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更加注重统一思想和整顿作风,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相继开展了全面整党、"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等活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认识活动开展的时代背景,梳理活动开展情况,总结成效和经验,对继续开展好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的逻辑、议题及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平均每两年一次的频率先后开展了6次党内集中教育，这使党内集中教育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的高频开展是出于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推动全面从严治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需要。纵览新时代6次党内集中教育的实践情况，以党内集中教育的实践议题为划分依据，党内集中教育分为四个阶段，即以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为实践议题的阶段、以建设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为实践议题的阶段、以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为实践议题的阶段、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践议题的阶段。展望未来，新时代推进党内集中教育应当准确把握知与行、本与流、小与大、查与改的辩证关系，不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的质量。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探索与实践——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的历史逻辑、基本特征和经验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基于对新时代背景下治国理政大方略和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的深刻思考,以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为切入点,先后组织开展了五次党内集中教育,探索出常态化制度化的党内集中教育新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提出了“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新征程上,必须加强党内集中教育,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重要保障。     

教育实践活动：一种渐趋成熟的党内教育模式

考察“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它们在内容上既有着共同的旨归又因应了不同的语境,在形式上既保持总体的稳定又不断探索求进,标志着我们党的党内教育形成了一种渐趋成熟的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四个统一”和“四个拓展”上,即周期性与限定性的统一、目标一致性与内容侧重性的统一、由内到外与自上而下的统一、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的统一,教育活动向教育实践活动的拓展、严格掌控向科学治理的拓展、典型引路向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拓展、配套措施向长效机制的拓展。     

贫困地区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非常规模式研究

教育与经济的研究结论显示教育是治贫的重要途径.但事实表明,增加教育投入并未能让贫困地区脱贫,“教育致贫”现象更加突出,因而按照常规模式难以实现“教育治贫”的目标.究其根源在于贫困地区只有教育成本的单向度支出而没有教育收益作为补偿,教育投入与收益之间没有实现闭合的循环.对此,应探索教育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新模式,为“教育治贫”提供新的思路.具体说来,应重新认识教育的经济功能,区分三级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收益率,“经济先行”与“教育先行”并重,建立教育成本补偿机制.     

党的组织法规视域下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基础与内涵逻辑研究

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对其进行党内法规学研究需要遵循党章文本蕴含的历史规律和重视党的各级各类组织运行的实践环境，追求理论逻辑、规范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法规文本与制度实践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其包括“集中有效执行党内民主、统一全党思想行动”和“民主有效制约集中、激发全党创造活力”两重理论基础，其背后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论，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建设中则发展为对党内民主正当性与集中领导有效性双重追求的实践逻辑。为此，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体系中的内涵逻辑展现为侧重实现民主正当性的设立规范、实现组织运行有效性的活动规范和实现监督制约的保障规范，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体系。     

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理论探索与制度构造

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作为政党责任制的一种,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追求制度效用,实现“党规之治”的意志表达。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生成逻辑可从价值、理论、实践三个层面透视：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构成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生成的根本价值动力,提升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实现党规之治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构成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生成的直接价值动力;党内法规之中权力、义务、责任的统一论,是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生成的内在机理;党内法规执行“宽松软”的现实困境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从“立规”向“执规”的重心转移,提供了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建构的实践动力。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运行有赖于责任构成机制、责任监督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宣传教育机制等一系列机制的有效运作,这些机制共同构成了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制度内容。     

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科学化的基本经验

党内生活科学化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要体现和载体。严格党内组织生活为党内生活科学化奠定坚实基础,科学处理党内矛盾是党内生活科学化的关键一环,科学处理党的历史问题是对党内生活科学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环节,适时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党内生活科学化的重要机制,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为党内生活科学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党内生活科学化指明方向。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定位及其衔接

准确把握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促进二者的良好衔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顺畅运行的重要一环。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定性为软法与硬法、社会法与国家法、愿望道德与义务道德的理论观点,对我国治理和法治实践缺乏解释力。现代法治精神内核是规范公权力,“制度之治”是法治的核心要素及“中国之治”的根本特征。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同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双轨并行”型制度架构,应遵循统分结合、平等互促、合理转化的原则,从制度的理念、内容、形式全要素、全过程地促进二者衔接协调,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制度互动格局。     

围绕“七个结合”构建高校党员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

在新形势下,高校要更好地保持党员先进性,必须紧密围绕“先进性教育与促进学校改革发展相结合、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与主题活动相结合、与解决问题相结合、与制度建设相结合、与党员日常管理相结合、与党内民主政治建设相结合”这“七个结合”来进行,通过“目标、教育、实践、实效、保障、评价、监督”“七个机制”的建立,构建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长效机制。     

