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台聚到东皋会:梁初京师文学场域的构建与冲突

梁武帝通过文学奖誉、政治吸纳、公宴雅集、奖竞机制,于梁初在建康城构建了高度统一的宫廷文学场域。任昉兰台聚、沈约东皋会皆在其笼罩之下发生,呈现出不同文学趋向:前者是宫廷文学场域的外延,以仕进为目的,以好用事为特点,酝酿了梁初的主流诗风;后者与宫廷相对疏离,因喜好声律而聚集,与地方诸王幕府相呼应,为声律复兴埋下了伏笔。武帝以政治干预文学,与任昉兰台聚同气相应,是以梁初门阀社会格局变迁为背景;而沈约东皋文学建立在传统士族庄园经济之上,蕴含统一文学格局中的隐性冲突。梁初京师文学场域中和谐、不和谐的变奏,引领了萧梁文学的大体走向。     

“梁武帝之治”正名

史学界对梁武帝统治基本否定的观点有失偏颇.其实,梁武帝的治绩不亚于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他统治时期是东晋南朝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期.他严格选拔官员、赏罚严明,保持了政局的稳定;减轻剥削、重视发展农业、大力提倡节俭等政策措施,促进了经济繁荣与国家富强;积极兴办教育、推崇儒学与文学,促使文化昌盛;他的运筹帷幄使对北魏战争取得卓越战绩.当时对外交流的空前繁荣证实梁朝经济文化与国力的繁荣强盛.     

论汉武帝在经学史上的作用与影响

汉武帝“罢黜百家” ,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立太学 ,建立以经术取士为核心的察举制度等 ,对儒家经学的兴盛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经学从此成为官学 ,成为统治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文本依据。武帝在对经学的政治作用的定位上 ,注重的是经学的“缘饰”功能 ,即在政治运作的显性模式上确认了经学的地位 ,而在隐性模式上坚守刑名法术为根本原则 ;这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后世帝王利用经学的态度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儒家经学失去原始儒学独立思想的特质 ,转向以解经为主的解释型的学术了 ,这不能不说是武帝尊儒崇经的一大流弊     

裴子野集团与梁武帝之关系

裴子野集团虽不是一个政治集团,但它与梁代的最高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除却旧交友善的关系,裴子野集团中人能得到梁武帝的倍受关注,就其原因而言,主要还是这批人在许多方面都与梁武帝理想中的文人极其相似,主张重学复礼,重质轻文等。同时,他们的史学著作和品行修养也奠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深得社会名流的称赞,也成为梁武帝理想中文人学者的典范。     

略论梁武帝的文化成就及其对江苏文化的影响

梁武帝是六朝时期最具文化素养的皇帝,一生著述宏富,在经学、玄学、文学、史学、佛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对江苏区域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择其大端者主要有:推行尊儒重教政策,促使江苏文教事业发展;雅好文学,推动江苏文学繁荣;重视编史修史,促进江苏史学兴盛;倡导文化兼容,推进江苏文化多元发展.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发展的影响

朱熹兼采汉宋 ,促进了中国经学的发展 ;朱熹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 ,是朱熹对中国经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朱熹重训诂辨伪启发了后世汉学。由此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萧梁皇族之学术文化述论

萧梁皇族本出自寒门,不以文化显名.齐、梁之间,随着梁武帝一支的兴起,在当时士族社会尚文风气的影响下,其家族重视学术文化的积累,在儒家经学典籍、史学、玄学等领域多有著述.在文学艺术领域,如诗文创作、书法、绘画等方面,梁武帝及其子孙也身体力行,造就了其家族文化的繁荣局面.不仅如此,梁武帝父子还大力倡导重文政策,对当时取仕选举产生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当时士风的变化.萧梁皇族子孙后来多有人流落北周、北齐和隋、唐,推动了南北文化的融合.     

梁武帝的雅量

<正>梁武帝萧衍是中国第一个信佛的皇帝,并且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堪称翘楚。前期的梁武帝很有作为。然而,梁武帝成为一个信     

对无锡经学发展的历史考察——兼论无锡的历史文化根基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学确立了在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经学发展繁荣兴盛的程度,成为衡量历史上一个地区是否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重要依据。历史考察表明,历代以来,无锡的经学教育颇为兴盛,经学传播颇为广泛,经学研究论著和经学人才层出不穷,这充分反映出无锡是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是具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厚实根基的。     

魏晋南朝的清谈与经学的玄化

1 两汉时期,经学大盛,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但自东汉后期以来,随着豪强兼并势力的发展,封建割据倾向也日益加强。东汉王朝对于全国的控制力量日益削弱,经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日益激烈。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发展为桓灵之间的“党锢”之祸,大学生大批被杀。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加速了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瓦解,经学盛而转衰,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汉末士大夫阶级臧否人物,品题高下中产生出来的意识上的虚诞清谈,终于代替了汉代的烦琐经学,而在思想界成为主要潮流。黄巾起义后,天下分崩,东汉王朝瓦解,儒家经学受到打击,这对清谈的发展更为有利。经学大     

中原学与经学

<正>儒学与经学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经历了先秦两汉数百年的发展之后,儒学与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混为一体,经典研究和诠释成为儒学主要的表达形式。从汉代开始,儒学进入经学阶段。接受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汉朝不再独尊法家,而是开始扶持儒家。文帝派晁错到伏生处受《尚书》,景帝时又设《春秋》博士。     

