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秦汉经济文化交流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各兄弟民族在这个大家庭里互为依存而时有争夺。秦汉时期匈奴与中原间的经济物资互为依赖、风俗文化彼此交流的兄弟手足关系比以前更加密切。烏氏倮是秦始皇时期匈秦物资交流的代表。随着几十万人口进入匈奴,大量的农耕手工业产品进入该地,更多的畜牧狩猎业产品进入了中原。互为补充的经济依存关系,数千年来一直强劲地维系着中华各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完整体系。     

论匈奴族的两次经济转型

在匈奴及其先民活动于中国北方地区时,由于受到气候环境变迁和居住区域环境改变的影响,其经济生活由最初的原始农业逐步转变为高度发达的畜牧业,后又由畜牧业转变为中原定居农业.经过这两次经济转型,匈奴人为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创造了条件.     

东汉末年至曹魏初年鲜卑兴起的原因分析

东汉末年,由于政治越来越黑暗、国力不断衰弱,当时处于漠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迁离蒙古高原,还有部分迁入到汉族人居住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鲜卑民族占据了匈奴故地,为鲜卑部落联盟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加之当时鲜卑人民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交往,将中原文化和手工业制作工艺带入到鲜卑居住地,有效地推动了鲜卑社会的快速发展.鲜卑民族长期以来的军事掠夺也使其获取了一定的财力和人力,这些都为鲜卑成为蒙古草原上的新霸主提供了先决的条件.     

略述西藏民族手工业之格局与发展

手工业是继牧业和农业之后的西藏第三大传统产业.它的出现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然结果。它为藏民族的农牧业生产提供了各种生产工具,同时又维系着这个民族的生存繁衍并为此提供了各种生活资料.西藏的现代工业在经历了艰难而又曲折的发展道路后,至今其基础仍然十分薄弱,手工业生产就成为弥补现代工业不足的重要手段,同时它也弥补了现代手工业产品中民族特需产品的不足,丰富了西藏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内容。拙文是在1990年对西藏的拉萨、日喀则、山南等手工业较发达地区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一篇探讨西藏民族手工业之历史、现状以及总体发展趋势的论文.     

中原人口逃入匈奴及其受到信任使用

匈奴社会的管理比中原地区宽松,无以为生的中原贫民、留没匈奴之中原将士的亲属以及边民、奴婢等甘愿冒极大风险逃亡出塞,为的是去谋求生存.虽有障塞哨卡甚至腰斩酷刑却仍禁而不止.至西汉末年,汉廷所设四条恰从反面证明,时从中原北入匈奴谋求生存者已形成潮流.留居匈奴地区的中原人有一部分自愿参加了匈奴军队对汉军作战,还有中原人把穿井筑城治楼藏谷技术,以及计课人众畜物的疏记方法等带到匈奴地区.张骞、苏武、李陵等留居匈奴期间都曾娶胡妇建立家庭.李广利之死与殉葬无关.匈奴地区的中原人有人身自由.     

关于中华民族构成的思考

"中华民族是由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说法是否涉嫌把未识别民族排斥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外,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成分问题也是一个值得重新认识的问题,土生葡人是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已经成为必须正视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中华民族是由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的提法进行重新认识.这是关系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问题.     

明代蒙古地区和中原间的贸易关系

蒙古族历史上经营游牧的畜牧业经济.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农业和手工业不甚发达,因此历来就与城市手工业和农业发达的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以满足其物质生活上的需要.到了元代,蒙古地区归辽阳、岭北、甘肃三行省及中书省直接管辖,进一步加强了蒙古游牧经济和中原农业经济的联系.明代,蒙古族的统治集团虽然企图和明朝封建中央分庭抗礼,但他们也需要和明廷建立经济联系,蒙古族广大牧民对与内地保持和平统一的经     

东汉末年至曹魏初年鲜卑兴起的原因分析

东汉末年,由于政治越来越黑暗、国力不断衰弱,当时处于漠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迁离蒙古高原,还有部分迁入到汉族人居住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鲜卑民族占据了匈奴故地,为鲜卑部落联盟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加之当时鲜卑人民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交往,将中原文化和手工业制作工艺带入到鲜卑居住地,有效地推动了鲜卑社会的快速发展。鲜卑民族长期以来的军事掠夺也使其获取了一定的财力和人力,这些都为鲜卑成为蒙古草原上的新霸主提供了先决的条件。     

宋代西川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汉族同居住在边疆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的兄弟民族,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交流。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把大宗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输往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把大宗的畜产品和土特产品输往中原地区,共同为多民族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边疆地区兄弟民族以马交换中原汉族绢     

伊儒文化凝精品相融互补蕴涵珍——试析《回族典藏全书》宗教类之特色与传承价值

回族先民,上起唐宋胡客蕃商,贸易沿海港口,寓居通都大邑,开创扎根基业,历经蒙元色目人等,如潮东来,遍布中原,与周边民族和睦共处,全面交流,联姻嫁娶,渐趋华化, 形成人们共同体,凝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割裂之新成员. 及至明清,回族以"大分散、小集中"之地理格局,遍布全国城乡;工农兵学商,所在皆有,与各兄弟民族主要是汉族同呼吸,共命运,建设祖国,开发边疆.千百年来,西域文化被博大精深、宽厚开阔之华夏文化容纳,回回民族亦乐于适应这良好环境,使之在中华文明古国得以安身立命、生存发展,亟愿汲取华夏文化精髓,使两种文化避免冲突碰撞而巧妙地相互交流融合.     