论溢出效力与党内法规性质的独特性

围绕党内法规“溢出效力是否存在”衍生出“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基本立场以及更为具体的四种观点,党内党外关系与效力自身性质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经由实证考察发现,党内法规无论是在规范文本还是实践样态中都存在着从党内向党外溢出的客观实情,讨论重点由此应转向效力性质本身。由法学转借而来的效力解读即“约束力论”因其方法论前提及其对外在行为的聚焦使其难以适用于党内法规,应对此挑战的“转化力论”亦存在概念不周延问题。实际上,党内法规效力应当是一种“制度性规范秩序力”并保留了规范调整内心的因素,党内法规的性质由此也首先集中表现为制度性规范秩序。在此框架下,能够较好处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法治体系中的结构性关联等问题,同时还可以更为明确地把握到党内法规调整内心塑造思想秩序、严格自律乃至自我革命等方面的性质独特性。     

福田区委两新组织工委突出特色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根据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部署要求，福田区委两新组织工委355个基层党组织，5700名党员，参加了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区委第七督导组的有力督导下，紧扣“为民务实清廉”主题，认真落实“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体要求。     

党内民主的集中性特征

党内民主的探索、实行和发展应基于政党作为政治组织的生存、发展实践和在社会上发挥独特的作用。“集中”是党内民主实践探索和发展过程中的特性。     

发展常内民主的时代价值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四部分,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等五个方面,集中论述了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的指导方针和工作部署。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关键在于全面正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明确实行党内民主的目的,以及在新形势下为什么要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同时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制造性的教育与探索性的教育——对现行教育目的论的反思与改造

现行教育目的论以“活动———目的或规格———制造”为框架,这种以泛目的论为基础的活动观必然衍生出制造性的教育,并且直接导致了学校教育批量生产的特征。因此,泛目的论的活动观必须被改造为边界目的论的影响观,并且应把教育目的置于“影响———目的与无目的———探索”的框架内,以更好地建构富有个性特征的探索性的教育。     

注重学校德育中的随机教育

学校德育工作涉及诸多方面 ,从形式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型 :系统教育、常规教育和随机教育。系统教育是按照培养目标或德育总任务的要求有计划进行的长期的教育活动 ,如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形成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确立 ,爱国主义思想的培养 ,文明习惯的养成等。常规教育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根据学校形势的需要 ,针对那些在某一时期易于出现的一般性问题组织的教育活动 ,如开学初的纪律教育 ,新生入学教育和期末的考试教育等 ;另一种是利用固定的纪念日进行的教育活动 ,如“五四”、“六一”、“七一”、“十一”等的教育活动。随机教育则是利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党内合作”形式新探

一、国共“党内合作”形成的不可选择性国共“党内合作”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只要客观地分析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过程,就不难断定它的形成关键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它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唯一”形式。中共“一大”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便找到孙中山商谈有关国共合作事宜。当时,孙中山表示,中国革命只能有一面旗帜,革命力量应集中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只能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反对党外联盟与平等合作的背景下,马林依据自己以往的经历,提出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坚决反对马林的此项主…     

高校音乐文化活动及音乐审美之我见

在大学校园中,音乐文化活动是最具有群众性和普遍性的活动之一,开展什么样的音乐文化活动,倡导什么样的审美情趣,追求什么样的流行趋势,涉及到一个学校的风气。体现着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否健康高尚,也常常是一个群体的思想品德的集中表现。古代曾经有过“闻其乐而知其德”、“从乐观德”的音乐论述,现代高校学生在社会上影响的辐射面较宽,高等院校的音乐文化活动和艺术教育的确是一个重点工程,它在大学生生活及其价值观的教育和培养上起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音乐与其它各种艺术形式一样,都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反映。音乐作品大多以一定的社会…     

对托洛茨基《新方针》的再评价

托洛茨基的《新方针》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反对党中央的派别活动的新政纲”而予以全盘否定。实际上，《新方针》并不是与《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相对抗的，而是20年代初俄共（布）党内关于党内问题讨论活动的产物，不是“派别活动的新政纲’；它并没有肆意侮辱老干部，别有用心地阿谀青年，挑拨老干部与青年的关系；《新方针》是反对官僚主义、健全党内民主制度的重要文献。     

国有企业思想教育工作创新问题

在新的历史务件下,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思想观念的变化,给职工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带来了较大的影响,迫切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教育内容上,结合形势突出抓好理想信念教育、形势任务教育、改革政策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在教育形式上,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采取系统灌输、舆论引导、活动熏陶、示范导向、开展讨论等方式;在教育方法上,把思想教育与严格的规章制度结合起来、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与感情投资结合起来、与企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