汉元帝与经学

西汉元帝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尤精于《诗》。元帝尊师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个社会儒风蔚然,《诗经》学亦因元帝之力,成为治国主导思想。元帝好儒,选官用人,以经明行修为基本准则,因此儒生布满朝廷上下。元帝对经学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习经重儒、治国以儒,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经学、历史与历史书写——以郑玄论圆丘礼为例

中国的经史传统,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以圆丘祭天之礼为例,在两汉经典中,只有《周官·大司乐》提及过一次“圆丘”,而无论是今文经典,还是两汉典礼,在祭天典礼上都只有南郊祭天,没有圆丘祭天。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统合今古文经学,平衡经典异义,并以《周礼》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礼学体系。郑玄将《周官》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认为在南郊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这是郑玄以经文为本,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在政治层面,当“郑氏家法”被普遍接受之后,魏明帝开始以郑玄经学为基础构建祭天大礼,首次制定了圆丘祭天之礼,这表现出经学塑造历史、制度的特点。另外,郑玄把《周官》理解为周公制作的一代大典,周公又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周公制作的大典,便成为周代的历史,而且因其具有“经”的地位,而成为最可信的历史。因此,郑玄的经学在杜佑《通典》等史学著作中,成为构建周代史的材料。可以说,经学不断在塑造制度、塑造历史,同时,又不断在塑造三代的历史书写。从郑玄论圆丘礼中,便可以看出经史关系的多层面相。     

汉代私学以经学传授为主的原因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显学,读经习经蔚然成风,官办学校亦以儒家经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但由于官学能力的有限和日渐衰废,私学中长期以来教授儒学的传统以及通经入仕的利禄诱惑,使私学成为普及和推广经学的主要承担者,由此也促进了私学的繁荣发展。     

范文澜及其《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理论启示

范文澜先生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学家,他在延安时期通过《中国通史简编》所形成的史学理论不仅指导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还在实践上回答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进行经学史研究,即要坚持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坚持斗争是经学发展的动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辩证思维方法等。这些史学理论指导经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对我们今天实现经学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汉代经学的演变与四言诗的走势

四言诗发展到汉代,受经学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汉代经学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初创期、昌盛期和衰落期。汉代四言诗的创作则可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主流作家的四言诗,一个是民间歌谣的四言诗。经学与文学的互动,使主流层面的四言诗与经学的关系经历了从疏离走向依附再回归疏离的发展过程。主流层面的四言诗整体上呈现出一面是经学化、一面是边缘化的双重发展特征。民间歌谣四言诗则相对比较疏离于经学,受它的影响较小。     

两汉时期《诗经》研究的奇葩--非经学思想在诗经研究中的萌芽

两汉时期,经学鼎盛,<诗>三百篇同样也被纳入经学的范畴,成为"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道德教化的载体和统治阶级"敷皇极以创业"的政治工具.但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诗>三百篇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态势.随着时代的前进,文学主体意识的加强,在仍以"诗言志"为主旨的前提下,一部分学者文人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的诠释.尽管这些言论并不如经学影响之广泛,同时也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却是后世<诗经>非经学研究的先声,为<诗经>学研究最终摆脱经学的束缚奠定了基础.     

从《汉书》七纪一传诏令奏议中看西汉经学之变迁

经学作为研究各种儒家经典的学问,在西汉武帝以后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在西汉武帝至王莽统治时期的诏令中可以看出汉代经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汉书》中自武帝至平帝七个本纪及《王莽传》中记录了大量诏令奏议。这些诏令奏议在语言风格上,由最初引用、转述儒家经典语句渐变为直接摘抄和模仿儒家经典;在内容上,由最初利用儒家经典解决现实政治问题逐渐转变为解释灾异、祥瑞和谶纬,并逐渐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从西汉诏令奏议的文风和内容上可以看出,西汉经学从务实到神秘化、从政治指导思想到宗教化的变化过程。这既是经学发展到极盛的表现,也是经学蜕化的表现。     

谶纬乱经：东汉帝王与士人“天命”解释权之争

两汉时代士人援引谶纬解释经义,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一方面,帝王对谶纬大力推崇,使得谶纬之说杂入经学,实则是帝王利用权术对今古文经学进行某种程度的驾驭与引导,使得原本因学术观点不同、学派异见纷争而展开的今古文之争,性质重心发生变化,转而呈现出士人为寻求官方支持、占据学术风气主流地位而争引谶纬、附会经义的现象;另一方面,谶纬之说的大量杂入,使得经学在整体上丧失了学术纯洁性与权威性,客观上造成了"谶纬乱经"的实际状况,最终使经学走向衰亡。帝王这种倡信谶纬、引导士人援引谶纬解释经义的现象,背后存在欲以谶纬为手段,收归在西汉前期即已为士人阶层创设并持有的政权合法性解释的权力,以达到巩固集权统治的目的。     

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述义

朱熹的《四书集注》开拓了儒家经学章句训诂与义理发挥相兼综的新型学风。《四书集注》的行世导发了四书经典本文与《四书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南宋四书学热潮。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史实表明:经学是依缘经典本文的诠释阐发之学;明经和经义是经学继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经学形式的变革有助于经典义理的时代焕发;经学是儒家塑造人的主体性资质的人文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