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凳”与“‘春’凳”——兼与魏启君、孔令彬先生商榷

“春凳”是一种明清流行的家居器物,只是一种宽而长的凳子,并无靠背。凳面多用攒边做法,通常可供两人同坐或一人躺卧,亦可用作摆放器物的家具。但“春凳”又不仅是家居器物,还寄予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正因如此,“春凳”频繁出现于明清乃至现当代小说之中。准确理解“春凳”的特征及其特有内涵,才能深刻体味它在小说中除了满足场景描写的需求外,所承载的当时人们特有的家居行为方式和社会文化心理,才能感受到它所渗透着的小说家细腻的情感痕迹与精心的艺术构思。     

“诸葛亮隐居南阳说”质疑——兼与水仲贤先生商榷

<正>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出师表》一文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由此引出诸葛亮隐居地是南阳或是襄阳之争。这一争论大约已有一千余年,迄今尚无定论。《河南日报》一九八七年八月八日发表了水仲贤先生的《诸葛亮隐居地碑文之我见》一文(以下简称《我见》),这是诸葛亮隐居南阳说之新见解。对此笔者尚有不同认识,愿提出来与水先生商榷。     

也说“务头”--兼与冯建民先生商榷

周德清所谓务头,乃是一个音乐文学综合概念,具有形制格律综合因素,需要解决理论实践综合问题,可做抽象具象综合分析。对于小令,务头应是一个词汇;对于传奇,务头应是一句或数句。而不管小令、传奇,务头都是若干字一组音,均需施俊语于其上。其俊语多为上声起音,最好有上去、去上的搭配,俊语的四声阴阳,有严格的声律要求,要唱得顺口,唱得音律浏亮,唱得抑扬顿挫,唱得婉转动听。务头无收钱之义。     

谈谈《说文》“读若”性质——兼与钟如雄先生商榷

<说文>的"读若"性质是什么,也就是许慎用"读若"来为汉字注音的目的是什么,<说文>历代研究者认识不一,分歧也一直存在,到当代反而更加深刻与尖锐.根据自清代以来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主要观点和争论焦点所在,通过对<说文>"读若"属性数据库的测查,笔者认为"读若"是个目的多元的术语,以音同音近为基础,也有明显地沟通经典用字的目的;"读若"被读若字的选择呈无规律状态,大多取自成说,许慎加以审定增删而已.     

也说“求放心”说与百回本《西游记》大旨——兼与石钟扬先生商榷

自《西游记》于明代中后期问世以来，从心学角度探求作品之大旨成为《西游记》研究的主线，且在当代仍有广泛的影响。石钟扬先生提出谢肇淛“求放心”说有违《西游记》大旨的疑问，对于深入认识《西游记》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在立论和证据方面存在着诸多偏颇，对心学与《西游记》的关系、“求放心之喻”的主题观似不能作彻底的否定。     

论“‘所知’是‘所可能知道的’”——兼评刘永富先生与张帆先生关于“所知”争鸣的实质

理解"'所知'是'所可能知道的'"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可能"这一语词."可能"一词具有双重意义:一是相对于不可能而言,二是相对于现实而言.在"所知学"中,"可能"是相对于不可能而言的,因此,"'所知'是'所可能知道的'"这一观点所要表达的,既是现实地知道的、也是想象地知道的.刘永富先生与张帆先生由于在不同意义上理解了"可能"这一语词,所以他们关于"'所知'是什么"的讨论很难形成正面交锋,从而也难以形成有积极意义的结果.     

