说”对汉语语法研究产生的影响作一粗…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盛晓兰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英语阅读教学中最常碰到的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说，语言与文化是一个既相融又互为的关系。语言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没有人类语言，人类文化即无法产生。”①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表现形式。文化是...     

喻体的选择与文化——以汉英隐喻式定中结构为例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跨文化交际的最主要的手段.隐喻作为人类共有的思维模式具有人类共性,但在不同的语言中,隐喻的形式和意义又具有民族个性.共性是跨文化交际的基础,个性是造成交际误解的主要原因.汉语和英语中都存在着隐喻式定中结构,从语序来说,英语中的定中结构包括顺行和逆行两类,汉语定中结构则属于逆行结构;从对喻体的选择上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塑造了喻化过程中的本体和喻体之问的对应关系,因此语言中的大多数隐喻在表现文化特征时,只是部分对应甚至根本不对应.对隐喻的准确理解要求理解者具有一定的跨文化敏感性,适应在不同文化环境中进行有效交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