自治与共治:民族政治理论新思考

现代民族政治意义上的自治产生于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之间的暂时妥协 ,存在着排他性和从属性这一对难解的矛盾。中国等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治生活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自治观念 ,实际已走上了民族共治的道路。民族共治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它是“后自治”民族政治生活发展的客观要求 ,是与民族政治民主和共和“三位一体”的命题。当代民族政治理论应当以共治为核心思想进行构建 ,并赋予自治新的含义 :“民族政治性组织合法”加上“民族政治人格平等” ,应当成为自治的新概念 ,对此可以“当家作主”来界定 ;由这种新自治观出发 ,共治就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二者的关系也可以得到科学的解释。民族共治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是批判各种片面的和非理性民族政治观念的武器 ,而实践价值则在于它是建设多民族统一国家、实现民族关系平等、自由与和谐的工具     

达斡尔族的农业民俗

达斡尔族是在我国最北方从事农业的民族,有着很久远的农业历史。达斡尔族在农业的大田耕作、园田耕作、农产品加工、节气、测农事、禳灾祭祀等民俗中,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在达斡尔族农业民俗中承传着古老农业民俗中物质及精神的成分,有着丰富的内涵,凝结了世代达斡尔人在生产实践中的探索与创造,是对人类文化的一份贡献。     

回族“清真文化”论

“清真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本文是从狭义上提出这一概念,也就是回族“清真文化”,体现了回族文化内在特质。我们认为发现和挖掘回族“清真文化”,是全球化背景下回族文化发展所应具有的一种“自知之明”。当代回族“清真文化”的“美人之美”对于回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论民族概念的政治属性--从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看"民族"与"族群"

“民族”是一种多元、多维和多层的综合性的社会存在 ,因此 ,随着观察者的立场、视角和背景的不同可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定义。本文仅根据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中使用“民族”和“族群”的情况 ,从考察欧洲法律文书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入手 ,探讨“民族”的政治属性 ,并以此展示近几年在国内广为流行的“族群”与“民族”的关系问题。充分认识“民族”的政治属性 ,将有助于我们消除在对待“民族”概念上的一些误解 ,有助于提高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理性认识 ,在实践上有利于各民族在国家层次上的整合     

西部开发与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中国西部是经济文化较落后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疆地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西部开发,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同步协调发展,既要依靠和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与合作,也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辽代修史研究

契丹族在入主中原前,其社会发展程度都低于中原汉族政权,入主中原后,努力吸取汉族政权的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生产方式及文化,加速了向封建化过渡的进程。因此,他们的修史工作既带有原有的痕迹,又在一定程度上糅合了唐宋的经验,表现出两者混合的特色。     

"东突"理论缺乏历史和现实基础

本文指出,"东突厥斯坦"是殖民主义者为了分裂、肢解中国而提出的政治概念,它既不是民族体概念,也不是民族学概念,与历史上存在过的突厥族和东突厥完全是两个概念.历史上,中央王朝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从未完全停止过.新疆的历史是由诸多民族和当代民族共同创造的.所谓"东突厥斯坦"理论,违背了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文化整合"语境下的西域文化

中华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当然 ,文化的多元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多元 ,更不是分裂的理由。古称“西域”的新疆 ,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极有特色的文化区。从表面上看 ,西域一向通行“胡语” ,特别是伊斯兰教传入并在那里生根后 ,西域与中原的文化距离似乎拉开 ,但实际上 ,汉化与胡化一直在祖国的这片热土上生动地进行着 ,特别是清王朝统一新疆后 ,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时期。应看到 ,经过 2 0 0 0年的政治文化整合 ,西域文化确立了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我们应继承中华文化整合的优良传统 ,使新疆各族干部、群众 ,在思想上、感情上和心理上达到“三个高度认同” ,即我们的文化是中华文化、我们的民族是中华民族、我们的祖国是中国。我认为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参照系的文化整合 ,应是祖国统一和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中国的民族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

自1949年以来,中国参照苏联模式建成一个"多民族国家",在50年代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政府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各地调查,最后正式"识别"出56个"民族",这样一个民族格局构成了现今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框架和所有制度、政策设计实践的基础。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建国后60年中国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实践,反思在民族工作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思考并开展对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讨论这一格局对今天中国民族问题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讨论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民族问题研究者面对的几大难题,简略分析了"民族识别"工作的基本情况。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解放,学术理论上也开阔了视野,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理应成为今后中国族群问题一个重要研究的专题。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二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民族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全党要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等特点;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等等.