“孰与”句今译之我见——兼与朱振家先生商榷

朱振家主编的《古代汉语》里对“孰与”句进行了今译,本文通过对“孰与”句常见句型的比较分析,提出不同的看法。     

“新闻侵权”肯定说——兼与张新宝教授商榷

新闻侵权如何规制,在侵权责任法起草过程中争论不休。刚刚通过的《侵权责任法》最终对此没有专门规定,立法上的如此安排是否科学广受社会关注。笔者从＂否认说＂代表人物张新宝教授撰写的《新闻（媒体）侵权否认说》一文入手,指出该文在论证上存在一定问题,并通过分析新闻侵权的特质,得出新闻侵权应属特殊侵权行为的结论。     

“玉匣”与“玉衣”义项再考——兼与王仙波先生商榷

关于＂玉匣＂与＂玉衣＂的义项,学界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文物,纠正＂玉匣＂仅为＂盛玉之匣＂的观点,补充梳理＂玉匣＂义项为：1.汉代皇帝、王侯所用的玉制葬服;2.玉制之匣,用以贮藏珍物;3.盛玉之匣。     

“青”字的本义考——兼与潘峰先生商榷

论文针对潘峰在《释"青"》一文中提出的"‘青’是个文化词,并非开始就用来作颜色词"这一观点,提出了相反意见,认为卜辞中尚未发现"青"字,潘文所述卜辞中的"青"字实为"南"字。"青"字是个从生从丹的会意字,"青"字的本义为绿草的颜色,后来又用作深蓝、黑色等。"青"字出现之初就用作颜色词。     

“春秋文学自觉”论——兼与赵敏俐先生《“汉代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滋养下,春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论“文学自觉”始于春秋——兼与赵敏俐先生《“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的滋养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南京端午节“起源屈原说”岂可排除——与王涌坚先生商榷

前些时候．南京民俗专家王涌坚曾向媒体放言：“南京端午节起源不是为屈原”．“而流传在江浙一带的说法则是（端午节起源是）纪念伍子胥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个体身心发展”概念之管见——兼与叶澜先生商榷

对《新编教育学教程》中的“个体身心发展”提出质疑，着重从哲学中的变化与发展，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发展观和晶，液态智力以及偶发因素等角度提出了个人见解。     

也谈“污浊何以成圣洁”——兼与王澄霞先生商榷

对王澄霞先生《污浊何以成圣洁———从文化批判视角重评汪曾祺〈大淖纪事〉》一文进行了解读,认为王文以自认为"认真"的批评态度重评汪曾祺《大淖纪事》却得出肤浅的结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王澄霞先生的批评态度有些极端;他的批评纬度与汪曾祺的写作纬度存在一定错位,以"道德视角"进行文化批判,得出的观点有失偏颇。分析了爱及对自由与美的追求是汪曾祺化"污浊"成"圣洁"的主要原因。     

《世说新语》之“袁公”考辨 ——兼与范子烨先生商榷

《世说新语》是一部集汉魏两晋的传闻轶事之作,其出现“袁公”的条目仅仅一条。考《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可知在年龄、身份、地位等方面与《世说新语》所记“袁公”信息相吻合的,是东汉袁氏诸公中的袁汤,而不是袁隗。     

浅谈唐宋以后的“韵”——兼与王开扬先生商榷

隋唐韵书产生以后诗韵变得相当严格,其它如词、曲、赋等韵文以及今天用韵则相对较宽.本文根据诗词曲赋用韵宽严的不同对王开扬先生"wēn"与"wén"分属两韵、"ān、iān、wǎn 、yuān是一个韵"的笼统说法提出质疑.     

也谈贾母的“人欲观念”——兼与宫业胜先生商榷

宫业胜先生撰文探讨《红楼梦》中贾母的人欲观念，认为贾母痛恨八股、在宝玉婚姻问题上不讲门第、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和封建迷信思想。实际上，这是对贾母的误解。对于作者观点，笔者有所异议，在此与其进行商榷。     

吴均体风格及其“古气”发微——兼与万光治先生商榷

在对吴均以及与其同时代的柳恽、阴铿等诗人的诗作以及《诗经》、汉乐府、古诗十九首、汉魏古诗进行统计后发现,吴均体“古气”形成的重要原囚在于其诗中双声、叠韵以及重音等联绵词的高频使用。他顺应并超越了当时这种普遍存在的写作现象,进而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诗体。     

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并由此得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晚清的结论。这个命题貌似无懈可击,实质上存在严重的理论误区。他误将母亲受孕的那一刻当作了新生儿生命的起点,并且忽视了"五四"相对于晚清文学的艺术创新,从而无限放大了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需要"五四"来凸显,与其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倒不如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