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的晚年阅读与诗论——以诗话《吟窗小会》为例

《吟窗小会》是沈周晚年在阅读《瀛奎律髓》等书时所作的诗话,集中体现了沈周追求"自然"的诗学思想,亦为我们提供了沈周阅读、书画创作之背景,是研究沈周及明代吴中文坛的重要材料。     

杨基生卒年考辨

杨基,字孟载,号眉庵,元末明初苏州诗人,祖籍四川乐山,有《眉庵集》十二卷、补遗一卷、《眉庵词》一卷传世。与高启,徐贲、张羽并称“吴中四杰。”文学史家以为他们在明代诗坛的地位,犹初唐四杰在唐代诗坛。四人之中,除张、徐二人才力稍不逮,高、杨二人,相互颉颃。甚至有以为高不及杨者。高、徐、张三人之生卒皆很清楚,惟杨基之生卒,不得其详。历来不见考订。连素称详备的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亦付厥如。唯一九七九年《辞海》修订本杨基条下,标定其生卒为(1326     

“江南曲艺之花”——苏州评弹

评弹,又称苏州评弹、说书或南词,是一门古老、优美的说唱艺术。她起源于山明水秀的江南水乡——苏州,流行于富饶美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代,苏州地区已经有说书活动。据吴县志记载:“明清两朝盛行弹词、评话,二者绝然不同,而总名皆曰说书,发源于吴中。”潘心伊在《书坛话堕》一文中介绍,清朝乾隆皇帝到苏州时,曾把当地一位姓王的说书艺人召来,弹唱一段《游龙传》。此人叫王周士,他晚年创立了评弹历史上第一个行会组织——光裕公所(后称光裕社)。     

“三吴”、三洲地望辨解

历史上对“三吴”的考证众说纷繁 ,莫衷一是。本文从吴兴、吴郡、会稽说 ,吴郡、吴兴、丹阳说与苏州、湖州、润州说 ;以及以苏州、湖州、常州等为“吴中”说等进行辨解 ,判其得失。“吴”地的出现 ,从文物上见之于商器铭文。新发现的两处鲜为人知的历史地名“西吴” ,可以确定以湖州、常州为三吴之“吴中”中轴线。从新发现的“西洲”、“三洲”地望进行考证 ,又明确了这一横轴线是江宁———太湖西岸这一地区 ,即古代中江、秦淮溧水干流之地 ,为江东、南洲、洞庭文化区块 ,亦即上古所谓蛮夷之声的东音 (东阳音 )、南音地带 ,而六朝吴声西曲即其余音     

读王鏊《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兼谈明代洞庭山人从商的原因

在明代王鏊的《王文恪公集》中,有一篇集中反映明代中叶江南经济,特别是赋税和徭役问题的重要文献,这就是《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一文。现将自己的读后和对明代洞庭山人“舍本逐末”、弃农从商的原因作一探讨,以求正于同志们。     

汪道昆诗论探析

汪道昆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微州地区的文坛领袖，其诗论值得探究。他虽受“七子派”影响，但其诗论颇有自己的特色，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后之视令，亦今之视古”、“师古即师心也”、“文由心生”、好诗“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汪道昆以富有特色的诗论在明代诗坛有一席之地，同时又以其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丰富了新安诗群。     

明代吴中诗文价值解读——以何良俊诗文创作为例

"诗言志,诗言情"是诗歌的最主要功能,然而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二者做了高下之分:言志之作往往得到更高的评价,而言情之作则往往受人冷漠.明代中期诗坛可谓上述情况的最好注脚:复古诗人、诗作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受人青睐,而处于同一时期的吴中诗人群体则极少受人关注.然而实际上吴中诗人雅致的生活情趣,以及反映在诗文中的日常生活主题,对思考如何缓解我们当下日益繁重的生活压力不无裨益.     

清代吴中"七子诗坛"考论

嘉庆末年,著名诗人陈文述以前辈身份,召集吴门一批青年才隽,共结"七子诗坛",一时传为风雅盛事。该群体成员主要来自苏州、松江两地,是一个具有地缘、亲缘、友缘等多重复杂关系的文学群体。"七子诗坛"是吴中雅集文化传统的延续,其所形成的文学群体势力,一方面烘托出陈文述的诗坛盟主地位,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吴中诗风转变的信息。     

明中叶吴中文人集团研究回顾

明代成化至嘉靖初期,吴中地区的文人交往、文人创作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并由此形成了“吴中文人集团”。文章梳理分析了“吴中文人集团”得名的由来,并回顾反思了近年来对这一文人集团进行研究的概况和特征,文章认为对其进行研究的专著少见;直接对其进行研究的论文只有两篇;有些论文间接涉及了吴中文人集团的形成原因、发展情况和其他问题:对“吴中四才子”进行研究的论文较多;研究者为此集团中的一些人编写了年谱,整理了作品。因此,“吴中文人集团”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存在着进一步研究的极大空间。      

清气盘空自出机杼--清初豫章青年诗人杨垕述评

杨垕为清初南昌地区享誉诗坛的青年诗人,当时与武宁汪轫(辇云)、南丰赵由仪(山南)、铅山蒋士铨(苕生)齐名,时人号称“汪、杨、蒋、赵”,有“江西四子”之目。杨垕著有诗集《恥夫诗钞》和《芳悦录》。他的诗具有浓郁的江西地域特色,风格清纯,超迈特立,追求独创,给当时袭古和模仿之风盛行的诗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乡土气息。     

