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治概念辨析

一、地方法治概念的论争与界定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江苏、浙江等省份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提出了建设“法治江苏”、“法治浙江”的目标,进行着地方法治建设的实践。能否使用地方法治的概念(具体化为诸如“法治江苏”、“法治浙江”等提法),理论上存在着否定说和肯定说。否定说认为,这种提法是“法治的行政区划化”,会产生一些潜在的弊害,如“误造”法治的单元体、破坏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导致法治观念的错位、走向法治的“地方割据”、消解法治的宪法基础。否定说进而认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法治下的地方法制化”…     

法治与“德治”

本文对法治、德治及二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德治”和“法治”的不同涵义和历史形态的区别。本文指出: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只有人民才是先进的法治和德治的真正主体;我们应该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     

行政法治:依法治国的关键与核心

本文认为 ,在讨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和目标时 ,强调“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或核心”是不妥的 ,依法行政只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因为依法行政只强调了依照或者根据法律 ,但至于法律本身的性质、内容等则没有涉及。强调法律效益的行政法治才是实现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笔者认为 ,在实现法治国家理想与目标的过程中 ,我国当下应以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优先 ,从树立法律的威权和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入手     

"仇和现象"的法治思考--法治的一个实践视角

仇和的治理方式引出法治的一系列思考 :法治的价值取向、判断标准、如何本土化运作等都是法治实践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法治不是一个结果 ,而是一个用法律实现人性关怀的有序化的过程。法治只有完善与否的程度之分 ,绝无“是”与“不是”的结果判断。法治运行的最高目标应当是将外在的他律转化为人们内心守法的信念 ,并由此支配人们行为的自律性所形成的社会有序与稳定。法律之治就是将法治中规则正义趋同于实质正义 ,抑制“多数人意志”中的恶性、非理性 ,将这种意志转化为包含有理性正义内容的法律     

德国"法治国家"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及教训--兼及对"法治江苏"建设的启示

德国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国家中具有典型意义。早期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自始就具有实质要素 ,但后来法治国家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形式化倾向 ,最终导致法治国家蜕变成为“法律国家”甚至“暴力国家”。“二战”后 ,法治国家获得了崭新的实质内涵。法治国家的概念和原理具有普适性 ,中国应当采纳国际通行的法治国家的理念和标准。形式上的法治国家概念固然具有认识价值和重要性 ,但实质上的法治国家才是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建设法治国家是一个历史的进程 ,在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率先实现法治国家目标完全是可能和必要的。江苏应当率先贯彻法治国家的各项原则 ,落实法治国家的各项要求 ,使江苏成为法治中国的先导区和示范区。     

实施海洋法治文化战略 引领广东“海洋强省”建设

近年来,我省海洋经济发展迅速,但在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海洋法治文化的缺失。因此,实施海洋法治文化战略对建设广东“海洋强省”有着特殊的意义。为此就必须建立健全领导机制,思想、措施、工作到位;完善地方涉海法规,努力实现“有法可依”;深入海洋普法宣传,增强民众法治意识;强化海洋法治教育,培养海洋法治信仰;力推多种涉海活动,营造法治文化氛围;改善海洋行政执法,践行海洋法治文化。唯如此,才能弘扬海洋法治文化,也才有“海洋强省”目标的最终实现和我省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     

依法治国重在“一体建设”和“共同推进”--以破除法治进程中的“壁垒效应”为视角

当前,在探索、制定和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各项法治改革举措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当前法治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壁垒效应”。应以“一体建设”的法治思维来全局谋划,以“共同推进”的法治方式来多措并举,并结合法学研究各领域的协同创新,以破除法治进程中的“壁垒效应”,实现法治中国的伟大目标。     