明代苏州《山歌》与当代《苏州歌谣》舒声韵部的比较

0、引言 01.《山歌》共10卷计383首,由明代苏州人冯梦龙辑集成书。据前人考证,冯氏从1609年就开始注意搜集了,明天启崇祯(1622—1644)年间正式出版。这是“苏州明代民歌总集”的一部分歌谣。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苏州口语语音。这个结论从编者的几条注评中可以得到证明。冯氏在《看》中对“咦”字注释云:“咦,本当作又,今姑从俗,下同。”又,《私情四句》(也是全书第一首)《笑》中,冯氏明确标出:“凡‘生’字,‘声’     

王象春和他的《齐音》

济南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诗歌,是《诗经·小雅》中的《大东》,作者是西周谭国(今章丘县平陵城附近)的大夫,算来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了。此后济南一直是文人荟萃之地,诗人辈出。到了明代由于边贡、李攀龙等人的先后崛起,更把济南的诗歌创作推向高峰,其成就和影响在全国独领风骚。由明入清,又有王渔洋取代钱谦益而执清代诗坛的牛耳。一个城市,相继出现如此众多的诗坛领袖,文学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而从前、后七子,到“神韵派”,这一发展阶段中起承上启下作用的一个重要诗人,就是本文所要介绍的《齐音》的作者王象春。     

《列朝诗集小传》的明诗批评及其用意

本文旨在讨论钱谦益于《列朝诗集小传》(以下简称《小传》)中,对于明代诗坛主要潮流的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以及公安三袁、竟陵钟、谭的批评,并由此进一步探讨这些批评背后可能隐含的用意。全文共分两部分:《小传》对明代诗坛主要潮流的批评;《小传》臧否明代诗人的用意(或成书意图)。本文认为,钱氏通过《小传》的编撰,全面否定明代李、何、王、李及其追随者,并以此为标准,褒贬明代弘治以后诗人。通过这一褒贬,旨在削弱或消除四子及竟陵诗人的文学影响,从而增强自己在明末清初文坛上的领袖地位。     

明中叶吴中文人的才士风度形成探析

吴中地区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板块,而这一文化板块在明代中叶开始了它走向鼎盛的脚步。而吴中地区放诞才士的大规模出现,则成为其重要推动力,这些人表现出多种多样的才士风度:恃才傲物,自视甚高;跌宕不羁,怪异放荡;狷介耿直.不容俗物。究其原因,主要是:科举多次不第的现实和吴中文人深受迫害的历史是造成某些吴中文人狂狷的最直接原因;爱好的广泛为吴中文人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明代中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吴中文人张扬自己的个性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      

徐(火勃)年表

徐[火勃]（1570—1642）,字惟起,又字兴公,闽县（今福州）人。明代文学家,与邓原岳、徐通、谢肇淛、曹学俭,复振闽中风雅。后进学徐[火勃]诗,人称“兴公诗派”。藏书家,积书数万卷,多善本、秘本,建红雨楼、绿玉斋、宛羽楼贮之。有《幔亭集》、《红雨楼集》、《笔精》等。     

吴雷发《说诗菅蒯》发微

清人吴雷发所撰《说诗营蒯》有昭代丛书一卷本,丁福宝收入《清诗话》。吴雷发字起蛟,号夜钟,又号寒塘,江苏吴江人,诸生,生卒年不详,为康、雍时人。自明代前后七子相继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掀起拟古之风后,虽经公安派、竟陵派之扫荡,但在清初至康乾年间其余风并未息歇,诗坛上拟古反拟古之争依然存在。吴江叶燮起而著《原诗》对拟古风进行抨击,有摧陷廓清之功。吴雷发则以《说诗菅蒯》阐述了颇有价值的艺术见解,而且对稍后的反拟古诗论的集大成者袁枚的“性灵说”亦不无启迪的意义。     

杨思圣《且亭诗》考论

杨思圣是清初诗坛的重要诗人，他与河朔诗派主将申涵光的诗学理论倾向基本一致，其论诗推尊杜甫及明代的李梦阳、何景明，主张学习盛唐诗人，提倡诗歌应以性情为主，反对过度模拟之弊。由于文禁之故，杨思圣的《且亭诗》经大量删减后，更名为《且亭诗钞》行世。其诗歌“一以少陵为宗”,表现出明显的宗杜倾向，特别是其入蜀诸诗模拟少陵，取得了较高成就。杨思圣被尊为“畿辅七子”之一，堪称河朔诗派的主将。其与申涵光、殷岳等人一起，共同为清初慷慨悲歌的燕赵诗坛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广西土司地区的编户与赋役考略

明代广西土司地区的编户与赋役考略韦东超对土司地区进行户口造册和征调赋役是明代土司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拙文《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散论》①曾从“明土流之界”、“严格上官承袭程序”和“制定土兵征调法”等方宙论证了明代上司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全...     

木渎

木渎镇位于苏州古城西部，西邻太湖，是江南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有“吴中第一镇”之美称。相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取悦美女西施，在灵岩山顶建馆娃宫，筑姑苏台，运输建造用的木材堵塞了河口，留下了“积木塞渎”的传说。木渎是太湖门户，是沟通苏州的交通枢纽，与苏州城同龄，迄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明清时期，乾隆的宫廷画师徐扬绘有一幅写实性长卷《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芳繁华图》，其中一半篇幅画了木渎，清代乾隆皇帝南巡六下江南，六次驻跸木渎，可见木渎当年的重要以及其商业的繁华程度。     

论徐渭《四声猿》及明杂剧之复兴

正如谈起元杂剧不得不首论关汉卿,研究明杂剧,也不能不提徐渭。前者“初为杂剧之始”(朱权《太和正音谱》),对北杂剧有创体之功;后者《四声猿》则“代表了明代杂剧的转变”(赵景深《戏曲笔谈》)。明代杂剧,固然不如明代传奇那样光彩夺目,成绩斐然,但其精炼、其明快、其活泼,却也足以悦人耳目,彪炳后世。据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记录,共有作家109人,作品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