论私法与法治社会

私法以其对权利事实的私法配置,决定了它与社会特别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私法不仅揭示着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而且也以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价值决定着社会法治的发展取向。现代法治社会,以对社会关系的私法调整为其首要条件,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本内容是私法之治,没有私法和以私法为核心并体现私法价值的国家法治结构,也就不是现代意义的法治和法治社会。所以,我国在实现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进程中,特别是在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社会条件下,应当特别强调和突出加强私法建设和私法之治的意义,着力培养和树立人们的私法意识和私法之治的观念,以私法的价值观认识社会与社会法治,从而为我国的法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律师角色的转换与法治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提出并运用诉讼代理人与对抗型法治和ADR参与人与合作型法治两对分析范畴 ,以民事司法改革为切入点 ,认为“司法危机”就是法治危机。在此基础上 ,认为本质上经由诉讼实践并实现的只能是对抗型法治 ,由此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与对抗型法治语境中的“司法危机”具有内在联系 ;认为ADR有助于实践合作型法治 ,有助于缓解“司法危机” ,而作为ADR参与人的律师在实践合作型法治 ,实现法治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最后 ,对最近我国推动ADR实践及建立律师诚信制度的具体做法做了实证分析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司法为民"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首先要树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本文论述了法治理念的概念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司法为民”理念的内涵及其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对如何实现“司法为民”理念进行了探讨。     

地方法治评价体系论纲--以"法治浙江"建设为例

建立地方法治评价体系有利于认识、评价、预测和推进地方法治建设。遵循法治统一原则、系统性原则、典型性原则和动态性原则,本文建立起了由民主完善、法制完备、公共权力运行规范、公民权利切实保障、法律职业严格保护等五个子系统、二十个具体指标的地方法治评价体系。     

论法治与人性的契合和互动

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过程中,认真看待法治与人性问题,对法治的性质及其构建会有更深入的把握。从人性的外延分析,性恶和性善论两方面统一滋长出法的基本精神,即对权力的限制与对权利的保护;在人性的内涵上,人性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两者的冲突以及人的社会本性内部的冲突决定了法治秩序的必要;对人的理性的理解关系到法治实现的可能性。在法治与人性契合基础上,建构法治的价值目标便是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性。     

法治与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作为一国公民的理性品质,构成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它既是法律规范化的思想动力,又是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柱。它不仅影响法律规范创制的质量,而且制约着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制度的全过程,从而决定制度建设的成败。法治意识作为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与精神支撑,不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标志。全面认识法治与法治意识,是实现法治国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的运行实践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中必须树立合作协商的美德、保持相对的社会均衡性、发挥教育的先导性;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键在于深化法治实践、增强法治主体的高参与度、实现法治根基的本土化。     

从"体制型"法治走向"生活型"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层次要求,在于建立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只能在日常生活世界的根基上才能实现。脱离社会生活和大众基础,单纯依靠强制性的体制建构,无论这种法治在价值上多么高远,最终只能束之高阁,形同虚设。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从“体制型"法治走向“生活型"法治。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关键少数”研究

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关键少数”是国家公权力的代表者和实施者,是对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贯彻落实起关键影响的群体。就其功能定位而言,“关键少数”是党的领导下一支高效的法治建设队伍,是始终秉持为人民服务的法治建设队伍,是充分发挥模范作用的法治建设队伍。可以通过以下路径来有效实现“关键少数”的角色功能：提高“关键少数”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完善制度加强对“关键少数”权力的监督;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模范带头作用。     

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悖论"

文章提出了我国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悖论"问题的存在,分析了法治建设中"政府悖论"问题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传统文化、路径依赖和政府失灵等因素,指出了"政府悖论"问题的必然性、复杂性、长期性,认为解决"政府悖论"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法治观念的全面提升.     

“法治运动化”现象评析

“法治运动化”现象的产生和出现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源 ,本文就我国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 ,存在的运动化倾向及其种种表现进行了理性的分析 ,以期能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剔除各种不合理的和障碍性因素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法理意蕴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主张,它既关系到我国基本形成“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之后的法治发展战略问题,更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具体道路以及相关的法治保障问题。法治与现代化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和政策依据。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指引下,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今后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     

论和谐社会中的法治和谐

和谐社会与法治的关系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对此作过诸多非常有价值的探讨。然而,关于和谐社会中的法治和谐却鲜有人提及,我们认为对该问题的忽视在研究和谐社会与法治的关系上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必然不利于促成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我们从和谐社会中法治和谐的涵义、我国法治和谐存在的问题、法治和谐的实现路径等方面对设定的命题进行了系统探讨。认为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讲,必须通过饱和法律规范的总量而实现法治和谐;通过建构法治内部之理性关系而实现法治和谐;通过深化法治的社会功能而实现法治和谐;通过强化法治信仰而实现法治和谐;通过提升法治的国际地位而实现法治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